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戚梦颖
2021年底，门冬冬订了从成都去大理的机票，决定在那里跨年。
她的朋友在大理租了个有8个房间的小院子，半年的房租不到5万元，人均每月只花费1000多元。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星期后，门冬冬决定在今年实现工作空间自由，开始数字游民的生活方式。
门冬冬朋友在大理租住的小院（受访者供图）
数字游民，英文为Digital Nomad，最早源于1997年的一本书名。这本书畅想了在网络通讯技术的加持下，人类天然的旅行欲望可以在移动的工作、生活中再次被满足。
当然，彼时全球互联网技术与基础设施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书中的想象更像是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但随着网络科技的飞速升级，憧憬很快就变成现实。
全球最大的数字游民社群Nomad List收录了全球1000多个城市的相关数据
2022年初发布的《2021中国旅居度假白皮书》显示，超六成年轻人渴望成为办公地点不固定的“数字游民”，在工作的同时享受度假生活。
如今，中国也涌现出一批数字游民生活方式的践行者，他们或是远程办公的公司员工，或是依靠互联网工作的自由职业者。他们游荡或暂居在国内多个城市，云南大理、海南陵水、浙江安吉等地都有着数字游民的社群。
这是新“游民”们的故事。
疫情，转机
Nian已经做了快两年的数字游民，她是个90后北方女孩，主业是视觉设计师。
前不久，Nian在浙江安吉工作了一段时间，其间还抱着电脑拜访了杭州和鲁迅的老家绍兴。结束这段体验后，Nian“回到”云南大理。
如今，大理已经成为这个北方人的常驻地。Nian第一次去大理，是在2020年末。
同年初，Nian还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担任创意总监。作为一个设计工作者，Nian也逃不过无休止的内卷与加班。在那时，Nian正在依靠手头累积的资源，筹办她自己的设计工作室。
几乎在同一时期，新冠肺炎疫情袭来。Nian突然发觉，在那段时间里，身边的同事朋友基本都在居家办公。这也唤醒了她在法国读书时的记忆。
在2017年回国前，Nian在法国读设计专业。在法国实习期间，各种各样的假期给了Nian很大的时间与空间的自由，彼时她就开始带着电脑，在欧洲一边旅行一边工作。
后来，Nian才意识到，原来自己早早就践行了数字游民的生活方式。疫情期间被迫居家办公，也让Nian意识到，对于她而言，地理位置并不能限制她的工作。于是，Nian辞掉了互联网公司的工作，等到疫情有效控制后，动身出发到了大理。
数字游民并没有一个确切统一的定义，但这群人最大的特征，就是通过互联网完成工作获得收入，无须办公室等固定工作场所。
现在，Nian经营着自己的工作室，靠着设计本业和为旅游、生活方式平台撰稿获取收入。“只要有网络，去哪里其实都可以工作。”
Nian在大理的洱海边、苍山上工作（受访者供图）
与Nian类似，疫情也为阿绵的人生岔路口指出新的方向。
阿绵是福建人，95后。2018年从国内大学的广告专业本科毕业后，她选择去澳大利亚边打工边旅行。“我本科期间实习过，很难接受在办公室朝九晚五的生活状态。因此刚毕业时，我还不确定想做什么，就决定出去看一下外面的世界。”
2019年下半年，阿绵又去新西兰待了三个月，然后回国。在她的计划中，她打算2020年去西班牙留学。然而，疫情发生后，留学搁置，阿绵的身体也出了问题。“每天都待在家里，差不多到了很抑郁的状态。”
为了调整自己的身心，阿绵开始了解大量的资讯，由此也接触到数字游民的概念。阿绵觉得，比起晋升与经济收入，工作自由度对她而言才是最重要的，远程办公也成为她想要尝试的新方式。
2021年3月，阿绵线上入职一家外国公司，担任数字营销项目经理。在福建的家里，她把工作集中安排在效率较高的上午，下午与客户开会、处理品牌事宜。“一般每天4～5个小时就能做完工作，最多也就7个小时。”
