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国人在迪拜的现状，外国的月亮也不见得多少圆

迪拜，以奢华和奇迹闻名于世，免税店销售额世界第一、机场客流量世界第 3 的机场，更让这座阿联酋城市跻身为「世界中心」。在不少国人眼里，迪拜是土豪的集聚地，物价高昂。疫情改变了迪拜，运营 36 年、24 小时营业的迪拜机场免税店第一次暂停营业，迪拜的第一座摩天大楼世贸中心，被改成了临时医院。
这里没有封城和宵禁，只有 24 小时限制居民外出的「国家消毒计划」，违法出行，将被处以相当于 3850 元人民币的罚款，不戴医用口罩，则处以相当于 1930 元人民币左右的罚款，屡犯者，将被逮捕和公诉。
如今，有这么一批国人滞留迪拜，一方面是不知归期的住宿餐饮支出，一方面是屡屡取消的回国航班，难以退还的机票票款，他们的钱越来越少，有人流落街头，有人想转道巴基斯坦，坐车回国。
经济和精神上的双重压力，被迫困在迪拜的他们，希望找到回家的路。
「偶尔治愈」联系了 20 名滞留迪拜的中国人，试图还原他们寻路的故事。
无法登机的中国人
「我们已经住不起酒店了」「在大街上了」「没有Wi-Fi」，4 月 17 日晚， 21 岁的湖南姑娘曾嘉欣断断续续地回复「偶尔治愈」，她和闺蜜流落在阿联酋迪拜的街头。
此时，迪拜规定， 24 小时限制居民外出。如违反，将处以相当于 3850 元人民币的罚款，屡犯会被警察抓捕、提起公诉。
「警察要抓就抓吧。」说完这话，曾嘉欣和闺蜜就跟「偶尔治愈」失去了联系。
疫情和病痛缠绕着曾嘉欣，闺蜜的无助哭泣则是背景音。3 月 7 日，她曾在迪拜酒店晕倒 3 个多小时。
缺钾？贫血？在陌生的国度，语言不通，病因无从确认，这让她有了提前回国、去看医生的想法。
她俩此前 3 次购买回国机票，可要登机才被告知，因疫情导致的出入境管制，航班被临时取消。
航班三度取消，机票退款却一直未到账，这成了压倒她的最后一根稻草。「泡面都不舍得顿顿吃，一天只能吃一顿，钱不够了。」 4 月 3 日，曾嘉欣说。
「绝望」是她提到最多的词。到现在，她还瞒着爸妈，理由是爸妈身体不好、怕爸妈担心。她爸妈还以为，女儿在湖南郴州的那家美容院，学着手艺。
回国航班，让曾嘉欣和闺蜜三度燃起希望，又三度熄灭。和她们有类似遭遇的国人，心思也在随着回国航班的变化，浮沉。
3 月 24 日，是他们想搭上末班车成行的日子。
前一天，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宣布，从 25 日零时开始，所有非香港居民乘机抵港后不准入境，机场停止所有转机服务。也是这一天，阿联酋航空宣布，暂停迪拜往返北京航班，这是最后一个与阿联酋有客运航班的大陆城市。
在闸门关上前，能买到「最后的船票」的人是幸运的，可这幸运，并不持久。
长春姑娘乔尤野刚开始买的是 3 月 21 日回国的票，票价 3000 多元，起飞前一天，航班取消。她又买了 24 日经香港转机回国的机票，票价涨到 5000 多元。
为求稳妥，17 时 55 分的航班，她提前 8 小时就到了机场。15 时，国泰航空 CX0746 航班办理值机，工作人员说，没有香港身份证或护照的，都不可以乘坐这趟航班。
「整架飞机就走了 3 个人，我们都被扔下了。后来，我给总领馆打了 10 多次电话，工作人员说他们在沟通协调。等大使馆下班以后，电话就转接到国内，转到外交部了。」乔尤野对「偶尔治愈」回忆，总领馆统计人数，当时有 170 多人滞留在现场。
她在迪拜机场一直等到了次日凌晨 2 时。没有消息。
那天，她正是生理期，难受、冒虚汗，感觉身体吃不消。当天，她只吃了一个苹果、一个面包。
