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2046》剧照
他是香港文学一代宗师。
他的文字醉倒一代代文青，包括导演王家卫。
电影《花样年华》《2046》分别源于他的《对倒》《酒徒》。
他说：我无意写历史小说，却有意给香港历史加一个注释。
于是，50-70年代的香港，那些蒙尘岁月，那些潮湿记忆，被一代大师唤醒了。
2018年6月8日下午2点25分，“香港文坛一代宗师”刘以鬯先生告别了他的百岁人生。同时，他在生命最后岁月里审定的“刘以鬯经典”系列在内地出版上市，这套书系包括他最具代表性的三部作品：长篇小说《酒徒》、小说集《寺内》和长、短篇小说合集《对倒》。一个生命谢幕，另一个生命诞生。这是巧合，也是一位宗师级作家必然圆满的人生结局。
一百年，他经历大时代，从上海到香港，从香港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再到香港，靠一支笔，将纷纭岁月凝练成与众不同的文字，在香港独开现代主义文脉。
一百年，他写作、出版、编报、编刊，以报纸副刊和文学杂志为阵地，一手促成了香港几代本土作家的成长。
一百年的文学人生已画上句号，但属于他的时代、属于他的记忆、属于他的诗意、属于他的追求，早已留在了他的作品里。而作品，是永恒的生命。
一、他的名字叫流水欢唱
香港学者孙立川说：“二十多年前，因文学之缘而认识了刘以鬯先生，总觉得他永远都保持着上海文化人的习惯，西装革履，梳着整齐的发型，钟意饮咖啡、吃西点、品尝美食，谈吐文雅，对西方文学流派及其手法十分熟悉，对内地、香港的文坛更是如数家珍。读他的小说，似乎可以看出他浓浓的上海情意结。”
刘以鬯先生1918年12月7日生于上海，祖籍浙江镇海，原名刘同绎，字昌年，刘以鬯是笔名。鬯读畅，古时指香酒、祭器，亦与“畅”通，如鬯茂、鬯遂即畅茂，畅遂。这个古字如今很多人都不识得了。据刘以鬯研究专家梅子说，这笔名是刘以鬯父亲取的。刘以鬯父亲刘灝毕业于上海中西书院，曾任黄埔军校英文秘书。梅子猜测，“刘以鬯”与“流以畅”谐音，取意水流通畅，寄予父亲对儿子的美好祝愿，愿他的生命像河流一样畅流不息。也许因为这份祝愿，刘以鬯经历了战火、动荡、迁徙，活了一百岁，活成了人瑞。而刊登于香港《城市文艺》96期（刘以鬯纪念专号）封底的一首诗歌《他的名字叫流水欢唱》里，作者柳岸对刘以鬯的人生和笔名作了更诗意的诠释：“像青春年少鏖战球场/断了手指仍不言放弃/他的名字叫流水欢唱/跳着溅着直奔向远方”。
生于殷实家庭的刘以鬯自小受到很好的教育，兴趣广泛，喜欢集邮、砌模型、搜集陶瓷，读书时喜欢打篮球，是校队健将，曾因球赛把手指打断。受父亲影响，刘以鬯也爱好文学，中学时便发表处女作《流亡的安娜·芙洛斯基》。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主修哲学期间，读了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小说，更从30年代闻名上海的《现代》杂志上读到莫泊桑、都德等外国作家作品，受穆时英、施蛰存等人新感觉派小说影响甚深。那时，刘以鬯便打定主意在文学上要“走自己的路”，写“与众不同”的小说。
1946年，刘以鬯在上海创办了怀正文化社，出版施蛰存、戴望舒、姚雪垠、徐許等名家作品，1948年出版首部小说《失去的爱情》（中篇），年底离沪赴港，除1952年至1957年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外，一直生活在香港，直至去世。在星马和香港，他主编了《星岛晚报·大会堂》《香港时报·浅水湾》《快报·快活林》《快报·快趣》等报纸副刊，持续三十年日写八千字，最多每天应付十三个报纸专栏共一万三千字。写专栏被他归入“娱人”的写作，“目的在于换取稿费，不避俗，也不避熟”，同时，他还坚持”娱己“的严肃文学创作，力求创新，写出了《酒徒》《对倒》《寺内》等一批开风气之先的作品，奠定了他在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宗师地位。1985年，他创办并主编《香港文学》杂志，开辟了一块坚实的严肃文学阵地。1994年，他受聘为香港临时市政局“作家留驻计划”第一任作家，此后，先后荣膺香港书展及文学节首届“年度文学作家”、香港艺术发展局“杰出艺术贡献奖”“终身成就奖”、香港特区政府荣誉勋章和铜紫荆星章等荣誉与奖项，可谓实至名归。
