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辛亥革命110周年。作为东江革命重镇的惠州，与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推动和领导的辛亥革命，也有深厚渊源，下边是《惠州历史概述》中记载的相关史料。
惠州三洲田起义
光绪二十一年（1895）四月，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党人为了推翻清朝统治，在广州发动组织第一次武装起义，惠州会党首领郑士良等参与组织指挥，并负责联系广州、花县、英德等地会党。各地洪门三合会组织也积极响应，预备在重阳节参加举义。但在组织发动过程中，因运送枪械不慎泄露了机密，指挥者之一陆皓东被捕牺牲，从香港乘船来广州参与举义的40多名会党成员也一起被捕。为此，孙中山领着陈少白、郑士良等离开广州，避难香港。
孙中山（中）和郑士良（右）陈少白（左）
光绪二十六年（1900），当北方义和团运动全面展开，八国联军武装入侵之时，孙中山认为武装起义的机会又来了，亲自率领一部分同盟会会员从日本返香港，部署武装起义。但由于港英当局阻止，无法登岸，便改在船上开会，决定由归善人郑士良率领邓子瑜、黄福、黄耀庭、黄江喜等赴惠州，在惠州三洲田山寨发动起义，郑士良负责指挥，杨衢云、陈少白在香港办理饷械，史坚如在广州组织策应，孙中山自己到台湾设法接济。同时孙中山还交代郑士良到惠州后，联络惠、潮、嘉各属会党和绿林首领，集合于归善三洲田，待香港方面运来枪械，即行发难。
三洲田大寨位于归善县（今惠阳县）与新安县（今宝安县）交界，当时有八十来户三百余人，历代田耕渔猎，署两广总督德寿对三洲田的地理作如下描述：“查三洲田地方，山深林密，路径迂迴，南抵新安，紧逼九龙租界，西北与东莞县接攘，北通府县二城，均可窜出东江，直达省会，东南与海丰毗连，亦系会匪出没之处。”
起义日期定于光绪庚子年（1900）闰八月十五日。是年闰八月初，会党志士在三洲田山寨的活动消息泄漏，闰八月初十日清军突至，遂提前于闰八月十三日发难。起义军旗帜上书写“大秦国”、“日月”等字样，高唱《反清起义歌》云：“剑起灭匈奴，同身九世仇。汉人连处立，即日复神州。”会党志士头缠红巾，身穿白布镶红号挂。起义军以郑士良为总挥挥，刘运荣充军师，何崇飘、黄盲福、黄耀庭充元帅，黄杨充副元帅，蔡景福、陈亚怡充先锋，夜袭新安（宝安）沙湾，清军溃逃，直逼新安县城深圳，各乡会党纷纷来投，队伍很快就发展到两万余人。闰八月二十一日，起义志士由横冈进占龙冈，直趋镇隆，先后大败清军于佛子坳、永湖，转图惠州府城。次日，博罗县的会党首领梁慕光等率众响应，围攻归善县城，另以小队进攻惠州府城。
时广东陆路提督邓万林驻惠州府城，听到消息后慌张失措，惠州知府沈传义、归善知县郑业崇尤为惶恐。他们立命将城门全部关闭，堆置沙包和加上板闸，并急电广州请派兵支援。两广总督德寿闻惠州危急，调水师提督何长清及防务统兵官莫善积率所部集中惠州，又特派前驻惠州陆路提督刘邦盛到惠州募兵，实行围剿起义军。因当时起义志士多用无烟新枪，锐不可当。经一番激战，清军大败，归善县丞杜凤梧、补用都司严宝泰等被擒。闰八月二十四日，会党志士约两千人由永湖出发，击退清军大队，陆路提督邓万林中抢堕马窜逸，俘清军数百人，会党副元帅黄杨殉难。
据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初一日《清议报》刊登的《惠事略纪》，对当时惠州之战作如下记述：“会党于二十二日在距法梅湖四英里之三角湖地方与官兵相遇，将官兵击退，杀去官兵约二百人，伤者不计其数。该地居民因协助官兵，被会党将村庄焚毁数间，村民之被害者，约三十人。二十二、二十三日，会党率众逼近惠州府城，在距城约二十里之马鞍墟。该处遍野蔗林，会党乃虚竖红旗数面，飘拂林中。时提督邓万林株守城中，见党势逼近，乃率各营男望蔗林进发，遥枪击之。不料会党分其党羽，两翼包抄而至，所用多无烟新枪，锐不可当，官军抵御不住，而各勇又皆新募，未经战阵，枪硬器械亦鲜精良，相率弃械逃溃。”
闰八月二十五日，会党志士进攻河源县城，不克。次日，转往崩岗墟，扎营于雷公岭，因弹药不继，谋出东江，为清军所阻，乃折而东走，转攻三多祝。闰八月二十七日黎明，清军都司吴祥达等率各营兵勇抵达，会党志士分路抵抗，双方损失惨重，会党志士刘运荣、何崇飘等五百余人阵殁，三多祝、黄沙洋等处得而复失，会党志士退往平政墟。多祝黄沙洋之役，是三洲田起义后最艰苦的一次战役。当时清军有一哨兵力守多祝，知起义军来攻，遂退守黄沙洋，联合郑、萧、杨三姓村民进行坚守。但黄沙洋村民杨冠军早与起义军取得联系，约定为内应。当起义军进攻黄沙洋时，杨冠军深夜叫族人打开西边闸门迎接起义军，使清兵腹背受敌，至天亮时被起义军全歼，而黄沙洋的萧姓族人罹难者也有数十人。多祝黄沙洋的杨衍秀老人回忆是役时，作如下描述：“庚子闰八月红头军起义时，我在多祝墟。二十六日红头军攻入黄沙洋有两千多人，百多支洋枪百多人……。驻多祝的清官兵不过五十多人，一听说红头军来就缩进黄沙洋。红头军探知实情，就把黄沙洋包围起来。乡内官兵只百余人（包括加入清军队伍的乡民），红头军有内应，一鼓打进去，攻下黄沙洋之后，就进入多祝。……次日清官军吴祥达骑白马率大队来攻，红头军就去接仗，在沙洲尾坝上大战一场，清兵抵挡不住，吹号收兵，败下。到了下午，吴祥达得到增援，打了二个钟头，打得很惊人。红头军因弹少无援，打不下去，就一声‘水急，松人！’向距两里路远的双金退去。黄沙洋又为清军占领，举行清乡。”
