中国遭遇的东海和南海危机，表面上是美欧国家搅局南海，深层原因是中国“汉字文化圈”长期以来已经失效。
文：王岳川
21世纪以来，伴随着全球化浪潮的风起云涌，文化已成为民族、国家持久发展的新动力，也成为最引人瞩目的国际话题之一。人们更加趋同于这样的共识：越是世界化，越需要民族化；越是现代化，越需要多样化；越是科技化，越需要人文化；越是经济全球化，越需要文化本土化。文化是人类的生活方式，是民族个性的表征。一个人没有文化就会轻飘飘，一个国家没有文化则会危机四伏，一个民族如果文化沉沦，其处境将极其危险。
文化争端，意在何方？
我曾经在日本金泽大学任客座教授两年，近年来又到过世界几十个国家，期间触及和发现了许多中国文化的海外形象与处境问题。和我们在国内所感受的大相径庭，东亚各国对中国19世纪以前的文化佩服之至，但是对20世纪以后的文化却充满隔膜，有意误读甚至敌视。不光是韩国申请一个端午祭的问题，连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象征的“四大发明”，在国外都受到了质疑。
如韩国学者以韩国庆州佛国释迦塔发现的雕版印刷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为据（1966年10月），提出雕版印刷和金属活字印刷是韩国人的“发明”。一些韩国学者撰文，称此经为新罗印本，刊印时间是公元706至751年，为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强调韩国是雕版印刷的发源地。有的韩国学者甚至呼吁召开国际学术会议，邀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参加，要求国际社会予以公认。那时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到了1978年，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馆长钱存训教授将这一消息传进来，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其实，1974年在西安西郊出土的单页雕版印刷品《梵文陀罗尼咒》（公元650～670年）已经表明中国是雕版印刷的发源地。1906年在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卷子本雕版印刷品《妙法莲花经》（公元695～699年），同样可以证明中国是印刷术的故乡。
为什麽近年来会出现诸如以上形式的文化争端？其重要原因是在全球化语境中，各国文化的发展必须求诸己身，进而是各地、各国文化自觉的表征，也是各地各国开始认识到文化力量之后有意识的自觉行为。
现在许多国家除了经济方面的争端，还在打文化仗。不仅是在经济上、政治上争大国话语权，而且在文化上争首发权成为亚洲文化的新动向。实际上，全球化中的“文化争端”是“文化冲突”的先兆。
当今世界，在原教旨主义倾向日益抬头，奥巴马主义走向霸权主义老路的危险时刻，面对文化争端，我们既不能走狭隘的民族主义道路，也不能走抄袭西化的道路，只能在宽容中庸、立己达人中走以中国自身为主，吸收世界优秀文化，守正创新，大幅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文化强国路，建立中国强大的文化战略话语。
强化中国文化软实力
当前中国经济日益崛起，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经济并不决定一切。历史上中华民族在最富的时候，往往就是灾难来临的时候。羊养肥了，狼们会更眼红。南宋时候，中国是GDP最高的国家，一直到清朝中叶中国的经济占了世界的三分之一，比今天美国占世界的比重还要大。但是富国不等于大国，大国不等于强国，强国不等于霸权之国。南宋的GDP虽然很高，但是却被元朝灭亡了；明朝的GDP也很高，但是清朝入关又灭了；康乾盛世以后中国的GDP又一度很高，但不久就被英国打败，并且是败仗不断。一个富国在丛林法则的狼群战术中是更危险的，一个真正击不败的民族，必定是精神的强悍，而不是只有财富盈门。
▲法国从路易十三时代起，就将文化称霸与称霸等量齐观，法兰西优雅的礼仪与文质彬彬的气质，使其成为欧洲风尚的准则。
当今，国际间的经济、技术、军事竞争正显现为“文化竞争”，或者说那种可见的国力“硬实力”竞争，已逐渐被更隐蔽的文化“软实力”竞争所遮掩，这无疑是国际文化未来的大格局。一个国家在经济振兴和强大的同时，文化建设变得空前关键。从经济到文化的崛起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只有经济和文化同时振兴，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同时并重，才能不断增强民族文化凝聚力，创造有价值的新思想新体系，其大国形象才能春风化雨般和谐服人。最近十年是中国全面认真制定文化战略，开始进行世界文化联盟和文化输出的时代。如果中国失去了这个机会，被动挨打就在所难免。因为国际不允许一个重经济和重军事的中国崛起，只允许重文化的中国崛起。此时，中国要有自己的文化自觉，去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但发现是困难的，因为要认识一个熟悉而陌生的自我。