随着激动的人群逐渐散去，在机场逗留 16 小时后，乔尤野也熬不住了。凌晨 ，她独自拎着 24 寸和 20 寸的两个行李箱，乘出租车离开。在车里，感觉非常无助的她哭了，凌晨 3 时多才回到自己工作的汉堡店。
杨福戬离开机场比乔尤野早，作为企业家，他不把希望放在自己无力影响的事上。
他是和妻子来的迪拜，原本买的机票是 3 月 27 日飞香港，12443 元，正好让他在迪拜待满 14 天。香港的限制令一出，他马上把机票改签到 24 日。
31 岁的杨福戬在深圳开了一家做重力毯的工厂，还在香港开了一家公司。此前，他虽在深圳，却无法去香港。根据香港要求，大陆非香港居民，得在第三国住满 14 天，才可以去香港。
于是，3 月 13 日，从深圳蛇口经香港机场，他和 33 岁的妻子飞来迪拜见客户。受朋友之托，他带了 4 盒新冠病毒核酸试剂来迪拜。
那时，阿联酋累计确诊 85 例，没有死亡病例。出发时，他在深圳已居家隔离了一个多月，这一趟迪拜之旅，他也当做是一次远离疫情的散心。
未曾想，散心成了闹心。到迪拜的第 2 天，他家所在的深圳某社区电话通知他，如果从阿联酋回国，得集中隔离。
改签、赶末班车，杨福戬希望赶在限制措施生效前回国，可这努力还是一场空。
24 日，在迪拜机场，工作人员告诉杨福戬，因为他的大陆护照最多只能在香港待 7 天，所以不能领登机牌。
他给总领馆打电话，接通后，对方马上挂掉,「据其他联系上的乘客反映，工作人员更多的是在安慰。」
从 13 时协商到了 24 时，眼见另一个飞往香港的航班也已起飞，杨福戬夫妻依旧走不成。
虽然不是自愿退票，他和妻子还是被收取了 2900 元的退票费。他此前买的 3 月 28 日从香港飞上海的机票，也被国泰航空通知航班取消，收了票价 1/3 的退票费。
时间就是金钱，杨福戬一向周密到分钟的工作行程安排，乱了。
变化如此猝不及防，疫情煽动的变数，裹挟着众多在阿联酋的中国人，转机地在变、目的地在变、计划也在变.....
迪拜，并不是 64 岁的冯秀琴和她 28 岁的女儿的目的地，澳洲才是。澳洲的哥哥刚做了心脏搭桥手术，病情严重，让冯秀琴很想念他。
因为疫情，2 月 1 日，澳大利亚颁布旅行禁令，14 天内从中国大陆离开或者中转的非澳大利亚籍人员，不会被允许入境。
为了去澳洲，母女俩需要在第三国中转 14 天。她们选择了阿联酋，因为这儿免签。
母女俩于 3 月 11 日由北京飞到迪拜，如果一切顺利，中转 14 天后，她俩将于 3 月 27 日从迪拜飞阿德莱德，票价 9800 元。
可自 3 月 26 日起，迪拜关闭机场。
母女俩 14 天中转计划，变成了在迪拜不知归期的滞留。
这一天，黄程里两夫妻从阿布扎比飞北京的航班也取消了。
发现妻子怀孕 3 个月后，黄程里辞去工作，准备回国。
第一次当爸妈，黄程里发现妻子在迪拜最大的困难，就是去医院孕检。华人医院说，他们设备有限，建议去当地医院。可疫情期间，当地政府医院不接待非新冠患者。
黄程里 3 月 30 日打电话向大使馆反映情况，工作人员要他打车去医院。「他们想的太容易了，迪拜很多出租车拒载中国人，从 2 月开始，见到中国人就躲，觉得中国人携带病毒。」 他给大使馆打完电话后，陕西商会的也来找他，建议夫妻俩留在迪拜，「回国路上多危险」。

迪拜不相信眼泪
30 岁的吉林姑娘乔尤野，干练、精明。她曾在长春开过一家小美容院，50 多平米，生意不好，一个月能赚四五千元。
她爸爸有肝硬化，一年吃药至少要 1.7 万元，药得一直吃到去世，一刻都不敢停。家在农村，爸妈没有什么经济来源，作为独生女，养老、治病的费用，都得靠她扛。
为了家人，她得赚更多钱。来迪拜，是一个中介介绍她来的。对方说，给她安排一份月工资1.5 万元的工作。
于是，刚结婚两个月的她，于 2019 年 12 月 10 日从成都转机到了迪拜，中介费加机票，她一共给了中介 2.8 万元。