当会党志士与清军在三多祝激战时，海丰大幛山，河源及和平等县会党亦响应，其中会党首领曾金养一路进攻和平县城，毁南门城楼，城内广毅军营勇倾巢而出，会党寡不敌众，曾金养等阵亡。九月初五日，会党志士由平政墟向黄埠转进。因通往厦门之路被阻，会党志士由黄埠分道南走，在滨海的巽寮集结，谋攻平海所城。清军水师提督何长清急调副将张邦福督率靖勇矶队由海上驰援。九月初八日，清军抵御平海所，会党志士乃向赤岸转进。后来日本新任首相伊藤博文禁止日本驻台湾总督帮助中国党人，物资弹药供应中断，无法继续战斗下去，孙中山审时度势，乃派日本志士山田良政传信郑士良，令其自决行止。郑士良在外无援军，内乏弹药的情况下，被迫解散队伍，仅黄盲福、黄耀庭等少数骨干先后避往香港，山田良政迷路被俘遇害，乃日本志士为中国革命牺牲的第一人，年仅33岁。这是孙中山在两广和云南先后发动十次起义中的第二次，史称“庚子惠州之役”。
惠州三洲田浮雕。
在惠州三洲田起义之前，兴中会虽然于1895年重阳节首义广州，但尚未发一枪，就因走漏风声而流产了。因此惠州三洲田起义，是孙中山反清起义的第一枪。虽然三洲田起义最终败了，但却充分显示了孙中山领导革命党的力量和反清作用。1901年3月，因惠州起义失败而寓居日本横滨的孙中山接受了纽约《展望》周刊记者林奇（GeorgeLynch）的专访，在谈到三洲田起义经过时，孙中山不无自豪地说：“战斗仅仅持续了20天，从不到600人开始，这些人只有300支来福枪（又称“来复枪”），每支枪30发子弹。10天之内，他们从清军手中夺取了1000支来福枪。到20天结束时，他们的人数也由600增加2万……起义者一共只牺牲了5人，而清军有500人被击毙，100人被俘。他们严禁任何劫掠和纵火行为，人民很快转而拥护他们。”
此后在多次革命军事行动中，各地革命党人都能舍身取义，前仆后继地积极参与，并发挥其作用，如丁未年（1907）潮州黄岗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廉州防城起义、广西镇南关起义以及戊申年（1908）云南河口起义等。后来孙中山在三洲田起义失败后曰：“经此次失败而后，回顾中国之人心，已确与以前有所别矣。当初次之失败也，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漫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具多为吾人惋惜，恨其事之不成矣。”也就是说三洲田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改变了世人对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革命的态度和看法，意义十分重大。因此，事后黄兴对惠州三洲田起义在历史中的作用，曾给予很高的评价，曰：“堂堂正正可称为革命者，首推庚子惠州之役。”
惠州七女湖起义
光绪三十一年（1905），中国同盟会成立后，革命风潮已遍及全国，清廷屡向日本政府交涉，要求将孙中山先生逐出日本境外。孙中山先生离开日本后，与胡汉民、汪精卫等人前往越南，在河内设立机关总部，以策划广东革命行动。光绪三十二年冬，湖南萍浏醴起义爆发，革命党人许雪秋准备在潮州起义响应，电告孙中山派人协助。孙中山接到电报，即派廖仲恺、乔宜斋等回国，并指示“起义须潮惠钦廉同时进行，以便牵制清军，万勿孟浪从事，致伤元气”，同意许雪秋的潮州起义计划，并派邓子瑜、余绍卿、黄耀庭往惠州，筹办惠州、阳江、阳春起义，策应许雪秋潮州。邓子瑜、余绍卿、黄耀庭三人于1907年3月上旬抵香港，余绍卿向香港机关总即领取1500元，往内地后不知所终，黄耀庭亦领去1000元后见风声紧张而仓促返回新加坡，再后仅剩邓子瑜按计划执行任务。而许雪秋到潮州后，联络会党，设总部于黄冈，广集同志拟于5月25日起事，史称“丁未潮州黄冈之役”。但因走漏风声，领导者数人被捕，被迫于22日晚提前发难，但因事发仓促而最终导致起义失败。
惠州七女湖起义浮雕。
当潮州黄冈起义情况紧急时，邓子瑜命陈纯、林旺、孙稳等集合部分同志前往惠州，计划归善、博罗、龙门分三路举事，结果只有归善有所发动，也就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丁未年）四月二十二日（阳历6月2日）发动的七女湖起义，史称“丁未惠州七女湖之役”。起义爆发后，七女湖下寮村人陈亚纯慷慨陈词，号召人们起来推翻清政府，并宣读檄文云：“洋洋中国，荡荡中华。千邦进贡，万国来朝。夷人占夺，此恨难消。招兵买马，脚踏花桥，木杨起义，剿绝番苗。军民人等，英雄尽招，正面天子，立转明朝。”参加起义军有二三百人，当日占领了七女湖墟镇，夺取清军防营枪械，击毙巡勇及水师哨弁多人，各处民众纷纷响应。是时惠州府县两城兵力空虚，人心恐慌，各商行遂联名致电广州营务处告急。其电文云：“营务处宪鉴：惠州向称盗薮，近因钦、潮肇事，归善、博罗土匪潜图蠢动，警报迭闻。今日辰刻距府城二十里土名七女湖，水巡扒船被劫，毙勇夺械。该圩被掠声势颇张，并闻由港澳逃来及乡村伏莽者数以千计，府城营勇调遣四散，城内兵单，人心惶恐。伏乞迅速拨勇，即日到惠驻扎城中，以镇人心，而安商业。惠州府县两城商董叩。”
清兵连遭失败后，惠州知府陈兆棠也急电广州督署求救。粤督周馥见报，急调驻惠州东路巡防各营管带洪兆麟、李振声等部及新会中路巡防第十营管带钟子才等前往支援。时起义军率众二百余人渡过东江，转战水口、横沥等处，所向披靡。四月二十五日，进攻泰尾。四月二十七日，进兵柏塘。清军管带由柏塘拔队跟追，中午追至八子爷岭，清军四面围攻会党志士百余人。双方交战至傍晚，会党志士寡不敌众，乃由山仔一带沿山退走，阵亡数十名，石亚佛等被俘。清军拾获快枪七支，小枪六支，大小旗帜各一面，上书“革命军都督朱令”字样。罗浮山附近会党首领黄宁瑞等人亦率众响应。四月三十日，清军中路巡防第十营管带钟子才和洪兆麟分别督队捕拿党人，洪兆麟率清军到达八子岭，被林旺所率50名党人击溃，洪兆麟中枪坠马，所部死伤甚众。李振声、钟子才各部也抵御不住，省城为之震动。为此，粤督又命水师提督李准急调攻黄冈之兵从汕头驰援惠州，顺道由澳头登陆。而起义军声东击西，与清兵混战十余日，越战越勇，使清军疲于奔命。
惠州七女湖起义电报。