梅子与刘以鬯先生交往四十年，他眼中的刘老，为人正直、低调、勤奋、亲切、幽默，而印象最深的是富有童心和好奇心。作为“刘以鬯经典”系列的编辑，我有幸与刘老有一面之缘。我见到的是九十八岁时的他，面貌清癯，神情俊朗，像北京的秋天一样爽利，一如他的文字，清爽、简洁、灵动，没有一丝多余。他有着纯粹的文心，有着孩童般的奇思异想，有着少年般的诗意，有着古典文人的风骨，有着报人的现实情怀，又有着现代作家的不羁灵魂，所有这些化成文字，便是他与众不同的纯文学观念，使他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写出了一批具有世界意义的现代主义小说。
二、他为一座城添加历史的注脚
南来香港作家群里，不乏在上海已成名的作家，如戴望舒、曹聚仁、徐許、张爱玲、姚克、叶灵凤等，但他们的创作鲜有以香港本地生活为背景的，刘以鬯则自觉融入香港，把敏锐的目光和思维的触角深入到这座城市的角角落落、方方面面：街道、巴士、店铺、餐厅、咖啡馆、电影院、舞场、修顿球场、赌马、炒金、炒楼、炒股、住屋问题、治安问题、交通问题、物价问题……于是，上世纪50-70年代香港城市风貌、社会问题、庶民生活，都鲜活而精细地定格在了他的小说里。
《对倒》由一个上海移居香港、在回忆中怀旧的中年男子，一个香港土生土长、在幻想中憧憬的青春少女，他们各自在香港街头的游荡、见闻和感受，绘出70年代香港街头生活：弥敦道两旁，新楼林立，未拆卸的旧楼不多；照相馆隔壁是玩具店，玩具店隔壁是眼镜店，眼镜店隔壁是金铺，金铺隔壁是旧楼，旧楼隔壁是士多，士多隔壁是新潮服装店，服装店的衣服上印着I IOVE YOU；年轻男子穿真适意牌牛仔裤，右手插在裤袋里，裤子是蓝色的，裤袋却是红方格的；年轻女人穿新潮装，牛仔裤的裤脚好像用剪刀剪开的；餐厅放的流行音乐是姚苏蓉的《今天不回家》，四个上海女人在唾沫横飞议论楼价上涨……
《酒徒》借一位在文学理想和生活糊口之间挣扎的作家的醉言醉语，写出50-60年代商品经济盛行的香港，文艺也高度商业化的文坛环境。据说王家卫拍摄《花样年华》时，曾专门请教刘以鬯，那个年代的香港副刊编辑，用的什么稿纸，听的什么歌曲，去舞厅跳的什么舞，谈的什么话题。这些时代印记在《酒徒》中都可以找到。主人公为报纸写“四毫小说”，用的是25*20=500的原稿纸；他会去“手指舞厅”，喝拔兰地、威士忌；十七岁的舞女嘴唇搽着杏色唇膏，抽“骆驼”烟，听保罗·安加的唱片；文人去皇后道上的“钻石”喝酒，因为它的卤味极好；那时的北角有上海霞飞路的情调……
刘以鬯小说之所以能成为经典，首先在于他对所生活城市的热爱，并将这份爱转化为写作的养分，让作品与城市水乳交融。他的文字虽没有粤语的港味，却比本土作家更写出了香港的真实。也许，这份热爱正源于梅子说的“童心和好奇心”。据说，刘以鬯爱好逛街、坐电车，散步时倾听市井俚语、观察行人衣着手势，坐电车时也在观察街景、思考人生。因此，他才能与所生活城市无缝对接，写出这座城市的灵与肉。学者把这种融入当地的写作称为“贴地书写”或“在地化写作”。的确，刘以鬯总是关怀现实，贴地书写。南洋六年，他写《时代曲》《甘榜》《热带风雨》等南洋生活小说；定居香港后，他写《酒徒》《对倒》《岛与半岛》《香港居》等香港生活小说。如今，要了解50年代的南洋，要了解香港，刘以鬯的小说都是绕不过去的。
香港学者林少阳说：“刘以鬯之所以被视为香港文学的代表，不仅是因为他的文学展开于香港，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记述了另类的香港历史。”对此，刘以鬯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我无意写历史小说，却有意给香港历史加一个注释。”
三、 他重新界定了文学的可能性
除了“在地化写作”，刘以鬯留给文学的更重要遗产，是求新求异的创新精神。他以毕生的文学实践，重新界定了文学的可能性。
在《“娱乐他人”和“娱乐自己”》一文中，刘以鬯回顾自己的创作生涯说：“多年来，我一直在探索小说创作的新路。我觉得写小说应该走自己的路，尽可能与众不同，使作品具有独创性。”接受访问时，他常说：“我走自己的路。”“你不需要走别人走过的路，你走你自己的路，走自己的路不是容易，千千万万的小说，好看的难有一本，所以你要与众不同。”
正是“走自己的路”，“要与众不同”的文学追求，使他写出一批不合常规、另开路径的实验小说——没有故事的《对倒》，没有人物的《吵架》，没有起点与结局的《链》，以物为主的《动乱》，重复叙述的《打错了》……他用意识流写长篇小说《酒徒》，用诗的语言写中篇小说《寺内》，用内心独白写长篇小说《他有一把锋利的小刀》，用一正一负双连邮票形式写长篇小说《对倒》，用黑白相间的形式写《黑色里的白色 白色里的黑色》，用视觉造型写《盘古与黑》《副刊编辑的白日梦》，用故事新编写《蜘蛛精》《蛇》《寺内》……这些小说以“求新求异”的文体实验，彰显现代小说的新锐与性灵，至今令人惊艳而掩卷慨叹：原来小说可以这么写！