一个明智的领导集团在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的噪音中，应该有魄力和眼光来参与调整世界文明进程。我们韬光养晦，但不能闭关锁国，我们强调和平共处，但不能无所作为！中国今天的文化软实力如果上升到国家的国策并落实到微观的战略实施中，中国的文化气象将在复兴之后而获更新。“攻心为上，攻城为下”，今天的国泰民安，仅仅靠军事、靠技术、靠经济是不够的。我们不能忘了“武能平天下，文亦安邦”的祖训，所以，富国一定要走向强国，前提是必须要创新，要有民族精神和文化自信。
中国崛起中的文化形象
大国形象包含四重，即经济形象、政治形象、军事形象、文化形象。中国形象中的经济形象是辉煌的，政治形象正在赢得越来越多的国家信任，军事形象也正在崛起和获得认同，但是文化形象却处于不利之境。
当代中国要真正实现“大国崛起”，不仅是以经济崛起作为支撑，更需要我们自身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需要以文化崛起作为持续发展力。古希腊神庙廊柱上镌刻着一句神谕：重新认识你自己。如何重新为世界所认识，有赖于重新认识自我，重新发现有异于西方文化的中国文化，重新发现东方。
事实上，中国遭遇的东海和南海危机，表面上是美欧国家搅局南海，使得领土争端和资源争夺问题日益复杂化。深层原因是中国“汉字文化圈”长期以来已经失效。半个世纪以来，整个东亚“去中国化”倾向十分严重，“汉字文化圈”已经被“美国文化圈”取代。南海一些国家唯美国马首是瞻，因此，只有“再中国化”和“重建汉字文化圈”，诸多问题才能良性解决。
发现东方，意味着强国文化身份重建与中国文化复兴紧密相关，意味着中国文化守正创新是国家综合实力提升的重要标志，也是推动世界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和谐均衡发展的基本保证。
▲文化扩张是英国政治扩张的重要支柱。在殖民地，英国用殖民教育培养了一批本土的英语精英阶层，时至今日英语也是许多国家的官方语言。
发现东方，当务之急就是要考察中国文化哪些部分已经死亡了或永远的死亡了？哪些部分变成了博物馆的文化而只具有考古学的意义？哪些部分变成了文明的断片可以整合到今天的生活中？还有哪些文化可以发掘出来，变成对西方一言独霸的一种补充，一种对西方的质疑和对话？当然，“发现东方”是要发现经过现代化洗礼的东方，不是要怀旧，也不是要退守，更不是张扬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要将中国当代新问题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新框架中重新提出，并重新去解读中国传统文化的诗性哲学和独特理论。
有人认为，全球化是全世界所有国家变得越来越“西方化”的过程，也即实行自由市场，接受西方资本、私有化、法律法规、人权制度和民主规范的过程。其实，这种梦话正在被中国崛起打破！可以说，西方对东方现代性的垄断将随着中国全面崛起消逝，在国家软实力和硬实力同步发展的将来，人类将反省一个世纪以来的“东方西方化过程”，而开始“西方东方化”的和平过程，即用中国的“三和文明”（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世界和平）对话或取代西方的“三争文明”（人人竞争、集团斗争、国际战争）。中国崛起将不是中国越来越像西方，而可能是西方世界开始吸收中国经验智慧。
中国文化创新与输出
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必须向海外输出传播中国文化，以避免文化冲突升级而导致文化战争；在国内学术界和国际文化领域应寻求双重对话，将20世纪的“全盘西化”转化为21世纪“中西互体互用”。
东方和谐、和平文化精神可以遏制西方丛林法则的战争精神，用和谐文化减弱冲突文化的危害。在战争频发乃至恐怖主义遍布世界的今天，在人类文化在西化主义中面临“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的情态下，在人类精神生态出现价值空洞和生存意义丧失的危机中，在全球遭遇地缘战争威胁和核战爆发危机时，我们必须思考人类未来究竟应何去何从？！作为东方大国应该深思，中国文化应该怎样创新并持之以恒地输出！中国应该站在人类思想的制高点上来思考人类未来走向，文化创新和超越应该成为新世纪的人类文化精神坐标！东方文化守正创新必然使西方文化单边主义和军事霸权主义遭到质疑并走向终结！
