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饭要粮票，吸烟要烟票，喝酒就得有酒票，就连买一盒火柴，也得用火柴票。计划经济时代，各种限量的票证涵盖吃、穿、用、行……
从1955年发行第一套全国粮票开始，到1993年票证的全面退出，整整39年，小小“票证”见证了多少真实的人间表情，也折射了改革开放40年来，人民生活的巨大变迁。
前不久，我市档案局向公众征集各种老照片，其中有不少各式各样的三明本地票证样本，这些泛黄、褪色的“方寸纸片”将历史尘封许久的“票证年代”再次拉入了我们的视野。
抽到自行车票就像中了大奖
“那时抽到自行车票就像中了大奖一样，高兴得都跳了起来。”说起票证，那些逝去的记忆又一股脑地涌了出来。1960年从上海来到三明支援山区建设的陈伟民、严林美夫妇笑着说：“那时这些‘奢侈品’每个单位都是有指标的，全厂200多人一起抽签，谁抽到就是谁的。有时候一年抽一次，有时候两年都没有指标。”
抽到自行车票的陈伟民第二天起了个大早，坐长途汽车到沙县百货商店去提货，拿到车后，陈伟民直接骑了1个多小时的路程回到三明。那时陈伟民一个月工资100多元，一辆自行车差不多要两个多月的工资。然而，最贵的还数彩电，一台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要攒3年的工资。
（三明市粮食复制品购买票）
回忆起那个时代，陈伟民感慨万千。他说：“虽然我们夫妻俩都在三明三星食品厂，但是厂里产的食品我们员工可随便吃不到，都要用票领，偷吃一块被发现可是要接受处罚的。为了让3个孩子能吃饱，我就在房子前的空地种些地瓜、蔬菜。虽然日子清苦，但好在大家都一样，而且房租便宜，看病单位给报销，精神压力不大。”
最小面值的“1钱油票”
（最小面值的“1钱油票”）
“你想想看，1钱也就是筷子沾一下，才几滴，可想而知那时的物资有多匮乏。这是我见过并收藏的最小面值的油票了，十分珍贵。”我市票证收藏爱好者陈志忠回忆道，“我刚开始工作时是在荆西文化站，一个月20斤粮票，只有过节才发烟票、糖票。那时，大街上只有零星（都是）国营饭店，没有私营饭店，买一个馒头，吃一个包子都要粮票，我还记得吃一碗面要2两粮票。”
喜欢票证收藏的人，大都是因为对它的感情，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对这段时光的记忆尤其刻骨铭心。“只要出差到外地，我都会去古玩市场逛一逛，淘一些奇特的票证，你看这些不同地方的票证，颜色红、黄、蓝、绿都有，上面印有各地的风景名胜，图案精美之至。”陈志忠难掩自己对票证的喜爱。
“票证的种类高达十余万种，收藏魅力来自于不可再生性；而票证一旦成套或成系列，价格立即十几、几十的翻倍。”陈志忠说，“从收藏的角度来看，老票证是新中国经济恢复、发展、变化的历史见证，体现着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时代特征，票证虽然早已退出了百姓的生活舞台。但是这些年票证收藏异军突起，其研究与收藏价值不可限量，前景看好。”
（布票）
（油票）
除了粮票、油票等，陈志忠还收藏了许多解放初期发行的毛泽东头像老股票和各省市发行的侨汇券、外汇券。“我的爷爷是新加坡华侨。姨姨一家上世纪五十年代也移居新加坡，困难时代，她经常寄钱回来兑换成外汇券和侨汇券，改善家人的生活。上世纪八十年代我结婚时还是用侨汇券去福州华侨大厦买回一台日立牌彩电和一辆凤凰牌自行车，从那时起我就把剩余的侨汇券和外汇券收藏至今。”陈志忠介绍道。
半辈子的“票证生活”
然而，对于许多人来说，当年的票证，却是整个生活的“支点”。
“1936年出生的我，已经经历了35年票证生活。这可快赶上我的半辈子了！”今年82岁的老人潘彩荷颇为感慨，“1958年，我跟随丈夫的部队从宝鸡市来到三明，后来进入原福建省第一建筑公司当了工人，之后就一直生活在三明了。那时，每个月我的粮食定额是24斤，我爱人是30斤，小孩一出生是11斤。如何让家里人吃饱，是我们的‘头等大事’。”
（粮票）
“3个孩子年岁都差不多，我每天上班前都会把一天吃的东西平均分配好了分给他们。比如一块豆腐乳，会分成很小的3块，放在各人的小碟子里。小孩都省着吃，因为他们知道，吃完了自己的就只能眼睁睁看别人吃了。”说到这里，老人露出苦涩的笑容。
“我还记得小时候，母亲用粮票换来米后，都会一罐一罐量好，有一次我偷了一斤米去换糖吃被发现，还被父亲打了。”潘彩荷老人的儿子余先生笑着说，“以前，母亲总是把白糖用玻璃罐装好,放在篮子里，挂在屋顶上，我那时还小，就搬来凳子偷糖吃，结果糖罐子掉下来摔碎了，糖没吃到反挨了一顿打。”
“每次走亲访友，我都会用手帕包上半斤米。因为当时不管农村、城镇都非常困难，不好意思吃亲戚家的，就只好自带口粮。”老人回忆道，“那时，老家还有弟弟妹妹要资助，而全国各省市发行的地区粮票互不流通，我们要把省下来的三明粮票换成全国粮票，再寄回去给家里人用。”
“方寸票证”折射“时代变迁”
方寸票证，记录了时代变迁，也见证了人民生活水平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各种生活物资的不断丰富，在1993年，使用近40年的粮票“寿终正寝”，退出历史舞台。
“为了满足人民生活的基本需求而采取当时最为有效的方法，就是印发各种商品票证，有计划地分配到单位或城镇居民手中，这就是中国票证时代的开端。”陈志忠感慨，“虽然随着中国经济社会所有制的多元化，就业渠道的多元化，收入来源的多元化，社会阶层的分化，资本市场的逐步发展，出现了许多与人们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事物，但很难再找出一个与老票证地位等同、与市场经济紧密相连的事物。”
（中国银行外汇兑换券）
“两张银行卡，纸币几张，还有身份证、交通卡等。”周明细数着自己钱包里的东西，“都是各种各样的卡，不过现在这些也都没什么用处了，把它们绑定到手机APP里，出门只要带一个手机就行了，很方便。”
“90后”小伙子周明，根本不知票证为何物。而“2分钱上次公园，5分钱看场电影，四两粮票两毛钱吃顿饭，上大学靠推荐，住房不用买，生大病了去单位要个记账单交给医院”的生活经历，却贯穿了他们父辈过去的日子。
（股权证）
对于改革开放后出生、自由消费的一代，“票证”是一个非常陌生的概念。如今，票证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历史文物”，被收藏者宠爱着。
一代人说不清的“票证情结”和年轻人对于票证的隔膜，折射了改革开放40年生活的巨大变迁，也反映了中国从计划经济时代到市场经济的沧桑轨迹。
（三明日报记者 苏 莉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