可中介把她带到一家美容院后，她发现自己上当了。
这是家「不正规」的按摩院，「就是干那种事的」。
转身离去，她找了个汉堡店打工——得挣到回国的机票钱。
20 岁的大学生李卓没想到，2020 年，疫情会让她在异国经历这么多第一次。
在阿联酋，她曾被紧急送院、核酸检测、专家会诊；在某高校，当本地学生离校回家时，她和其他中国同学留守在课堂和宿舍，时时得面对宿管们的刁难；提前拿到结业证后，回国的机票被屡屡取消。
她在阿联酋某高校上大三，是由国内交换过来的，学制一年，原本 2020 年 5 月结业。1 月 27 日，大年初三，她在北京过完年后，回阿联酋。
虽然当时国内的疫情爆发了，但她爸妈认为，国内措施强有力，在国内要比在国外安全，不希望她去迪拜。
为了完成学业，她坚持回了阿联酋。此时，当地还没有新冠确诊病例，阿联酋的首个确诊病例要在 1 月 29 日才发现，是来自武汉的中国游客，也是中东的首例确诊。
可受疫情的影响，在阿联酋的中国学生早已被当作重点关照的对象。她所在的高校规定，每名中国学生都得接受为期 14 天的身体检测。
从零下 10 ℃的北京回到 20 ℃的阿联酋，李卓的鼻炎犯了。1 月 29 日，学校直接叫救护车把她送院，「他们觉得我有一些呼吸道问题，就有可能会得新冠。」李卓说。
她在医院隔离了一天一夜，进行了核酸和血清检测，输液用的滞留针，也在手背插了一天一夜。
因为沟通不通，被独自留在检查室 3 小时的她，害怕、无助。她好几次想去找医生，可门外端坐着的保安，阻止她离开。
难以承受的李卓给学校校医打电话，哭了一通。校医给她送来了充电器和衣物，两波专家也出现，对她进行会诊。排除嫌疑后，她才被允许回校。
不久，阿联酋的疫情开始严重起来。当阿联酋确诊病例上升到 45 例时， 3 月 7 日，阿联酋宣布关闭所有教育和培训机构，改为远程授课。
李卓所在的高校宣布要全校消毒，校舍关门，学生要全部离校。于是，宿管便轰她们离校。
对还有两个月就结业回国的他们来说，离校后的居无定所，和提前回国对学业的影响，把他们夹在中间，两头做人难。
所幸，从国内带队过来的一位中国老师出面协商，学校同意让中国学生在宿舍里自我隔离。
刁难并未就此结束。
为了应对疫情， 3 月 26 日阿联酋开始全国宵禁， 4 月 4 日迪拜将宵禁扩展到 24 小时限制居民外出。为了解决吃喝，李卓和同学们联系了一家中国人开的超市送货。
「中国」成了让宿管们刺眼的标签，他们对中国学生找中国超市订货很有意见。「有宿管跟我说，你不知道现在中国疫情有多严重，中国货也有病毒。」李卓说。
她解释，虽然超市是中国人开的，但她们买的商品都是阿联酋本地产的，如果货有问题，也是阿联酋这边的生产质量有问题。
住得离宿管较近的中国学生，则会面临更多刁难，宿管常常会去找他们麻烦，比如突然进房查卫生，说他们宿舍不干净，说「这会带来更多的病毒」。
为了拿到结业证，纵使遇到种种不快，她们也得留在当地继续学业。起初，学校通知，由于中国学生相对集中，所以其他学生可以上网课，中国学生还是线下授课，而期末考试是否改为线上进行，当时尚是未知数。
如果拿不到结业证，那么李卓回国后，也得重新考试。
当得知学校「轰人」的事后，她爸妈让她立刻买票回北京，放弃学分，等以后再重修。
但李卓舍不得 4 万多元的学费，「就这样没名没分的回国、不能结业的话，就太亏了」。
此外，为了不错过她最在意的四六级英语等国家考试，算上回国隔离的 28 天，她得在 4 月就回国。中国交换生们跟学校协调提前结业，协商的结果是提前 1 个月。
好消息也有，4 月 9 日，领事馆给留学生们送来一批口罩，每人 10 个。
无限循环的航班取消
国航航班 CA941 ，从迪拜飞北京，从 4 月 17 日起恢复执行，这是 3 月 27 日国航公布的第一批航班中，唯一一班从阿联酋回国的。