6月27日，时在香港的邓子瑜得知潮州黄冈起义失利，惠州起义失去声援，加上接济枪械未到，势难久持，遂派人赴惠州告诉这一消息，令起义队伍退入梁化墟附近村落，将枪械埋入地下，队伍宣布解散。起义队伍解散后，大部分起义者退入罗浮山区，领导者陈纯等先逃亡香港，复赴南洋。时在香港的邓子瑜，亦被香港华民政务司勒令离境，出走南洋。
邓子瑜。
七女湖起义的组织指挥者邓子瑜，是博罗麻陂乡丰门村人，兴中会会员。早年因参加反清活动而遭通缉，避逃香港、新加坡。于1900年10月邓子瑜受孙中山委派，与郑士良等人发动惠州三洲田起义，郑士良倚为左右手。三洲田起义失败后，改名“朱民”，避居新加坡。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07年3月赴香港再次策划惠州七女湖起义，并被推为革命军首领。七女湖起义失败后，时在香港的邓子瑜被当局驱逐出境，避居新加坡。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1915年参加讨袁运动，被推为讨袁军东江别动队司令，后又参加护法之役。1918年出任广东海山盐场知事，数月后辞去知事职，参加讨伐广西军阀莫荣新。1925年秋邓子瑜在惠州病逝。孙中山闻讯，电唁沉痛哀悼，并派人亲临祭奠，拨款安葬。国民党元老冯自由曾经这样评论邓子瑜：“惠州人从总理者，以子瑜为最久。”将其载入《革命先烈先进传》传世。
辛亥喋血广州的惠州三烈士
1895年4月，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党人为了推翻清朝统治，在广州发动组织第一次武装起义后，又于1900年和1907在惠州先后发动了三洲田起义和七女湖起义。虽然惠州这二次起义都先后失败了，但其历史意义深远。这二次起义不但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并且为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培养和锻炼了一批革命骨干，积累了许多经验，为最终推翻清朝、光复惠州作出卓越的贡献。其中激战广州总督府的罗仲霍、抢救被捕同志的严确廷、刺杀水师提督的林冠慈三人尤为壮烈。他们为了推朝封建王朝而喋血广州，被后人誉为“惠州三烈士”。
激战总督署而牺牲的罗仲霍
罗仲霍名璋，号则君，惠东白花镇联丰村人。其堂叔祖罗添，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的将领。光绪三十二年（1906）六月，孙中山到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等地宣传革命，发展革命组织，罗仲霍在槟榔屿参加了同盟会。1910年7月，孙中山在马来西亚与同盟会干部制定了辛亥年（1911）广州起义计划，并在槟榔屿发函邀请各地同盟会主要干部前来商量革命方略。其时，仲霍在槟榔屿任报刊主笔，参加会议见到了孙中山。11月13日，黄兴、赵声、胡汉民以及槟榔屿、怡保、芙蓉和东南各省同盟会代表到槟榔屿打铜街120号同盟会会址开秘密会议，拟订了广州起义计划并安排了各项准备工作。罗仲霍参加会议后，以纸笔当刀枪，在报刊上连续发表文章，指出列强侵欺，清廷腐败，民怨沸腾，中国非革命无以自救。他号召海外赤子为国赴难。
罗仲霍，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
1911年1月，罗仲霍跟随黄兴、赵声等人到香港，建立广州起义统筹部，统一筹划起义工作，罗仲霍被委任为第十路指挥，负责攻打电讯局。举事日期初步议定在三月十五日，后因枪械和经费未能按计划就位，遂延期至三月二十九日。三月二十五日黄兴到广州，设立指挥部，布置作战事宜。至二十七日，革命党准备起义的风声传遍广州，部分革命党人被官兵破获。为此，时任广州起义编制课长兼调度副课长的陈炯明认为，既然敌人有所准备，主张缓期举事，但多数革命党人表示万无缓期之理，坚持在二十九日下午五时发动起义。起义打响后，先集中兵力攻打总督署，罗仲霍在激战中不幸负伤被捕。官兵将罗仲霍解至南海县署，希图劝降，却遭到罗仲霍厉声痛斥。最后清兵将罗仲霍杀害于南海县署前，时年30岁。后革命党人将其移葬于广州黄花岗，为黄花岗七十二位烈士之一。为了纪念他，广州逢源路曾建有“仲霍纪念小学”，罗仲霍的石膏塑像耸立在该校礼堂。
罗仲霍不单是一个革命者，也是一个优秀的爱国诗人。在就义之前，罗仲霍写下了大量决心为国捐躯、动人心魄的诗句。这些爱国诗篇如今已被《爱国诗华》、《辛亥革命诗词选》、《中华英烈诗萃》、《中华新韵府》等大型诗歌丛书所收录。在2011年前来参加惠州市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座谈会的罗仲霍烈士曾孙罗小刚，展示了一份题名为《仲霍烈士遗诗》的诗稿，这本诗稿不仅收录了罗仲霍所作的48首诗篇，还收集了20世纪30年代多名民国政要的题词。如林森题“匣剑犹鸣”，蒋光鼐题“天壤正气”，许崇清题“浩气长存”等。如他生前曾写下一首《感怀》诗，抒发自己以身许国的豪情壮志：“十年恨不早焚书，阅尽浮名尽子虚。未许豪奴共肝胆，苦无善价卖头颅。关前戍马胡尘起，海内风云大劫初。安得美人具侠骨，香囊宝剑好随予。”
抢救被捕同志而牺牲的严确廷
严确廷，字鉴铨，今惠城区水口人，早年在广州图强医院当医生，后加入中国同盟会，1907年参加七女湖起义，事败后为逃避清兵追捕，遁入香港避难。1910年奉同盟会之命由香港返回惠州，协助其兄严德明主持东江革命党党务，开展革命活动。
严确廷，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
