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是查良镛的事业，《明报》是他一生的奉献。
文 | 阿树 编辑 | 吴钩
不是金先生，不是金大侠，人们叫他查生，从总编辑到排字工人，上上下下，无不如此。
查生长着国字脸，四四方方，喜欢笑，一副眯眯眼，有江南人的温柔，严肃中带着木讷。
在报社里，查生并不是滔滔不绝的老板，他广东话不太好，国语也不怎么样。跟员工和作者们交流时，查生更喜欢传字条。他在字条上写错别字的矫正、标题的修改、以及稿子意见处理。十多年里，查生在明报到底写了多少字条，无法统计。但合在一起，必然是一部创报史。
恣意飞扬的小说背后，其实是一位兢兢业业的报人，大半生奉献给报馆。
查良镛从重庆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退学后，尝试过自己办一份刊物，但纸价飞涨，创刊就成了终刊。后来他就去了东南日报做翻译，每天晚上八点开始工作，一边听广播一边翻译。枯燥的工作之余，小查化身咪咪博士，主持幽默副刊，讲一些生活笑话，偶尔也来点恐怖故事调节情趣。
1947年，小查进入上海《大公报》做翻译，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新闻圣地，代表着读书人和知识分子的正气。《大公报》有许君远、胡政之这样的前辈楷模，让金庸感到一个报人的理想和责任。
不过，当他的命运与《大公报》一起打包到香港时，思想上的裂缝出现了。香港《大公报》断绝了过往知识分子立场的传统，成为一份左派报纸，作为员工，他时常感到违背本意的难处，不免失望和苦闷。
1957年，查良镛离开《大公报》，没有任何资本背景的情况下，创办了《明报》。查良镛主张要办成一张精致的、生动的、健康的小小报纸，迎合港人“好笑又好气”的读报口吻。
随后，他又探索出新的策略，提出“公正与善良”的办报理想，主张不左不右，绝对中立。这种既想严肃又要轻松的定位，在艰难的办报初期，摇摆不定，导致《明报》不见起色。到了60年代初期，靠着大量猎奇、猎艳的低俗新闻，《明报》好歹才涨了一些发行量。
另一边，金庸的武侠小说也在不断发起攻势， “神雕”和“倚天”两部长篇同时连载，外加《白马啸西风》这样的短篇小说，火力全开，以挽救发行量，以至于金庸本人也成了部实打实的写稿机器。
1962年，大逃港发生，每天几千人涌入香港，港英当局开始大抓捕，《明报》的记者们开始愤恨不满，每个人都在质问，“这样的大消息为什么不登？”
机会面前，查良镛却顾虑重重，担心《明报》出风头会影响未来的生存，不过一番思想斗争后，查良镛最终派出了大部分记者。5月15日开始，《梧桐山上惨绝人寰》、《边境汕头一篇呼儿唤母声，闻者心酸肠断》等标题开始出现在这家娱乐性的报纸上。查良镛也发出了《火速！救命！》的社评。
一向主张中立的他，甚至开始主持报社的救援，派送救济品。
这样的决策，让《明报》在香港报界声名鹊起，赢得读者的爱戴。发行量迅速翻倍，广告逐渐涌入，站住了脚跟。《明报》也逐渐从一份娱乐休闲小报，变成一份格调较高的大报。
实际上，受过老《大公报》熏陶的查良镛，“文人论政”的梦始终潜伏在他生命当中，他的野心，绝不只是写写娱乐大众的小说。
于是，金庸写小说，查良镛就写社论。《明报》在读者中权威性的建立，也离不开查良镛的社论。社论有时用来呼吁社会良知，有时舌战群儒，更多是尖锐批判恶政，体现了很强的思想性。尤其是到1959年底开始，原本三天写一篇，变成每天都写。
六十年代中期，查良镛在社论里预感到了内地政治的变化，预测大变局将临，随后“文革”爆发，对时事的分析非常精准。
报馆的经营上，查良镛精打细算，可以说非常的精明。他说，“我办报办了几十年，对于一磅白报纸的价格、一平方英寸广告的收费、一位职工的薪金和退休金、一篇文章的字数和稿费等，长期来小心计算，决不随便放松，为了使企业成功，非这样不可。”
亦舒找金庸加稿费，查老板倒是干脆：“你又不花钱的，加了稿费有什么用？”亦舒在他的报纸上写专栏骂他，他笑：“稿照样登，稿费照样一点不加。”
作家林燕妮要求金庸增加稿费，金庸换了一套说辞：“你那么爱花钱，加了又花掉，不加！”
《明报》的老员工们抱怨查老板工资开得低，却给新员工开很高的工资。查老板对外说明报不炒人，这是事实，但只是事实的一半，大部分人因为工资太低了，主动离开，哪需要他炒。
微薪制阻挡不了求职者对《明报》的热情，来这里工作，毕竟是光荣。
凭借着精明的经营策略，《明报》逐步开始集团化发展。1965年，查良镛创办了一份纯粹精英主义的思想刊物，《明报月刊》。“明月”二字，从此成为华人知识分子心中的圭臬。之后，一份偏重风花雪月的娱乐周刊也登场，《明报周刊》。
另外，随着《新明日报》、《新名晚报》、《华人夜报》等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创办，查良镛的报业王国，逐渐形成规模。
二十年惨淡经营，《明报》日发行量一度达到20万，创造了最高销量，明报周刊发行量也一度超过30万。1990年，明报集团年赢利达到7000万港币，1991年冲破1亿。
正是在这时，查良镛决定转手卖掉明报。接手的是一位名叫于品海的年轻人，与查良镛毫无关系。没多久，《明报》再度易手，查良镛一手打造的报业帝国，也转入颓势。
报纸是查良镛的事业，《明报》是他一生的奉献。1996年，明珠台采访查良镛，他毫不犹豫：“下辈子，还要做记者。”
来源｜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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