李卓抢到了这个航班。其实，她一开始于 3 月 3 日定的是 5 月 8 日的回国机票，票价 3000 多元。当确认提前结业后，她又买了 4 月 21 日的机票，票价涨到 1 万元左右，「当时 4 月 20 日前回国的机票已全部取消」，她说。
结果， 3 月 25 日她接到通知， 4 月 21 日的航班也取消。还好，她能把票改签到 4 月 17 日的 CA941。
4 月 8 日，李卓最后一门考试结束，可这一天，她收到消息， 因为疫情原因，4 月 17 日的航班取消了，「想不明白，这个航班各大媒体都公示过，为什么就取消了呢？」
「他跟我说，你有时间在这里哭，还不如考虑一下从别的国家中转。」 4 月 8 日，李卓致电总领馆，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说，他不是以领事馆代表的身份跟她讲，而是以个人的身份好心指点她，哪个航班可能还有票，目前能转机回国的，还有日本和韩国。
李卓有考虑过从韩国中转，但笔记、大衣等沉重的行李，成了负担。如果转机，因为是分程票，她的行李不能直挂，也就是说，当行李抵达韩国时会入境，可她自己又没法入境。她有个朋友面临这种情况时，选择了把行李丢在了韩国。
而如果快递回国的话，按照国际快递的资费， 25 公斤要将近 7000 元。
这让她两难。
爸妈给了她很多钱买票，「不管花多少钱，能回家就行」。目前，她买的是阿提哈德航空 5 月 3 日回国的直航票，票价 1 万元，让她不必舍弃行李——可就怕航班取消。
李卓的焦虑与日俱增。她爸爸是警察，爸爸做女儿的思想工作说，现在国内的困难有很多，可能不会优先考虑你们的情况，多方撒网，重点捞鱼，越是困难时越要冷静。
4 月 13 日，李卓拿到了结业证。学业告一段落，可回家的路呢？还浮在空中。
同样未定的，还有冯秀琴母女，她俩本也买到了 4 月 17 日的国航航班 CA941。
得知去不了澳洲之后，母女俩定了 4 月 10 日回国的航班，后来通知取消了。此后，接连 3 次改签的航班，连着被取消，最后一次，是 4 月 17 日的航班被国航延期到了 5 月。
母女俩最后一次买票发生在 4 月 12 日，买了 26 日的阿提哈德航空公司航班。
不出意外，两天后，她被通知航班取消。可申请退款时，按照退改规则，本可以免费退票的诉求被航空公司驳回，两张 17400 多元的机票，成了无航班可以改签的鸡肋。
母女俩一共给大使馆打过三次电话，「工作人员的答复都是，得等待当地的政策变动。」她说。
目前，迪拜机场已经恢复了多条航线，国航最早的回国航班计划是 5 月 8 日。冯秀琴希望，大使馆能出面协调，把两国的航线尽早恢复。
破产的包机计划
对张娜和男朋友来说，来迪拜是个美丽的错误。
张娜男朋友在美国工作，在张娜的影响下，他决定回国工作，并回国进行了面试。
面试后，男朋友准备回美国。而自 2 月 2 日开始，美国对过去 14 天内抵达中国的外国人实施临时入境禁令，也就是说，他得在第三国待 14 天，才可以回美国。
于是，3 月 13 日，他俩抵达迪拜。当 3 月 24 日买回国机票时，张娜发现，即使反复购票，所有的票都轮着取消。退票后，也不能马上拿到退款，这让她基本上把信用卡额度，都压在了机票里。
假期变成了滞留。
前不久，张娜妈妈查出来肺癌晚期，妈妈的药费由张娜承担，一个月得至少 1.5 万元。
妈妈的病情扩散很快，得知女儿被困在迪拜，每天都焦躁地给女儿电话。
之前，张娜还瞒着妈妈，骗她说自己已回国，在北京隔离。可当妈妈要求视频通话和发定位时，善意的谎言被拆穿了。
那时的张娜，长了麦粒肿，眼睛肿成了一条线。她又不敢去医院，只能硬扛。她担心自己被感染，担心没有医保的自己，在迪拜难以就医。