1911年春，孙中山委派黄兴、赵声等发动广州起义（即黄花岗之役），预先于香港设统筹部指挥一切，黄兴为部长，赵声为副。旧历2月香港统筹部通知惠州和中学堂学生。于是中学堂甲班毕业生梁乃澄（字镜球）偕同学二十人往港，加入五百“选锋”之列。所谓“选锋”者，是起义爆发后率先冲入城内占领重要机关，接应新军入城。其余入会学生约六十人由严德明负全责，会同统筹部派来的同志丘耀西和姚雨平、张槐青等在惠州开设“集贤旅馆”进行联络，运动保安警察俟广州起义得手，即在惠州响应。1911年旧历3月初，严德明与陈普仁由港运枪械一批回惠，在澳头起陆时被清军查获，严德明、陈普仁俱被逮。消息传到惠州，杨璇（字光甫）偕严确廷遄赴澳头欲设法营救不遂。抵澳头时严德明已逃脱，陈普仁被清兵解省，严确廷乃趁船赴港向统筹部报告。
因严确廷此次往澳头的行踪，被惠州官府侦知，广东陆路提督秦炳直派密探以求医为名，到严确廷开的寿康西药房刺探消息，企图捕获严确廷。严确廷从香港返回水口老家后，同志劝其逃离惠州，但严确廷不为所动。3月16日严确廷返惠州寿康西药房，才进门就被清兵捕去。
被捕后的严确廷虽受严刑拷打，始终没有供出其他同志的名字。敌人先是用夹棍夹碎了严确廷的十个手指，继而用尖竹签插入十个脚趾，如此酷刑，终究没有撬开严确廷的口。据邹鲁所著《中国国民党党史稿》，用刑之后的严确廷“两足如废，举动均须人扶持”。清提督秦炳直对严确廷无计可施，只好遣重兵用兵舰押送严确廷与陈甫仁到省城。在兵舰上，两人向清兵演说革命的真谛。严确廷说：“汉族如不革命，则满廷必将吾锦绣河山，断送于白种人之手，此际若不急起直追，势必沦为万劫不复之地；吾辈贡献身家性命，非为权利，实欲图存，然后与世界列强一较手腕！”严、陈两人轮流演说，声泪俱下，闻者无不动容。
严确廷入狱后，提督秦炳直开堂审讯，严确廷为掩护其他同志，指着自己鼻子说：“我才是革命党人！”秦炳直喝令其下跪，他笑曰：“堂堂革命党人，安有下跪之理。”革命党人丘耀西用钱买通监狱看守，暗中入狱探望。两人见面时，严确廷低声对他说：“我已自认是革命党人，只用杀我一人的头。你们可以继续为广州起义运送枪支，我绝不供出一人。如不相信，可去我药房，取那蓝瓶装的毒药送来，我定含笑吞下，绝不皱眉，以明吾志。”由于严确廷受尽酷刑而终不供一同志，提督无法可施，遂将严确廷解省，3月26日与在澳头被捕的陈普仁一起就义于总督府门外，葬于广州黄花岗，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
刺杀水师提督而牺牲的林冠慈
林冠慈，惠城区梅湖人，原名林冠戎。1907年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先后镇压了潮州黄冈、惠州七女湖起义后，革命党人刘师复等欲为起义遇难者报仇，遂在香港跑马地的罗便臣寓所筹组“支那暗杀团”，策划刺杀李准。1911年4月27日，广州黄花岗起义又遭李准残酷镇压而失败，暗杀团会议决定立即刺杀李准，由林冠戎、陈敬岳、潘赋西、赵灼文四人为执行人员。在赴广州行刺李准的团部饯行宴上，林冠戎慷慨陈词曰：“我以身许国，早视死如归。此无所系念，老母在家，不及一面为憾耳!”遂改名为林冠慈，以纪念慈母养育之恩。
林冠慈，红花岗四烈士之一。
1911年8月13日上午，革命党人得知李准将于当天午后由城外的水师公所进城回水师提督衙门的消息后，立即通知行动小组准备行动。林冠慈手提藤茶箩，在双门底一带静候。午后，一大批手持短枪大刀的清兵保护着李准的大轿，快速沿街返衙门，行到怡兴缝衣店门前，林冠慈立即从藤茶箩内抓出两枚炸弹抛向李准的绿呢大轿，炸弹在轿前一丈多远处爆炸。李准被炸弹震得摔出轿外，胸部与双手俱受重伤，肋骨折断两根，扑倒在地上打滚，卫兵与轿夫亦有二十多名死伤。跟随的卫兵一阵惊慌后知道李准遇刺，立即抢救李准，另分一部人去追击刺客。后来林冠慈在清兵追捕中被枪击中牺牲，时年29岁；而陈敬岳在撤退途中被捕，于11月7日从容就义，时年28岁。水师提督李准自被林冠慈、林敬岳炸伤后，知清朝大势已去，遂通过革命党人李纪堂介绍接洽胡汉民，率清军水师投诚革命军。
广州光复后，广东都督陈炯明将林冠慈、陈敬岳、温生才及谋炸龙济光的钟明光烈士一道，改葬于广州红花岗。据1911年12月16日《华字》报所载，广州光复后林冠慈改葬情形如下：“林冠慈自炸击李准殉义后，随葬于东门外红花岗，兹由其同志查得基地，先期开棺，检视衣服，及所佩戴遗物尚存，当即易棺，12月14日行改葬礼。是日会葬者万余人，军队则有香军、循军、惠军、北伐军、华侨炸弹队、学生北伐军、协字营、兰字营等，其余中国同盟会、演说团、基督教会、世光学堂等亦派队到祭，陈（炯明）都督主祭。”后有佚名撰题红花岗四烈士墓志联云：“生经白刃头方贵；死葬红花骨亦香。”
1912年3月5日，孙中山在《追悼粤中倡义死事诸先烈通告》中赞扬其功绩。1917年，邑人在惠州西湖点翠洲筑“烈士祠”祀林冠慈、陈经等烈士。1918年，参议院议长林森在烈士葬处筑墓立碑。1946年，梅湖父老将冠慈母校——梅湖小学改名“冠慈小学”。
辛亥革命和惠州光复
1911年（农历辛亥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成功地发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武昌起义。与此同时，广东革命党人也与各地绿林和农民联合起来，组织民军纷纷举行起义，全省各地相继光复。各地光复的方式大体可分为三种：一是由民军发难，推翻当地满清官府；二是由当地新军或营防反正，建立新政权；三是由清道府县官员宣布独立，和平光复。而东江各县的光复，大体属由民军发难推翻当地满清官府的一种。
武昌起义打响后，陈炯明、邓铿、王和顺、翁式亮等十余人陆续到惠州，分别筹备惠州及下属各县武装起义事宜。起义口号是：“驱逐老鞑，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保我汉民，矢信矢忠。”其中：陈炯明、王和顺起于惠州；曾国琮入陆丰；邓伊臣、刘定叔进海丰；赖仲壁、周锋、游克桢赴紫金；李子先欧阳俊往河源、龙川；廖容、廖肃入连平、和平；丘耀西、梁镜球、林虢真、陈洁到博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光复东江之战。
