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含章，(1916-1989)，化名康明德、马尔沙，笔名章鲁、子元等，是我国著名的民族问题理论家、宗教学家和藏学家。鲜为人知的是，在他的青年时代，他曾经进行过花儿的搜集整理，并开创了花儿的理论性研究。他从花儿的丰富的文学内容和绚丽的音乐形象两个方面，对花儿渊源、流派、格律、语言结构、音乐特征、演唱形式作了深入地研究，系统地提出花儿学方面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在许多方面有独到的见解。至今，在花儿研究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还没有人能超越当年牙含章先生研究的范围和达到的学术水平。牙含章先生为我们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民族民间文学遗产。
牙含章
花儿研究成果
牙含章对花儿的研究成果现存三个部分：一是他写的一篇花儿研究文章——《花儿再序》。这是一篇内容丰富、材料翔实、论证严谨的理论研究文章，内容包括花儿分类及结构方面诸多问题，如花儿流行区域，花儿的分类，花儿的构成要素，花儿格律句式，花儿的音乐形态，花儿曲令，花儿的音调，花儿方言，花儿的虚字、衬词、衬句，花儿对唱，花儿会场等，囊括了花儿的基本理论问题。二是他搜集整理的100余首花儿歌词，这里面包括本子花儿——《杨家将》《三国》《清朝传》，叙事花儿——《十二月》《五更曲》《二月杏花天》和40多首“野花儿”。三是关于花儿注释的一封信，主要论述了花儿中的地名考证问题。
这些材料是牙含章1936 年在夏河拉卜楞寺为五世嘉木样·丹贝坚赞活佛和活佛的哥哥拉卜楞保安司令黄正清做翻译和秘书时，寄给《甘肃民国日报·副刊》的稿件，后被张亚雄先生收入《花儿集》一书，该书因流传不广，所以，长期以来人们无法认知牙含章先生对花儿研究的全貌。
2002年10月底，我写出了《牙含章对花儿的研究》一文的初稿，请牙含章先生的外甥女（即他小妹妹的大女儿）唐秀兰女士过目。她看后提议向她的姨妈（即牙含章先生的大妹妹牙伯琴）询问牙含章先生研究花儿的情况。同年 11 月 16日，在唐秀兰姐妹的陪同下，我拜访了牙伯琴女士。她清楚地记得牙含章先生研究花儿的时间是1932年至1933年间，那段时间牙含章先生从兰州上学回来后在临夏闲居。她说：“我们老家（即和政县买家集牙家嘴）周围兴唱山歌（花 儿）。哥哥在老家上学的时候，经常把听到的山歌记在本子上存起来。哥哥研究山歌写文章，是他从兰州上学回到河州城，在家中闲居的一段时间搞的。时间大概在民国二十一至民国二十二年（1932年—1933年）他十七八岁的时候。当时，我们住在大柳树巷的上下院。有一段时间他整天在下院抄写的都是山歌，有厚厚的一叠。我们进去，他不让看，把我们赶出来，他倒扣上院门写。大约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搞这个事情。他结婚之后，再也没有见过他写这类东西，后来，他为避兵乱又到夏河拉卜楞去了。”
花儿研究的背景与原因
从牙伯琴女士提供的情况可以看出，牙含章先生整理研究花儿时的思想状况、时代背景及心理动机。具体地说，牙含章先生研究花儿的外在原因，是他在兰州上学时受到“新文化运动”中搜集民间歌谣的影响，因此他也积极搜集自己家乡的民歌花儿。从内在的因素讲，在家庭骤遭变故，在丧父失母余痛未消，又无助的苍凉心境下，从搜集整理研究花儿中，既有得到安慰、解脱苦闷的精神需求，又有走文学道路的初衷。
民国五年（1916 年），牙含章出生于和政县的一个殷实的家庭，他的父亲牙善清是当地有名的文人学士，任过和政龙泉学堂教习和临夏风林学堂的教师。后为凉州军阀马廷勷赏识，聘为管其大河家老家财务的师爷。从大的方面来说，当时统治甘肃、青海、宁夏的马步芳、马鸿逵两大家族除内部倾轧外，还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残酷的势力角逐，使得甘肃政局更加混乱，各族人民遭受的苦难更为深重。牙含章在兰州上学的几年中，耳闻目睹了这种状况。从小的方面来说，当时他的家庭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父亲为保马廷勷家族的财产而殒命，导致家庭破碎，资财散失，经济状况一落千丈，牙含章自己又无法继续升学，还要照顾年幼的两个妹妹，今后将走向何方、命运如何，都是未知数。这些使他陷入国家、家庭和自己命运的深深的忧虑之中，其心境何等的凄苦、何等的苍凉。在这种情况下，他研究花儿，表现出其精神上同下层民间心声融为一体。花儿中体现出来的人民性促进了他思想的觉悟，意识上同苦难的老百姓心心相印。花儿深厚的文学性，也试图引导他走文学道路。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花儿的苦难中追求光明的达观精神，促使他从思想上同苦难的中国老百姓命运紧紧结合，而引发自己对前途的积极追求。张亚雄参加编辑《甘肃民国日报·副刊》“征花”时，牙含章便把自己研究花儿的文章《花儿再序》及精选的100多首花儿唱词寄给了张亚雄。不久，他随五世嘉木样活佛赴藏。其间，他从一张印度侨报上得知抗日战争爆发，便决定去延安寻找共产党，征得五世嘉木样的同意后，绕道印度、新加坡、经香港到达延安，走上了革命道路。牙含章先生对花儿的研究，对他积极追求人生的价值，产生了影响。