张娜已经被扣了两个月的工资，老板对她大发雷霆。在四川从事 IT 研发的她，由于被困，很多需要现场操作的工作无法进行，不稳定的网络，又给她的远程办公平添烦扰。
所幸，张娜老板考虑到她情况特殊，家里突生变故，不忍心辞退她，只是扣她工资。
病重的妈妈需要她，摇摇欲坠的岗位也等着她，眼看买不到回国的商业航班，张娜起草了自费包机的承诺书，呈送大使馆。
3 月 30 日，一封《滞留迪拜的 255 名中国旅客自费包机请愿书》在张娜微博发出，存在了 15 个小时。
「我们不是病毒······是没有搭上末班车的孩子。」请愿书里说，在海外疫情并未全面爆发之前，有国人途径迪拜转机回国，大部分人买的是香港落地的机票。
他们当中有孩子、孕妇和老人，有位老人身患癌症，需要长期服用抗癌药物，可药物已断。
他们大多没有阿联酋医疗保险，不敢就医，孕妇也无法如期做孕检。
他们没有阿联酋的长期签证、没有居留权，很多人的旅行签证在当时面临过期。
她把承诺书通过微博发出，得到了 1 万多名网友的点赞。
可在群情激涌时，她删除了微博。一来，她不想给国家抹黑，不想把事情闹大；二来，她也接到了商会和大使馆的删除要求。
杨福戬则不想在任何社交平台发布求助信息。「我们不想给祖国添乱。如果发了这些的话，会影响海外同胞的心情。」和妻子一起滞留迪拜的杨福戬说，家里还有两个孩子在等着夫妻俩。
这个企业家相信凡事得靠自己。滞留在迪拜的中国人组了一个微信群，杨福戬有一个朋友在马来西亚有私人机场及公务机，3 月 25 日，他在群里问，有没有人想包机，并提出价格。
出乎他意料，赞同寥寥，反而是激起不少对他的人身攻击，有人说他在「炫富」，有人说他是在诈骗，有人叫他闭嘴。
「我只是好心，包机的价格都是可以公开查询的。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那么偏激。」他说。此后，他在群里，「一句话都不敢说」。
还有一架包机的机会，曾放在杨福戬面前。那是一架从欧洲回来的 14 座公务机，包机价格是 31 万美金。最终，两夫妻只找到 3 位在阿联酋的朋友，以及两个要去金边的陌生人。
31 万美金，接近 210 万元人民币，人均 16 万元人民币。因为有人承担不起，所以包机协议黄了。
这辆公务机被另外的人包了，于 4 月 2 日由迪拜飞往金边，当时，柬埔寨的金边每天有三趟以上的航班可以飞往广州。但从 4 月 4 日开始，柬埔寨飞往中国大陆的航班也暂停。
这条路也断了。
经济压力的绳套 一点点收紧
包机没有成功，但社交网络上的声音，让这些滞留在迪拜的国人获得一些关注。
江苏姑娘刘霞蔚曾在微信群里填写申请包机的个人信息，该信息被上报给了总领馆。4 月 2 日，江苏商会联系她，给她送了相当于 960 元人民币左右的当地货币， 20 个口罩，又在微信上给她转了 2000 元人民币。
26 岁的刘霞蔚患有重度抑郁症，严重失眠、甚至有过自残行为。在迪拜上班的朋友关心她，约她过来散散心，她便于 2019 年 11 月来迪拜旅行。
刘霞蔚以前在江苏开过一家化妆品店，受病情影响， 去年 2 月她把店盘了出去。此后，她奔波于医院间，8 月，她被确诊为重度抑郁。
那时候，她每天都特别想哭，可是哭不出来。她还用小刀划自己的皮肤。医生和爸妈都希望她能住院治疗，她一直不肯。与家人妥协后，她来到迪拜散心， 6 岁的女儿留给母亲照顾。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在异国他乡，她去海边，黄昏时在海滩烧烤，「想到了活着的意义」。跟女儿分享迪拜尼乐园，分享迪拜的中餐馆的四川火锅，让她的心一点点热起来。
她感觉自己抑郁的情况明显缓解，原来得一天服用 3 次的药物，在 1 月时，恢复到了正常剂量。
她本来打算 2 月 22 日回国，但那时候听说国内疫情严重，而她身体底子不好，就想着等国内疫情控制了再回去。