辛亥淡水起义和光复惠州
辛亥年（1911）秋，陈炯明与东江诸同志咸集香港湾仔某街二十二号会商，图谋起义。会商议决推举陈炯明为总司令，林激真为总参谋长，邓铿为西江司令，严德明为东江司令，丘耀西为博罗司令，其余各同志如林海山、邓伊臣、李子先、欧阳俊、丘耀西、梁镜球、廖尚果、廖容等担任各方运动。马育航、钟秀南、周醒南等担任筹划饷粮。议定分路出发。其中陈炯明率邓铿等先入淡水，设办事处于邓伊臣（邓铿之父）之家，筹划进攻惠州，严德明由水口率队助之；林激真、丘耀西、梁镜球等率陈洁等由苏村、响水进攻博罗。
1911年10月初，陈炯明、邓铿等人首先在淡水发动当地农民和手工业者百余人围攻淡水警署，缴枪三十余支，子弹千余发。随后参加起义的愈来愈多，两日之间发展到五百余人。其次是严德明在水口各乡发动，参加起义的有六百余人；陈经（今惠东白花人）在白芒花各乡发动，参加起义约四百人；丘耀西（今惠城马庄人）在麻庄各乡发动，参加起义的有三百余人；还有陈焯廷、谢子瑜、黄德修等三人，分别到其他各地发动，参加起义共有三队，每队约有三四百人。上述各支起义民军共约三千人，枪支有千余杆，其他使用的武器如戈矛、铁棍、锄头、扁担等不计其数。起义民军称“循军”，扛着“井”字旗（取古代井田之意），共编成七个大队，陈炯明为循军司令，严德明、邓铿、陈经、丘耀西、陈焯廷、谢子瑜、黄德修等七人为循军七个大队的大队长，其中邓铿兼司令部参谋长。九月八日（即阳历10月30日），循军各队举起革命旗帜，到平潭白泥塘一带集中，布置驻守阵地，准备进攻惠城。
惠州中山公园中设立的孙中山铜像。
当时驻惠州的广东陆路提督秦炳直闻报，一面令惠州知府徐书祥筹办团练局，委梁霭人为局长，廖雨生、李望山、秦序东、张绍绪等十余人为局绅，就地招募练兵三十余名，粮饷由局自筹，枪弹由提督发给，两天内成立；另一面又调各地巡防营兵到惠城候命。九月八日，派洪兆麟统带巡防营兵一营和炮兵一队，驻守飞鹅岭及其附近山区村落。许德普统带巡防营兵一营和炮兵一队，驻守惠州府城。另有许部一营驻守归善县（今惠城桥东）城。还有巡防营兵约三百人驻守环城一带。两城城门均有兵巡守，除府城大东门和县城西门留为交通孔道，仍旧开放外，其他城门一律关闭。
九月九日拂晓，循军千余人高举“井字旗”，由白泥塘出发，其军事目标是夺取归善县城。时清兵巡防营六百余人集合在馒头岭（今文头岭），11日民军在馒头岭与清军相遇，两军交战约五小时，互有进退和伤亡，清军以民军英勇，不敢恋战，退守原防地。次日，战况仍呈胶着状态，未分胜负。第三日（即九月十一日）两军激战于马鞍，民军卒冲破清兵防地，占据了二圣宫。革命军大队长陈经英勇过人，身先士卒，带头冲锋陷阵。因后续人员跟不上，陈经孤身奋战，不幸被清军捕获，后被押往府城万石坊斩首示众，喋血十字街口。与此同时，广西人王和顺组织“惠军”，亦同日举事，军事目标夺取惠州府城，“与清军血战于飞鹅岭者七昼夜”，双方相持不下。
九月十二日，驻县城的清军出城迎战民军，却被循军分路包围猛击。由于循军愈战愈强，清军畏缩不前，败退回防固守。秦炳直因战事失利，密电两广总督张鸣岐请求派兵援助。十三日，清军停战。绅商各界传说纷纭，有说秦愿意独立或投降，以消战祸，有说秦炳直与师爷何承鑫（字性存，清举人，秦炳直师爷）两人约定，誓不投降，抱着与城俱亡的决心，并命守城的许德普在两城通衢地下暗藏火药地雷，准备民军入城时，放火焚炸。加上秦炳直因怀疑绅商各界和留省学生与陈炯明、邓铿等有旧交，唯恐他们造谣和扰乱军心，为陈、邓做内应，遂于十五日派出巡查队到城中各处侦缉，并派巡防营兵围缴团练局抢械。当时局绅们惊惶失措，各自逃避。将近黄昏时候，秦炳直命府城大东门和县城西门，半开半掩，来往行人均受检查后方得出入。又在大东门城楼上，装置大炮，对着最繁盛的水东街和县城西门一带。惠人得此消息，无不惊心动魄，愤恨填胸，大家认为除了运动巡防营官兵起义以外，别无解救良谋。惠城绅士苗致信与洪兆麟有友谊关系，遂由苗致信密函劝其自动起义，免致全城涂炭。加之惠城绅士廖计百、林羡知等从中推动，洪兆麟终于醒悟过来，脱离清军反正起义，带所属兵马撤出飞鹅岭。
九月十六日，秦炳直接到洪兆麟起义的信息，立即商于其师爷何承鑫。何说：“大事去矣！”遂自缢于提署西厢之记室，以践前约。当时秦的老母妻子围在秦面前，乞求其珍重生命，静候调解，秦犹豫未定。加上广东水师提督李准被林冠慈、林敬岳炸伤后，知清朝大势已去，遂通过革命党人李纪堂介绍接洽胡汉民，率清军水师投诚革命军，并“屡次函电并专轮赴惠，劝秦提（炳直）止战”。最后惠州知府徐书祥前来相劝，并提出献城意见，秦乃首肯。于是惠州知府徐书祥令归善县知事为惠城官方临时代表，往革命军司令部协商献城的办法，不久得到圆满解决。其内容：一是驻在惠州的巡防营兵先集中于府城，听候革命军收编；二是军事交接完毕后，由司令部派兵员保送秦炳直及其家属回乡。十七日上午，驻县城巡防营全部移驻惠州府城，听候收编。午后，革命民军进驻县城维持秩序，同时暂设革命军司令部于学宫。十八日早，驻府城的巡防营兵约一千人秩序井然，鹄立于提督衙门前面街道上听候收编。不久翁式亮和钟鼎基率所属民军分别从三多祝、虾村来惠州革命军司令部报到。
九月十九日，广东陆路提督秦炳直献城，惠州光复。秦炳直下令开通府城东门，恢复与县城的交通，然后偕同僚、家属先避难元妙观，后革命军送其白银一千回湖南老家。惠州知府徐书祥、归善县令阎梦谷皆投降，清水师将官张叔谋也从东江驾船来降。是日上午八时左右，陈炯明、邓铿等统率所部士兵，由县城出发，经水东街过浮桥直进府城，沿途商店燃放爆竹欢迎。各队民军相继进城后，由循军司令陈炯明领衔发出布告剪发和安民，易归善县为惠阳县。
辛亥光复博罗之战