中国文化可持续输出，已然关系到大国文化安全。前沿学术对话可呈现当代中国思想变迁踪迹：无论是从经济上清理跨国资本运作与文化霸权的关系，还是从文化上看数码复制时代的精神世俗化平面化问题；无论是厘清美国全球化时代正在走向衰竭，还是提出应该尊重中国在亚洲具有的独特文化意义——东亚的现代性价值观与信仰、社会机构与语言节日，都意在强调西方必须重视中国声音，而我们不能再让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败坏国家精神。
中国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但中国文化从来不是高势位地征服别人。文化是一种对等交流的东西，近代中国科技和制度一度落后，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文化精神和思想学术就一无是处。中国文化作为中国思想中精微的部分，能承载21世纪独特的中国本土精神，并可对人类未来发展尽一份文化重建之功。中国在努力学习西方科技现代化的同时，应该从一个世纪的“文化盲视主义”，进入到当代中国“文化发现主义”的精神自觉层面，再到积极主动地行动起来的“文化输出”时代，所以，文化创新变得非常重要。
《山径春行图》马远，1949年辗转至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
文化创新遭遇的一个强敌就是中国的文化失败主义，这是对内而言。对外而言，中国文化形象模糊不清，甚至危险可怖。内部的虚空与外部的游移不定是中国最大的文化安全问题。文化创新是要培育一片生态世界，阳光与雨露，内部的协调和团结，外部的蒸蒸朝气是中国文化健康发展的必要保证。新的文明时代将是一个后传统的时代，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比如和合文化等观念依然对这个世界产生重要的精神作用。而随着太空文明时代的逐步发展，文化世界观的逐步拓展，我们处在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中国文化将走向健康的发展道路，从体系创新、范畴创新，到文化创新，时代给了中华文明以新的机遇。我们应该抓住机遇，以大文化视角审视当前世界文化的“游戏规则”，探讨中国文化主动参与“游戏”的可能性，同时也不放弃对规则的修改权。这个时代给中国的最大使命就是建构中国文化精神和重塑中国形象。
“文化输出”是一个文化战略问题，明白人会意识到其重要性。我们不可能军事输出，不可能政治输出，也不可能像早年“四大发明”那样科技输出，但我们的文化是可以输出的。后殖民主义，包括之后的生态文化主义，都强调东方可以屏蔽西方的一元独霸、霸权主义、单边话语，使对话温馨、多元。我认为，东方带有女性化，西方的强悍带有雄性化。这个世界仅仅是男性中心主义是不合适的，需要女性的东方的柔性浑厚、和谐共生、多元并存、以退为进的方式。这个说法后来慢慢得到一些朋友支持。最近有坚持西方中心主义的人说：“世界就是世界的，不存在东方和西方”。这是错的。“世界是世界的”，这是黑格尔的一元论和整体性思维，在后现代面前早已土崩瓦解了。这世界东西方都没法“区分”开的话，那德里达的“差异”性如何理解？他区分得非常非常细，还不仅仅是东方，中东、近东、远东，远东当中的中国、日本、韩国，韩国的各个民族，中国的56个民族，区分得非常细，怎麽能说世界是世界的？这是典型的西方单边主义！
有人认为，西方没有文化输出而风行天下。这种说法是不负责任的。西方真的没有进行特意的文化输出吗？他们的文化是自然而然被全球认同的吗？我认为不是这样，任何既定的结构和中心都是人类行为的后果，西方文化在全球的被接受也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西方人自觉地文化输出达到的结果。至于第三世界国家能否有效地文化输出，这其实涉及到经济实力与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我认为文化输出与国家的经济实力之间是有联繋的，但后者并不是文化输出的决定性因素。事实上甚至在西方国家的综合国力赶超中国之前，他们的文化输出就开始了。可以说，在现代以前，文化输出早已经存在。
历史上许多大国兴起的同时必然借助一整套文化战略巩固并推广自身的意识形态。英国在成为日不落帝国的同时，也将英国文化、语言、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甚至文学艺术渗透到了帝国势力所能达到的每一个角落。在殖民地，英国用殖民教育培养了一批本土的英语精英阶层，时至今日英语也是许多国家的官方语言。文化扩张成为了英国政治扩张的重要支柱。法国则从路易十三时代起，就将文化称霸与称霸等量齐观。法兰西优雅的礼仪与文质彬彬的气质，使其成为欧洲风尚的凖则。1635年路易十三时期的首相黎塞留创立了法兰西学院，其目的就是保卫和弘扬法兰西语言和文化。法国对于自身文化控制和推广工作的高度重视，使法语在18世纪成为欧洲上层社会的社交语言，无形中又强化了法国作为“文明标凖”的国家文化形象。