阿绵就这样在家工作了5个月。居家原创办公给了阿绵最大范围的自由，但伴随而来的也有孤寂。阿绵自言是个爱交朋友的人，但在那5个月中，阿绵几乎没能发展出新的友谊。
于是乎，阿绵从福建飞往云南，落脚大理。“我在不同的环境下尝试办公，比如咖啡厅、自己租的小院子、洱海边，甚至是某次在和朋友看戏剧的时候，临时为了处理工作，我坐在看戏剧的门口地上办公。”
临时办公场所（阿绵供图）
如今，大理几乎聚集着国内最多的数字游民。Nian和朋友一起出钱出力，在大理开办共享办公空间，为落脚大理的数字游民提供办公和社交的场所。
Nian说，通过运营这个社群空间，她就结识了上百名数字游民。“去年认识了一个在外国科技公司中国分部工作的员工，因为他们公司可以申请长期远程办公，后来他呼朋唤友，带了一帮他们公司的员工都来大理了。”
自在游走
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而国内的数字游民们也过着候鸟式的生活。
在过去两年中，Nian的旅居生活不仅限于大理，昆明、西双版纳，海南的陵水、文昌，成都、重庆以及河西走廊上的城市都留下了她和伙伴们的身影。
2021年夏季，Nian和志同道合的伙伴们开着两辆车，在河西走廊上走了一圈。“听起来像个旅游团，但我们的日常节奏完全不一样。大家早上基本8～9点起来，找个地方工作。中午品尝一下当地的食品，到了下午下班时间之后才会安排工作之余的事情。”
Nian在青海有网络信号的山上工作（受访者供图）
等到天气转冷，Nian或是去海南度过冬天，或是回到天津的家待上一段时间。“开始做数字游民后，陪父母的时间变得比以前多了。”
32岁的门冬冬也有同感。目前是一名独立的IP经纪人，服务不同领域的知识IP。今年初，门冬冬去大理住了一段时间后，打算在今年开启数字游民的生活。
门冬冬笑称，她早就开始了游民的生活。2013年大学毕业后，她离开东北老家，此后的9年时间里，她在山西、东北、上海、北京、成都等多地辗转。但在此期间，无论是在银行实习，做总裁助理，当大学老师，还是在教育公司做运营，她的工位始终还是在公司的办公室里。
2018年，她开始作为自由职业者创业，过上了不再坐班的生活。多年的职场和创业生活花掉她大量的时间，而2020年开始的疫情让她忽然意识到，跟家人在一起的重要性。“我小时候得到了祖辈非常多的爱，但我姥爷去世的时候，我会觉得陪伴他的时间太少了，这是我的遗憾。所以我希望未来我有更多的时间陪伴父母。”
“我过年回家的时候，都想着把农村的老房子收拾一下，夏天我就可以在那儿陪陪家里人，也不影响收入。”门冬冬说。
门冬冬来自东北农村，父母都没接受过什么高等教育，但他们很支持女儿的选择。“我父母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很强，比如我做IP运营，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也很支持。而且在老家很多人会唠叨女性要尽早结婚生子的事儿，比如年龄再大一些就更不好嫁出去之类的。我妈就会说‘我闺女有自己的想法，她开心就好。”
2021年，为了陪伴父母以及让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有更多的了解，Nian也邀请父母在大理住了半个多月。
“有时候我在hub（办公中心）里工作，他们也不跟我打招呼，直接进来说看一下你们在干吗，到底是在工作还是在玩。”Nian理解父母的好奇心，她也发觉，自此之后，父母对此诞生出了浅浅的自豪感。“他们会觉得：‘你看我女儿，她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到处走，也不用像之前那么辛苦。’他们也挺为我开心的。”
收入、房租与极简
没有打卡和工位的束缚，数字游民实现了办公时间和空间的自由。但这也意味着，这群人需要独立地为自己的工作负责。
Nian带着电脑游荡了许多地方，但对她而言，无论随时切换到任何一个城市，她每天的工作状态和日程安排并不会发生太大变化。并且在Nian看来，由自己完全掌控时间分配的效率更高，也可以节省出以往非必要的办公室社交时间。