2002年11月，在我找过牙伯琴女士后，唐秀兰女士打电话向其现居北京的舅妈——牙含章的夫人鲁华女士询问此事。鲁华女士在电话中告诉她：现存放着一本牙含章先生保存下来的《花儿集》，书中有牙含章先生的批注和记号，若需要她可以寄来让我看。2002年11月30日，鲁华女士寄来了《花儿集》。这是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一月由重庆青年书店出版的初版本，书中有牙含章先生的三段批注，和十多处用毛笔或红铅笔打的记号，标出他所撰写的文字。另外，对第七章《花儿再序》和第十章第五节《关于注释的话》一些排印中的漏字、错别字进行了校正。
临夏研究花儿第一人
牙含章先生对花儿的研究成果，长期湮没在张亚雄先生所著的《花儿集》中。张亚雄先生虽然在书中多处提到牙含章先生给他寄的文章、写的信件和搜集整理的花儿，但叙述比较零散，无法看出牙含章先生花儿研究的全貌，直到牙含章先生在《花儿集》上的批注的发现，以及牙含章先生的亲属们对其整理研究花儿的回忆介绍，才使我们对他著作的全貌及研究的整体情况，有了比较清晰地认识，才能做出比较全面客观的评价。
牙含章是临夏知识分子中整理研究花儿的第一人。先生生长在花儿盛行的地方，自小受到花儿的熏陶，熟悉并喜爱花儿，并能认识到花儿是人民心声的流露，也是社会生活的深刻反映。花儿歌唱纯洁爱情、讴歌真善美的艺术魅力常常震撼着他的心灵。花儿反映人们现实生活中的惆怅和苦累，引起他对人们的同情；花儿反映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期望，也增强了他对生活的信念。他研究花儿，既有对人民命运的关注，也有讴歌真善美的动机，以此激励自己追求光明的信心。先进的知识分子总是从了解人民的心声中，确定自己的前进方向。作为一名青年知识分子，牙含章在20世纪30年代，在国家处于水深火热的时候，进行花儿——人民口头创作的搜集、整理、研究和利用，已经明显地染上革命的色彩。因为这个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文艺运动领导的加强和“左联”提出的“文艺大众化”的实际要求，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开始迅速地关注民间固有的文学艺术。牙含章先生从花儿研究中鼓起生活风帆，走上了革命道路。花儿研究是牙含章先生早期的一项重要学术活动。“花儿著述”是牙含章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对我们实事求是地分析牙含章先生早期的思想，深入研究牙含章先生的早期活动，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
花儿著述是《花儿集》的精华
牙含章先生的花儿著述是张亚雄先生所著《花儿集》中的重要篇章和精华部分，他对花儿研究的思路，影响了《花儿集》的编写和出版。出版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抗战时期的《花儿集》，是继袁复礼先生发表于民国十四年（1925 年）北大歌谣周刊上的《甘肃民歌选——话（花）儿》文章和31首花儿之后的一本全面介绍花儿的著作，这本书所提出的花儿学方面的观点至今熠熠放光。它是花儿发展史上的一本极其重要的著作。张亚雄先生对花儿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功不可没，对保存牙含章先生的著作也功不可没。牙含章先生的花儿研究著述是这本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了这本著作的质量也是客观事实。综观《花儿集》全书，花儿学理论方面的建设，主要由“花儿再序”这篇文章完成。《花儿集》介绍花儿的文章共有 3 篇，即《花儿序》《花儿后序》和《花儿再序》。其中前两篇由张亚雄先生撰写，后一篇由牙含章先生撰写。牙含章先生论文附歌词选的编写方法也启发了张亚雄先生对《花儿集》编辑体例的确立。牙含章先生为《花儿集》的成书作出了重要贡献。
牙含章先生在花儿研究中所阐明的一些理论问题，对现在的花儿研究工作仍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牙含章先生关于花儿的句、令、调三要素的观点，花儿是对歌的观点，花儿倒装句与藏语关系的观点，花儿会场的形成观点等，对于我们解开花儿学上的一些疑问和谜团，打开我们的研究思路，会有很大的帮助。
牙含章先生提出的保存花儿“原来面目”，保持花儿对唱的“旧姿”，和保护花儿会场不被“儒化”的主张，对现在抢救、保护、开发、利用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工作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作者：郭正清
编辑：陈建红 责编：马志涛 审核：范海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