宣统三年（1911）九月初，革命党人丘耀西、梁镜球、林虢真、陈洁及担任装配炸弹的女战士宋铭黄、梁定慧、麦爱莲等相继到博罗苏村，筹划光复博罗之战。当时梁镜球提出，苏村近博罗城，且面临东江，如遇清兵来袭，无力抵御；而响水有洪门首领陈苏在那里把持大局，可抗拒清兵，遂建议将发动起义的落脚点迁往响水。丘耀西等闻梁镜球所言，立即表示赞同，遂率领全体同志转往响水。接着惠州府中学堂学生黄颖荪、林树人、钟鹏飞等人也接到通知，前往响水加入丘耀西的起义队伍，并用四个竹箩盛自制炸弹秘密运往苏村待命。当起义爆发之际，林虢真突然传来消息，说博罗知县蔡国英派赖修敬为代表，前来要求革命军暂缓攻城，俟革命军攻下惠州城后即开博罗城投降，并引梁镜球与赖修敬相见。梁镜球见到赖修敬后，赖将与林虢真所说的话对梁镜球重说一遍，请梁镜球许以革命军攻下惠州城后出降。梁佯允赖修敬之请，但却密函丘耀西谓此是蔡国英缓兵之计，乃按原计划进攻博罗城。
九月十四日夜，博罗县属及附近各县乡村农民、乡团、洪门会党共约三千人开始秘密向响水、苏村两地集中，然后出发包围博罗城。其时博罗城内仅有一队清兵防守（约一百人），兵员稀少，士气低落，而民军则人多势众，士气高涨。十六日清晨，革命军分兵两路进攻博罗城，丘耀西负责城北指挥，梁镜球负责城西指挥。此时守城的清兵已无斗志，梁镜球负责指挥进攻城西的革命军发起冲锋时，清军只在城西保宁桥附近作一些抵抗，但很快就被瓦解，革命军顺利攻入城内。丘耀西负责指挥城北的革命军，亦从北门攻入城。有一部分清军退往葫芦岭继续顽抗，但很快又被革命军打垮，扯起白旗投降。革命军入城后，派出人员搜索清军残余，执博罗知县蔡国英和守备何培清。蔡国英是革命军破城后躲在永源当铺被搜出来的，年约三十余岁，梁镜球见其年轻，尚属可用之材，遂令其剪去发辫随军效力。何培清，字镜亭，归善人。光绪三十四年领连和防营有功，广东提督秦炳直调其往博罗剿罗桂会党和帮匪。辛亥民军攻博罗城，何培清率三百人守两昼夜，革命军城破后被执。革命军免其死，令其与蔡国英一起随军北伐。蔡国英领命，但何培清被其兄所阻竟不能行。后何培清“猝遇罗桂余党，出不意，狙击死之”。
博罗光复后，随即出榜安民。城内各店铺、商家纷纷开门营业，民众献茶献饭，燃放鞭炮表示欢迎，时为九月十六日上午。但由于其时广州和惠州还在清军手中，若广、惠两地清军出兵反攻，博罗城就会东西受敌。为此，梁镜球急命博罗西部各路起义军和东江下游的杨一清、梁桂等迅速向博罗城开拔，于十六日下午沿东江两岸布防。又命各路民军在山岭树林多插旗帜，夜间多张灯火，以大张声势。是夜，两广总督张鸣岐派李世桂、吴宗禹率清军巡防营，用小型军舰及机轮拖带数十艘满载清兵的船只溯江而上，至博罗马嘶江面被军民合力夹攻，东江两岸数十里火把齐明，喊杀连天。清兵不知虚实，仓皇溃败，退回石龙，电报张鸣岐曰：“东江寸步不能行”。
在革命军光复博罗之时，惠属各县光复捷报纷至沓来：曾国琮光复陆丰，被任为县长；刘定叔、邓伊臣光复海丰，邓伊臣为县长；河源、龙川、和平、连平、紫金亦相率光复。九月十八日夜，两广总督张鸣岐见军心动摇，大势已去，危局难挽，遂趁黑夜潜逃至沙面租界，经香港逃往日本。十九日，广州和惠州光复。是日下午，原清水师所属张叔谋部乘一艘小轮自东江下游溯江而上，前往惠州归降。行经博罗时挥舞白旗，频频响号，并按革命军指令将博罗捐募的数船谷拖往惠州接济军民食用。至此，东江全境光复，城乡秩序良好，万民欢庆。
辛亥革命时期的学生运动
1907年8月，同盟会遣会员郭公接来惠州，到惠州府中学堂（丰湖书院旧址）任理化体操教习。郭公接字守毅，年约三十，留学日本时与孙中山先生关系密切，中山先生深倚重之。时惠州府中学堂有学生约百人，分甲、乙、丙三班，惠州知府徐书祥兼任提调。郭任教习后，常引学生出山僻间野操，积极宣传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动员学生加入同盟会，深得学生欢迎和爱戴。至1908年，郭公接在学生中发展同盟会员共约80名，占惠州府中学堂学生总数的80％。同时规定，参加同盟会的学生每逢星期日到府城塘尾街三江书院集合开会。同时香港同盟会亦派来严德明、丘耀西、饶辅廷、陈普仁等同志到该书院与学生接洽联系。1910年郭公接以运动学生事已成熟，辞职赴檀香山向中山先生报告，不幸在马路上被汽车辗死。嗣后中山先生遣会员严确廷在水东街（今水东路）开设寿康西药房（惠州有西药房之始）接待革命党人，中学堂加入同盟会的学生多来往其间，商讨革命活动。
如今的丰湖书院。
1911年春，孙中山委派黄兴、赵声等发动广州起义（即黄花岗之役），预先于香港设统筹部指挥一切，黄兴为部长，赵声为副。旧历二月香港统筹部通知惠州和中学堂学生。于是中学堂甲班毕业生梁乃澄（字镜球）偕同学二十人往港，加入五百“选锋”之列。所谓“选锋”者，是起义爆发后率先冲入城内占领重要机关，接应新军入城。其余入会学生约六十人由严德明负全责，会同统筹部派来的同志丘耀西和姚雨平、张槐青等在惠州开设“集贤旅馆”进行联络，运动保安警察俟广州起义得手，即在惠州响应。
1911年旧历三月初，严德明与陈普仁由港运枪械一批回惠，在澳头起陆时被清军查获，严德明、陈普仁俱被逮。消息传到惠州，杨璇（字光甫）偕严确廷遄赴澳头欲设法营救不遂。但抵澳头时严德明已逃脱，陈普仁被清兵解省。因严确廷此次赴澳头已为清官府侦知，返惠州后被捕解省，3月29日与陈普仁同就义于总督署门口。严确廷被捕时，同学又劝尚在中学堂的杨璇方出逃，杨曰：“提署侦骑四布，本校正在被注意中，倘我忽然逃匿，则嫌疑愈大，机关定被搜查，同学定被牵累，是为一人安全，而使革命受相当损失也，我准备个人牺牲矣。”兀然不动。
此时清军陆路提督秦炳直认为中学堂学生全是革命党，1911年3月20日突架开花大炮于府城大西门炮台上，欲将中学堂轰毁。知府徐书祥闻讯，徒步往止之，愿以全家担保，事始息。于是中学堂已入同盟会之学生预防再次搜查，遂夜烧文件及平日所阅之禁书。是夜中学堂内火光熊熊，监学练选亭惊醒急问何故？学生对曰：“清明节将届，不得回家祭扫，念亡故之先人，为烧纸钱也。”明日，中学堂学生暗中迁住三江书院集中，准备参加广州起义，统筹部派革命党人丘耀西协助学生行动。