门冬冬每天工作的时长也基本保持在6～7个小时。不过，她工作的主战场是在下午和晚上，上午她会用来补充睡眠或者打扫房间。她计算过，不坐班后她的工作效率是之前的1.5～2倍。不过，为了健康问题，她今年打算调整一下自己的作息，为更长期的自由做好储备。
与Nian、门冬冬不同，阿绵并非自由职业者，她仍然是在为公司“远程”打工。“我一直都是非常自律的人，我喜欢制定计划，每天都会列清楚当天要做什么，所以工作时我一直不担心deadline（截止日期）这种东西。”
相同的工作内容，一致的工作容量，在很大程度上也能意味着相同的薪资收入。自数字游民这一概念在海外兴起以来，地理套利就是该群体生活方式的重要特征。只不过，从海外到国内，这个概念也从“赚第一世界的钱到第三世界花”变成“赚一线城市的钱到三线城市花”。
Nian算了算，她目前的薪资收入和她在北京时相差并不多，但生活成本却大大缩减了。“从北京到大理，我感受最深的是，我在北京租房一个月可能需要5000元，但在大理1500元就能住得很好。”
阿绵选择住进有多个房间的小院子，月租1000元，再加上一些饮食消费，单月生活成本不超过2000元。“古城里的房子更便宜，一个月只要三四百元。”
阿绵居住的小院子（受访者供图）
不约而同的是，开启数字游民的生活后，他们的消费观念慢慢地开始变化。
年初，门冬冬借住在朋友租的院子中。舒适的居住环境，有相同志趣的朋友相陪，她觉得这群人幸福指数很高。“在大理，像是化妆、买漂亮衣服，这些都很少了，不需要那么精致的生活。”
Nian也发现，不仅是她自己，身边的数字游民朋友在践行这种生活方式的过程中，消费行为慢慢也“极简”了。“因为经常切换地方，你会慢慢知道，哪些东西是重要的，哪些是可有可无的，渐渐就舍弃了。大家日常生活都不会需要太多东西。”
自由的另一面
一枚硬币总有两面。在体验到此前未知的另一面后，阿绵决定舍弃这枚硬币。
数字游民的工作离不开网线，他们的眼睛和耳朵也离不开随时到来的消息提示。
事实上，阿绵并非互联网重度用户，她很排斥社交媒体过度使用给人带来的精神空虚与焦虑。在她外出参加活动或与人聊天时，她总是忘记回复客户的提问。“如果是美国客户，有时差还好，像新加坡的客户就不能一直让人家等三四个小时。”
在大理待了两个月后，喜欢与人面对面交流的阿绵开始重新思考“自由”的定义。“（数字游民的标签）反而是一种束缚，只能在线上工作，只能选择生活成本较低的地方生活。”
就在这时，阿绵遇到了一些有着相同想法的伙伴。后来，他们变成阿绵创业项目的合伙人。“我们想做一些深度旅游项目，不仅是线上的，在全国各地开展线下活动，我也可以有更多的旅居城市选择。”
不可忽视的是，如今国内数字游民群里的主力军，仍是未婚未育的年轻人。漂流式的工作生活状态，似乎更像是人生中的过渡阶段。
此前在成都，门冬冬还结识了一对情侣，他们以投资炒股为收入来源，早已实现财富自由。“他们就是成都生活半年、广州生活半年。没有孩子就方便很多。”而她那些已经婚育的朋友，大多只能凑上半个月的时间，带着配偶孩子去云南休息一下。
2018年，门冬冬结束了一段八年的亲密关系。短期内，她不打算走进婚姻生活中。“我不能说（数字游民）是我长期的生活方式，但至少这是我未来5～10年的打算，更长久的也不好说。”
“数字游民的重点在于对自由度的掌控权，并不等于你必须始终在路上、每天要换新的场地。”在Nian眼中，数字游民概念的边界要宽泛得多。“比如说有需要的话，我可以为了下一代在稳定的环境度过孩子成长的时光。不能说我在一个地方3年5年没有位置上的移动，我就不是数字游民了。”
在长期流动状态下的人身保障，也是这群人需要面对的课题。
在Nian的朋友中，远程办公的人群依然在缴纳社保，也有一些人更看重商业保险的分量。Nian的社保没有断交，但她最近有些动摇，如果她不在一个地方长期停留，这些保障还有多大的意义？
不过，Nian正在等待着与他们这群人相配套的保障模式的出现。“国外已经有一些了，所以我觉得后续国内应该也会有配套，像是不受地理环境制约的针对自由就业人群的‘社保’。”
相对而言，门冬冬不太在意自己有没有“五险一金”，她更想通过努力，自己给自己保障。“相比起60岁之后的稳定性，我更在意30多岁怎么活。”门冬冬说。
（受访者为化名）
（编辑：荀诗林 校对：颜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