在实践层面上，我认为文化传播机制是一个大问题。美国文化借助全球化的契机传播到世界每一个角落，可口可乐、麦当劳、微软、美国大片几乎无孔不入，而亚非拉的原生态文化丧失了抵抗能力，只能逐渐边缘化或者被改造；非但如此，在WTO、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内部，奉行的法律依据和程序也几乎是美国国内法律的翻版，有意无意之间，美国文化的逻辑已经改造了人类的思维、情感、认同、审美、交往甚至家庭生活。美国用三大片——薯片、芯片、大片——策略就征服了世界。这三片在IT界、媒体界、影视界无疑是一场革命。这三片是美国全球最大的一个模式，包括它的文化输出，都是大规模的。从1996年开始，美国的文化产业已经超过航空、重工业等传统领域，成为美国最大的出口产业。美国的文化产业已经占美国GDP的25%左右。这一点就可以说明，美国花了多大勇气来做它的文化宣传。
▲美国用三大片——薯片、芯片、大片——策略就征服了世界。这三片在IT界、媒体界、影视界无疑是一场革命。从1996年开始，美国的文化产业已经超过航空、重工业等传统领域，成为美国最大的出口产业。
与美国相比，迄今为止我国的文化产值所占GDP的比重还很小，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文化战略应该真正有一批人来做。而且，中国的文化教育应该重新制定，制定大国20年文化方略和方案。我相信，随着国家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开展，局面会有所改观。
中国文化的重要使命：“再中国化”
韩国从2000年开始恢复使用汉字，并在中小学推行1800个汉字教育；日本也在“脱亚入欧”的喧嚣后让日本学生重新开始学习汉语，每年都有数万日本学生接受汉字水平考试；而越南与中国的边贸十分火热，汉语也成为与英语同样的热门外语；新加坡政府近些年来主导民众“讲华语运动”，新一代华人使用普通话的现象日益普遍。可以说，新一轮的汉语热，说明了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未来的信心，中国的发展将带动周边国家的发展，乃至世界的发展。
这些仅仅是再中国化的表面现象而已，实际上，再中国化仍然需要作出深度的分析。最表面的再中国化很简单，无非是学习汉语，练习书法，记一些中国的历史、文化知识而已，这种再中国化是表层的，也是元素化的，不是整体性，但这一层次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因为这些元素虽然呈现断片化，但对一个人的影响却是潜移默化的。也许某个外国人看到一个汉字就萌发了对中国文化的由衷热爱，而不是中国一上来就强行灌输中国文化有多好有多美。
继而再中国化的中层模式，是让中国文化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凖则，比如礼仪文化，孝顺父母，尊老爱幼等等。其实，这些传统美德离我们越来越远了。有了孩子，却没人赡养；见义勇为，却被诬陷；施以爱心，却被欺骗；肆无忌惮、为所欲为、贪污腐败……曾经有学者疾呼人文精神失落了，其实这恰恰是传统文化精神失落的表现。传统中国道德精神所颂扬的谦谦君子、淡泊名利的老庄精神，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大夫精神如今并没有深入人心。
最后是再中国化的高层模式，中国文化的理念与精神。其实，中层模式就已经触及这个问题了。秉持中国文化的理念与精神的人，就是传统的中国文人、君子乃至圣人。秉持中国文化的理念与精神的国家，就是和平的国家，尽管并没有真正实现。
元素的再中国化、生活的再中国化与精神的再中国化是再中国化的三个层次，对文化中国的外围而言，他们多停留在元素的再中国化上，但有可能抵达中层和高层模式。但是，再中国化并非灵丹妙药、法力无边，仍然要有审慎地反思：再中国化的中国究竟是哪个中国？可以说，再中国化充满着巨大的文化空间和思想空间，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抽象的、完美的中国存在那里，让我们高枕无忧地随取随用。
知行合一重塑中国形象
一旦有了文化自觉之后，如何将文化责任意识和历史使命意识落到实处，实现我们的文化强国之梦，不仅需要国家进行文化战略的顶层设计，也需要社会各层面的鼎力支持，更需要民衆个体的亲力亲为。觉醒之后的路该怎么走，答案就在行动的路上。