病情好转，因疫情引发的非法滞留的恐慌，又扼住了她的喉咙。3 月 27 日，刘霞蔚签证到期了，当时说，续 20 天得要 1830 元人民币左右，可她已经没有那么多钱。
没钱去续签的她，那天精神彻底崩溃了，一直睡不着，心脏跳得厉害。凌晨 2 时左右，实在受不了的她下楼，站在路边吹风。
突然，一辆白色私家车停在她身边，有两个便衣警察对她吼，问她去哪。
她说，她哪也不去，接下来的内容她就听不明白了，只知道这两名便衣警察作势要把她拘走。
危机之时，她只有一个念头，「千万不要被罚款」。还好，当时附近还有好多外国人，趁着那两名便衣警察去查看他们身份时，刘霞蔚转身跑掉了。
4 月 13 日，阿联酋政府公布，将境内外国人签证，3 月 1 日后到期的，自动延期到 12 月，刘霞蔚不用再担心自己成为过街老鼠。
可经济压力的绳套，还在一点点收紧。为了节省开支， 3 月 15 日开始，刘霞蔚的主食就一直是泡面，每天就只吃一小袋老坛酸菜面，一袋面 6 元人民币。刚来迪拜散心时，她在国际城租房，是 3 室 1 厅的合租，卧的月租是 4080 元人民币左右。30 日，她搬到国际中心，和两个泰国人合租同一个房间，一个床位的月租是 1400 元人民币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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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迪拜前，她不会做饭。在家里，爸妈宠溺，她连衣服都很少自己洗。
可拮据让她只能自力更生。她买了一个电饭煲，第一次学做的饭是鸡丝粥。
念叨着「米比水少」「鸡要先煮熟」的口诀，她凭感觉放米。最后米放的太多，锅底糊了。她吃了半碗，实在吃不下，倒了。
饿的时候，她特别想念妈妈做的好吃的，凉粉、煎饼、凉面、清蒸鱼、酸菜鱼。
来迪拜前，因为抑郁症药物的副作用，1 米 65 高的她发胖到 162 斤。如今她瘦了 11 斤，体重 151 斤。
刘霞蔚带的 4 万多元已用完，只好找爸妈要了 1 万元买机票。爸爸问她，还够不够钱吃饭？因为疫情影响，原本在新加坡做劳工的爸爸，半年内，都不能再回新加坡开工。
不想让爸妈担心的她，说了谎。她清楚，为了给她治病，爸妈已经花了太多钱。
在刘霞蔚险遭便衣警察调查的那一天，曾倩琳在为无家可归而烦心。
回国的航班取消后，房子也退租了，44 岁的湖南阿姨蔡旻玟不知何去何从。
她认识的一个江西老板说，他没多少钱，不能供她吃，只能供她住，在他开的一家按摩店里。
那是一家以中国功夫为卖点的按摩店。蔡旻玟确认了这是家正规按摩店，且处于停止营业状态，才确定住下。
她对按摩店是有戒心的。1 月 28 日，她被中介骗到迪拜来时，就是一家做非法生意的按摩院。
她对日子的盼头，从找工作，变成了等回国，兜里只剩 380 元。
没有工作、没有一张容身的床，这样的苦楚，乔尤野懂。
此前，乔尤野住在打工的汉堡店里，有工作餐，每天一个汉堡，月工资 3850 元人民币左右。受疫情影响，汉堡店 3 月 26 日停业，这让她没了收入，没了地方住。
她只得在微信群里求租。有个不认识的姐姐看到了，愿意给她提供一个睡觉的地方，是她们套间外的一个洗衣房。两个大房间里住着 3 个人，都是 40 多岁的女人。
乔尤野搬了过来，就和这几位姐姐凑伙吃饭，抱团取暖。
她们本就敏感，外事的滋扰，一遍遍冲击着她们的情绪。
自从回国航班被取消后，乔尤野天天失眠，睡 20 分钟就会醒，每次醒都一哆嗦。白天，她机械地刷着手机，看各个群里的消息，哪怕有人提到一点点回国的机会，她就往上靠一靠、聊一聊，「不然的话，我真的太压抑了」。