1911年3月26日，广州起义统筹部决定29日起事，派人通知惠州三江书院做好准备。29日下午5时广州事发，梁乃澄所偕同学三人，转战城中，事败俱逸出。而惠州方面，至30日晚始接广州电，得“黄兄病重”四字，知广州起义事败，集中在三江书院待命的学生乃解散。
是年旧历九月，同盟会继武汉起义之后，在广东全境发动起义声援。惠州方面初由严德明负责，后由陈炯明、邓铿负责，中学堂同学据各人乡里关系分开活动。l7日乙班同学陈经率十余人加入陈炯明、邓铿所部民军进攻惠城。清提督秦炳直出重兵拒战，相持于馒头岭数小时。民军死伤十余人，渐不支，陈经仍锐进不已，回顾后队已无人。乃急匿民家草堆中。清军进入民家，掠鸡鸭粮米作午炊，取草而发现，陈经遂被俘，同被俘者三人并解府城提督署，被秦炳直下令杀害于万石坊口（即今十字路口）。
陈经，字孝述，惠阳白芒花人，短小精悍，发浓黑而蜷曲，双目炯炯有光，初读于归善高等小学堂（即今第二小学），一年后升入惠州中学堂，性和蔼，好唱其本乡民歌，颇长于文学，殉节时才二十二岁。民国元年（1912）诸同学捐款于惠州西湖点翠洲，建“留丹亭”纪念陈经与其同殉之三人以及馒头岭战死之民军十人。亭建于点翠洲者，以陈经读于中学堂时好游是洲，每流连不忍去。亭名“留丹”者，取文天祥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句。
9月18日，东、西江民军会师惠州城郊，东江严德明所部约三四千人，与中学堂乙班同学严廷辉（字耀墀）、钟宜刚等指挥下勇猛攻入县城。秦炳直紧闭府城作死守计，登大东门城楼远眺，见县城内外人如潮涌，旗帜蔽野，令炮手陈植开炮轰击。陈植是一个技术精良的好炮手，发炮极为准确，因内心已同情革命，于是连发三炮俱落塘水中，不伤一人。秦怒斥之，秦甥许德普拔刀欲杀陈植，陈植急忙从城墙上跳下城外匿于民家，事后入元妙观为道士以终。19日，秦驻飞鹅岭之精锐部队，由营官洪兆麟率领，下岭投降革命军，牵动其他各营队咸无斗志。秦知大势已去，不能固守，始派城绅廖玉如等为代表与革命军议和，下午开府城迎革命军入城，惠州光复。
东江会党在清末所起的革命作用
东江会党主要指天地会，包括惠州各个历史时期的三合会、三点会、添弟会以及民国前后发展到海外的洪顺堂、致公堂等，其发轫于明末清初之际，澎湃于雍正、宣统之间；终清一朝，二百多年来从未间断。东江会党的早期活动，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至乾隆末年林爽文起事失败后，由于反清复明无望，遂转为强调内部经济互助，政治意味日趋淡薄；至晚清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其强烈反清意识复炽，逐渐汇聚成为晚清民族革命的洪流。
东江会党分布范围，据欧榘甲在《新广东》一文称：由福建东来，其势皆自东而西。一由陆行，自福建汀州而过广东嘉应，内入龙川、永安、连平、和平，以及南雄韶州，外走江西之龙南、赣州，至北江而合。大约东边闽、赣、粤三省交界之地，沿岭南向西一带，基本同属此派。一由海行，自福建漳州沿岸，而达潮州之潮揭，惠州之归善、海陆丰归之。沿东江之北流，若龙门、增城、从化、番禺亦此宗之所衍也。
七女湖起义遗址。
自晚清鸦片战争后，由于农村经济的崩溃，广大农村农民和城镇下层民众生活困苦，因而促使更多劳苦大众参加会党，寻求依托，从中谋取生活出路。故辛亥革命前，是广东及惠州会党运动史上的全盛时期，到处山堂林立，聚散不时。他们的斗争活动既有反异族统治（反清）内容，又有明确的经济互助（劫富济贫）目标，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光绪年间张之洞督粤时明确指出：广东会党以惠州府境内为最多，潮州、高州、廉州次之，分别以香港、澳门、越南为隐藏活动的地点。而宣统年间署理两广总督袁树勋，对光绪末年以来的广东会党作了进一步的描述：“粤东会党向止三点会，系于洪逆乱平之后，其遗党暗用洪字偏旁，互相勾结，踪迹甚为诡秘。近年此风日炽，胆敢设立堂名，分派头目，到处纠邀，不从者肆行逼胁。开台拜会，夜聚晓散，习以为常。”“计一省之中，……而以惠、潮、高、廉各属为最多。近来附省之顺德、东莞、新会等县，亦蔓延遍地。此外有小刀会、创仔会诸名目，皆与三点会联成一气。小刀会系各携一小刀以为记号，十余年前，惟惠、潮等府有之。剑仔会系以东洋小剑为记，于近数年始行发现。并有革党从中勾串，恃港、澳为逋逃薮，一经劫得巨资，购买洋枪，甚为便捷。是以粤中盗匪，无不身藏利器。徒党日繁，一呼云集，从前劫案夥党，不过—、二十人，近年劫匪动遗数百。缉捕之难，已较他省迥别，捕获之后，迅辨稍迟，往往乘机纠党越狱。盖别省之盗，不过劫财，粤东之盗，多属会匪，实有滋蔓难圆之忧。”
从以上两广总督袁树勋最后说的“别省之盗，不过劫财，粤东之盗，多属会匪”几句，将东江会党与一般土匪作了区别，而光绪二十一年（1895）在广州爆发的一次反清武装起义，就是广东革命党人利用会党力量进行的，从此东江会党成为革命党推翻清朝，建立共和的重要力量。
1895年，孙中山在香港、广州成立兴中会后，深感革命力量之薄弱，要反对强大的敌人，必须寻求革命的支持者。为此，孙中山首先想到的是散布在南粤大地、带领下层民众反抗清朝地方官府统治的会党。他号召兴中会员把分散各地的会党下层民众织组起来，为推翻清朝政府的革命斗争服务。实际上孙中山早在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南华医学堂就学时，已与惠州会党首领郑士良交往甚密。后来孙中山谈起与郑士良这段交往时曰：“及交愈稔，始悉彼为三合会头目之一，于是赖以得知中国向来秘密结社者之内容，大得为予实行参考之资料。”同时孙中山曾表示，把推翻清朝的武装起义放在广东，其主要根据是当时惠、嘉、潮三府“其人民十居八九已加入反清复明之会，其人亦最强悍，官府不敢追究之”，“一月之内必可集山林剽悍之徒三四十万”。