知行合一方为正途。思想意识必须转化为行动实践，我们的文化软实力才能落到实处。知行合一，要靠坚毅不拔的毅力往前推进，在行动中排万难而不断坚持下去。我们的文化思想应该从空泛、空谈中超越出来，从纯粹知识考据中挣脱出来，去审视现实急需解决的问题，去关注生存所面临的危机。对我们这个民族而言，首先要强调的与其说是“理论思维能力”，毋宁说是“独立思想能力”。“理论思维”固然是我们缺乏的，但首先应该有一种思想自觉性。理论思维如果没有了自觉性和独立性，我们的思想就会人云亦云，不得要领，也就没有价值。理论思维如果没有了现实性，我们的思想就成为虚无缥缈的东西，也就没有意义。理论思维如果失去了个人性，我们的思想就会成为没有身份、没有激情、没有血肉的学究式的思考，成了空中楼阁，空洞而苍白。因此，如何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如何用自己的耳朵去倾听，如何用自己的嘴巴去说话，如何用自己的大脑去思考，如何用自己的手脚去行动，就越发显得重要了。所以，既要锻炼理论思维，也要锻炼其他能力。对中国而言，切不可将思想的能力替换为能力本身。思想能力是重要的，但行动的能力、实践的能力、落实和贯彻的能力也同样重要。当代中国不应该再次迷失在纯粹理论思维的道路中，不应该再次丧失对现实的独立思考能力。中国当代的思想家，不缺乏喧嚣与热闹，缺乏的是冷静与凝思以及积极、富有成效的行动。
今天，我们不得不反躬自省，究竟人们应该对思想采取一种什麽样的态度或者方法？对事情采取什麽行动？
在新的语境下，必须重视呈现中国文化身份。“文化身份”意味着某种文化只有通过自己文化身份的重新书写，才能确认自己真正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精神，成为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和精神向心力，也是拒斥文化霸权主义的前提条件。因此，今天不仅需要全面振兴传统文化和创造新文化，为了减少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误读”，更需要坚持文化的可持续“输出”，注重在国际事务中展示东方文化的独特思维方式，将文化命运和中国的命运联繋起来，在全球化中抵制一体化神话，彰显东方文化身份，重申中国文化立场，进而将文化中国的命运和整个世界的最新发展联繋在一起。在新世纪的国际化平台上，抓住时机重塑有独特魅力的中国形象，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步骤！
当代中国的一些食洋不化的全盘西化者，无视中国大国崛起的事实，坚持西方的月亮比中国圆。这种后殖民心态使得他们将自己的姓名改成洋名，对坚持中国文化创新的学者加以打压，听到“中国元素”就指责为封建保守，见到“中国经验”就称为民族主义，谁提出“中国文化身份”就给谁扣上“文化保守主义”的帽子，谁坚持“文化输出”就认定谁“反对现代性”或者“文化沙文主义”。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这种文化虚无主义与文化失败主义的情结与“去中国化”的逻辑，居然具有内在一致性。
一个大国不是谁想成为就能成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是历史选择的，是基于各类物质和文化的条件。没有一定的国土、人口、经济、历史、文化做保证，成为大国是不可能的。而具备了相应的国土、人口、经济、历史、文化，不想成为大国也不可能。因为，有人会将你视为大国，并且还是垂涎欲滴欲瓜分而后快的对象。作为被历史所赋予的大国，中国究竟是做一个任人宰割的羔羊大国，还是做一个肆无忌惮挥舞大棒的恶狼大国，或者做一个富有正大气象的道义大国？这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去思考。
未来世界中国文化何处去这一重大问题，不仅关涉到中国的和平发展，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和谐发展。对此，我们应该把国家战略的建构和文化外交方略的制定联繋起来，在可持续的文化发展和精神生态平衡中，将东方文化的和谐精神不断播撒向整个世界，在中国文化的世界化进程中，使中国文化整体创新成果世界化，成为人类不可或缺的精神元素。
因此，中国需要重新认识自己在世界文化中的位置，意识到中国不应该满足于人类物质生产加工厂的地位，也不应该基于若干个人财富积累走一条非可持续发展道路，更不应以谋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而导致“中国威胁论”。我们应通过提升个体的文化修为，促使民族文化逐渐走向自觉自信、从容高迈，不再渴望中国文化走向“西化”，而是渴望中国文化在“再中国化”之后获得新能量和普世性，与西方优秀文化在差异性文化互补中，成为真正的大国文化，进而提升人类内在心灵新境界。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本文首刊于《东方文化》杂志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