每当看新闻，看到其他国家来迪拜接侨民，她都觉得很难过。而看到微博上一些对在国外中国人仇视的言论，她就特别委屈，「谁家庭条件好，会愿意出国打工呢？」
当国内疫情爆发时的 1 月，她在汉堡店工作时，有当地人来买汉堡，看到她就问她是哪国人。得知她是中国人后，那名顾客转身就走了。
遭受当地人歧视的乔尤野，在国内疫情严重的时候，月工资 3850 元的她，托朋友捐了 2000 元给国内的基金会，还捐了 1000 个口罩。
她自认为为国内疫情出过一份力。可是这一次，当她自己落难时，没有人帮她，「哪怕你不想让我们回去，说点好听的对不对？国内疫情爆发时，国外的口罩都被中国人买脱销了，现在国外疫情爆发了，那些网友能不能感同身受一下？」
4 月 4 日，乔尤野手上只剩相当于 183 元人民币的当地货币，微信账户里还有 2000 多元，这是她留给回国隔离的费用。
她和爸妈打电话，说她先不回国了，这边工作挺忙的。
爸爸于 1 月 10 日心梗复发、送院抢救，是朋友帮着垫付了 3 万多元的费用。她害怕爸爸知道自己在这边的处境，受刺激复发。
爸妈没看穿她的谎言，鼓励她在迪拜好好干。
只有丈夫，她没瞒着。她结婚不到一年，每天和丈夫的微信聊天，是她排解愁绪的主要渠道。4 月 18 日，她说，「我现在全身上下只剩下30元，不知道能活到什么时候」。
鸡肉是这边肉类中最便宜的，刚搬过来的那天，3 月 27 日，她去超市买了三盒鸡肉，花了 57 元，给几个姐姐做了道「鸡肉炖土豆」。
荤食毕竟是少数。她每天就吃两个全麦面包，有时候弄一点土豆、白菜，「不会感觉到饿，因为想着很多事情」。
在经济窘迫时，吃，成了最容易被牺牲的选项。
冯秀琴从国内背来了电饭锅，本打算到了澳洲煮点小米粥给哥哥。没想到，在迪拜先派上了用场。
64 岁的冯秀琴胃不好，得吃小米粥才舒坦。可在迪拜超市买不到，只得买点大米凑合，再配上个煮鸡蛋，就已经是营养搭配了。
锅太薄了，炒不了菜，只能炖汤。买点黄豆，搁点酱油，汤素得不见油星。
菜可贵了，白萝卜得 8 元人民币左右一根。母女俩一般就买点土豆、白萝卜、卷心菜、大头菜，煮一下，撒点盐，蘸着酱油吃。
「现在每天心里装的事，吃的啥味也吃不出来。」冯秀琴说。
病在异乡
冯秀琴有高血压，只带了 5 盒药， 35 天的剂量。到 4 月 18 日，只剩下 8 天的药量。
担心药不够吃，她尝试把药掰成两半。可药不好掰开，只能隔两天吃一粒。
医生说，不按量吃药可能会造成血压忽高忽低，甚至产生血管破裂。这让冯秀琴每天唉声叹气、睡不着觉。
和签证一起到期的，还有刘霞蔚的药物。药物短缺的困境，也困扰着有抑郁症的她。
从国内带的药，她 3 月 17 日就已经吃完。处方药国内寄不过来，迪拜当地医生说没有，华人诊所倒是说有差不多成分的仿制药，可是不推荐她吃，有副作用，可能导致不孕不育。
停药加重了她的病情。3 月 25 日开始，她感到呼吸有点困难，喘不过气，不管她干什么，心跳都跳得特别快，「感觉要从嗓子眼跳出来」。
每天早 8 时开始，刘霞蔚总是坐在椅子上，望着窗外发呆，一晃就一天。
房间晒不到太阳，一个月里，她就出去过两次。
她不想动，只想躺着，可躺着也感觉心脏跳得厉害。晚上 19 时，她往往就躺到床上，直到半夜两三点还是睡不着，眼睛特别酸，但大脑一直在运转，身体其实特别累。
她害怕身体出问题，国内的医生说，她得恢复吃药。
停药一个月后，刘霞蔚跟自己妥协，去药店买了仿制药。4 月 16 日晚，被勾起伤心事的她，没忍住，吃了这药。
吃完后，她反应特别大，连着 3 天，吃了就吐，喝水也吐，全身骨头酸痛，乏力到连手机都拿不起。
「这两天就像是捡回来半条命。」 4 月 18 日 22 时，刘霞蔚跟「偶尔治愈」说，她不会再有自残的念头，「没有力气了」。
刘霞蔚跟女儿的生父并未领证。怀孕两个月时，她主动提出分手，独自带大女儿。当病情重时，她一直在想，「如果我不在了，就怕女儿一个人怎么活。」