在孙中山视会党为同道，要求党内同志加紧对会党的整理指导的同时，会党中人也积极响应和参与革命党人组织领导的反清革命活动。时任美洲洪门致公堂《大同报》主笔、惠州会党首领之一欧榘甲（淡水人）以“太平洋客”笔名撰文曰：“凡欲兴国强国者，必有会党，必赖会党，无会则无团体，无党则无主义。……故其国之无会党者，其民必散，必懦弱；国虽大必蹶，一蹶则不可复振。是故爱国之士，莫不以创会立党亟亟焉。”并鼓吹广东独立，脱离清朝，发动海外会党加入孙中山的革命阵营，撰文长达五六万言，颇受革命党欢迎。
1895年4月，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党人为了推翻清朝统治，在广州发动组织第一次武装起义，惠州会党首领郑士良等参与组织指挥，并负责联系广州、花县、英德等地会党。各地洪门三合会组织也积极响应，预备在重阳节参加举义。但在组织发动过程中，因运送枪械不慎泄露了机密，指挥者之一陆皓东被捕牺牲，从香港乘船来广州参与举义的40多名会党成员也一起被捕。为此，孙中山领着陈少白、郑士良等离开广州，避难香港。直至1900年，孙中山才成功地在惠州发动了三洲田起义（又称“庚子惠州之役”）。这次起义由会党充当主力，直接指挥者是兴中会会员，惠州三合会首领郑士良。
郑士良，字安臣，号弼臣，归善淡水人，生于1864年。他少有大志，先后入读淡水崇雅书院和广州礼贤学校，信仰基督教。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后在淡水加入三合会组织，从乡中父老练习拳技，颇与邻近绿林豪侠及洪门会党相往还，渐具“反清复汉”思想。1886年郑士良考入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南华医学堂，与同班同学孙中山为挚友。1888年郑士良辍学返回淡水，联合会党宣传社会变革，被推为三合会首领。三洲田起义前，会党成员多浪迹江湖，散处四方，全靠其号召纠邀。1895年1月在香港参与孙中山组建兴中会，为香港兴中会负责人之一。1895年4月，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党人为了推翻清朝统治，在广州发动组织第一次武装起义，邀郑士良回国参与组织指挥，负责联系广州、花县、英德等地会党。又命令所有惠、潮、嘉各属会党及绿林首领黄福、黄江喜、梁慕光、黄耀庭诸人俱受郑士良节制。三洲田起义败后，1901年郑士良复奉孙中山之命由日本返香港执行任务，与同志饮宴于琼林酒楼，清吏使人落毒食品中，郑士良不知其诈，中毒身亡（一说系中风所致）。
惠州三洲田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却充分显示了会党的力量和反清作用。如归善县人曾捷夫、曾仪卿叔侄也是三合会首领之一，而曾捷夫在惠州平海所一带党伙颇多，三洲田战役曾号召平海所会党响应，后来在庚子惠州之役中，又协助郑士良联络会党，颇为得力；归善县马栏头人罗生，宅第宽广，三洲田大营就是设在其家中；博罗县人林海山也是惠州三合会首领之一，曾协助郑士良，甚为得力。归善县人林侠琴、廖和、唐皮；博罗县人何松；新安县人卢灶娘；与黄福等驻扎三洲田大营，发难时分任军中职务。又有归善县人蔡景福、陈怡、黄扬，博罗县人刘运荣，新安县人蔡生、何崇飘，河源县人陈福等都是三洲田战役的将校，身先士卒，沿途血战阵亡。此后在多次革命军事行动中，各地会党都能舍生取义，前仆后继地积极参与，并发挥其作用，如丁未年（1907）潮州黄岗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廉州防城起义、广西镇南关起义以及戊申年（1908）云南河口起义等。
紫金好义人陈亚湘，是东江会党首领之一，参加三洲田起义失败后逃亡香港，1908年潜回惠州邀集旧部，继续与清兵作战。他与助手张陀在紫金蓝塘、古竹、好义、义容、凤安等地发展会员万余人，除地主土豪外，九成以上家庭都有人参加会党织织。他们竖地四方红旗，旗面写着“忠元帅”三个大字，声势非常浩大。陈亚湘率领他们组织汤坑起义、攻打古竹清兵、火烧蓝塘公局，声震东江两岸。清军管带夏文熙被派往清剿时，曾向他的部下说：“参加洪门的人，在蓝塘、古竹、好义一带，我们不用看，随便抓去，总不会抓错人。”充分显示出清末东江会党之兴盛。
我国学者陈剑安在研究广东会党在辛亥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时，认为：“从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开始，到1911年11月广东独立为止，前后共六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革命党大力运动会党的阶段，也是广东会党在革命党策动下武装起事最多的阶段；后一阶段革命党虽然把活动的重心移向防营、新军，但并未放弃对会党的工作，会党的积极作用，仍然得到进一步发挥，广东独立正是在革命党人策动会党群众大起事的形势下促成的。”此说符合历史事实，对广东及东江会党在清末革命中所起作用给予充分肯定。惠州三洲田和七女湖起义失败后，惠州会党仍然前仆后继，先后参加了广州新军起义和辛亥广州起义。1911年10月，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成功地发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辛亥武昌起义。武昌起义打响后，陈炯明、邓铿、王和顺、翁式亮等十余人陆续来到惠州，与各地会党和农民联合起来组织民军，经过一番激烈战斗，终于推翻清朝政府，惠州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来源：惠州头条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