有人为了使作品独具一格，喜欢用晦涩难懂的文字写小说，刘以鬯却用简明易懂的文字探索不同的表现方式。他信奉老舍所说：“世界上最好的著作差不多也就是文字清浅简练的著作。”他认为莫泊桑的《项链》、契诃夫的《万卡》、欧亨利的《麦琪的礼物》等小说之所以成为名篇，在于两点：1.精巧的构思将平凡的生活片段写成不平凡的小说；2.文字简明易懂。所以，他惜字如金，用高度自律的态度对待语言，用标新立异的精神探索小说叙述的多种可能性，力求将平凡变为不平凡。
刘以鬯经典系列
《酒徒》《对倒》《寺内》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商品经济盛行，文艺也高度商业化。一位艺术良心未泯的作家，挣扎于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不愿典卖自我价值而不能，只好一面煮字疗饥，靠写文字垃圾求取生存，一面自责忏悔，借酒麻醉，沉沦为不能自拔的酒徒……《酒徒》创作于上世纪60年代初，被誉为“中国首部意识流小说”，入选“20世纪现代小说经典名著百强”。2004年引发香港导演王家卫拍摄电影《2046》。2011年由香港导演黄国兆拍摄成电影。
一个是上海移居香港，在回忆中怀旧的中年男子；一个是香港土生土长，在幻想中憧憬的青春少女，他们互不相识，各自游荡在70年代的香港街头，带着各自的见闻和感受迎面而行，又背向远去，仅有的一次邂逅，也是擦肩而过……“对倒”指一正一负双连邮票，借用此形式，作者于1972年创作了长篇小说《对倒》，后又浓缩为短篇，本书为长、短篇合集。2000年，《对倒》引发香港导演王家卫拍摄电影《花样年华》。
《寺内》收入十四篇新颖多彩的中短篇小说，熔想象与诗意、古典与现代于一炉，或为故事新编，如《寺内》《除夕》；或表现香港现代都市之人与事，如《对倒》《链》《吵架》《赫尔滋夫妇》《龙须糖与热蔗》《圣水》等；或探求生命哲理，如《蟑螂》……这部结集于1977年的经典小说集，篇篇有创意，篇篇是佳构，以“求新求异”的文体实验，彰显现代小说的新锐与性灵，至今令人惊艳而掩卷慨叹。
他引入诗歌和哲理，有效提升了小说的语言艺术和思想水准。他说，由于电影和电视高度发达，小说必须开辟新道路，其中，让小说与诗联盟，是《酒徒》《寺内》所探讨的小说新道路。他说，“写《酒徒》时，我故意使诗与小说结合在一起”，而《寺内》是以小说形式写诗体小说，有别于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用诗歌形式写诗体小说。他多次引用柯恩的话：“诗是使文学继续生存的唯一希望。”
他追求创新的同时并不拒绝传统，而是将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结合在一起。《酒徒》的意识流，并非没有逻辑的难懂的意识流，而是小说家探求内在真实的一种技巧。他说：“现代社会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只有运用横断面的方法去探求个人心灵的飘忽、心理的幻变并捕捉思想的意象，才能真切地、完全地、确实地表现这个社会环境以及时代精神”，这是写实主义所不能完全做到的，所以引入意识流……
香港作家董启章说，刘以鬯除了是“读者的作家”，也是“作家的作家”。他在写作上的大胆实验和创新精神，带给一代又一代的创作者新的启发和激励，为香港文学起到了示范作用。没有刘以鬯的示范、标杆，在香港这个文学不被重视、艺术价值模糊不清的地方，何谓好作品，是多么难以判断的事情。而因为刘以鬯，文学青年对于自己成为作家有了更确切的预期和把握。“作家的作家”，这是刘以鬯对于文学的深远影响所在。
（原栽《文化月刊》2018年第8期，作者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刘以鬯经典”丛书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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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以鬯，原名刘同绎，1918年生于上海，1948年底定居香港。著名作家、编辑家。著有长篇小说《酒徒》、长短篇小说合集《对倒》、中短篇小说集《寺内》等逾四十种文学著作。其中，《对倒》《酒徒》分别引发香港导演王家卫拍成电影《花样年华》《2046》。作品入选多种选本、鉴赏辞典和大学教材，被译为英、法、意、荷、日、韩等多国语言。2015年以97岁高龄荣膺香港艺术发展局“终身成就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