生怕自己「真的没了」的她，在跟女儿视频时开玩笑，妈妈要是回不去了怎么办。她一说， 6 岁的女儿就哭了。
女儿说，妈妈我来找你，把你带回家。
突破重围
老板不在，杨福戬在深圳的工厂自然受到影响。虽然他跟下属可以视频开会，但看样板、下订单等流程多少受影响。
比起生意上的损失，在迪拜的开销反而没那么让他在意。他住的酒店，一天房费 500元人民币，加上一日三餐，平均一天两夫妻要花 1000 元人民币左右。他在迪拜的客户，特意搬来他隔壁住，两家人一起做饭，多了一份陪伴。
杨福戬有两个孩子，哥哥 4 岁，妹妹 3 岁。他深圳家里，就丈母娘一位老人照顾，不便出门。
两夫妻只好在网上下单，把菜送到家门口。由于迪拜和深圳有 4 小时时差，他得早上 6 时起床下单，以保证菜在中午前送到家里。
杨福戬数次购买回国航班，都被取消。直飞不成，他也想过转机，俄罗斯、柬埔寨和泰国都考虑过，可这些国家先后都停止经停转飞。
他疲了，直到得知了另一位群友张娜的路径：转机韩国。
「4 月 13 日以后，短期赴韩签证失效。」4 月 11 日，韩国颁布的一条政策，让张娜紧张，她连忙买了当日由迪拜飞往首尔的票。
「死也不要呆在阿联酋了」的张娜，担心当地的防控措施升级，以及实施 24 小时宵禁，在韩国，至少她还能出出门、喘口气。
4 月 10 日那一晚，张娜暴怒。争执的导火线是男朋友的话，他说，反正都要考虑结婚了，张娜的那份工作就算了，并建议买 4 月 24 日的票。
张娜说，必须马上走。
「在迪拜的中国人都特别老实，说不让出门，死都不出门。」当时，阿联酋实行宵禁，没有许可证不许外出，可张娜还是于10 日从迪拜自驾车两小时去了阿布扎比。
至今，张娜也没有收到罚单。
「我们到底能不能坐这趟航班？」张娜去阿布扎比机场踩点，在航空公司柜台挨个柜台询问，查了一个多小时，得到了确切答复：可以飞。
张娜当场买票，是当晚 19 时 45 分的航班。张娜在机场遇到一个女生，她说，可以通过黄牛买到从韩国回国的票，这让本来计划在韩国隔离 14 天的张娜很是惊喜。
「我男朋友跟我说，这恐怕是骗子，不能转钱给她。」张娜说，可她当时没有迟疑，当场转了 2 万多元给那女生，通过黄牛，买到了从首尔飞往沈阳的机票。
在阿联酋的最后一餐饭，是一家让张娜念念不忘的中餐店，她点了铁板牛肉、炒青菜，这让「吃泡面都吃到吐血」的张娜很满足。她明白这是她将来 24 小时的唯一一餐，所以得尽可能多吃。
其实吃的时候，她还是很焦虑，担心会有变故。
当日下午 15 时，张娜退房，送了酒店前台很多带不走的水果、泡面，她跟那个巴基斯坦籍小哥说，「其实我当时还怕走不了，只是说先给他，如果没有走成，我们回来还得把水果拿回来」。
「我在阿联酋遇到的所有中国人都跟我说，现在走不了的。结果，航司让我上飞机了。」张娜说。此前，她给阿联酋移民部等政府部门打过多个电话，得到的答复都是无能为力，「求助你们国家的大使馆」是她听到最多的答复。
当登机后，张娜感到气愤，阿布扎比去首尔的航班上座率很低，一个人可以躺一排。「为什么有这样的航次，就不能匀一架给中国人？」
「我一开始打电话给总领馆，总领馆说那是韩国的撤侨航班，后来航空公司确认，能买到的都是商业航班。」 张娜回忆买票前的沟通。
这一趟回国之旅，张娜花了 3.5 万元左右：迪拜到首尔机票 5000 多元，通过黄牛买的首尔到沈阳的机票 2.2 万元，在沈阳隔离 14 天的费用 6400 元。
张娜前前后后买了十几张机票，目前为止退票费扣了不到 1 万元，国航的航班已经全部退款，但还有一张 3 万多元外国航空公司的票没有退成。她和男朋友此次在机票上，合计损失 4 万元左右。
尽管开销不小，但张娜依然觉得自己是那么幸运。在沈阳机场入境后，听到工作人员说「欢迎回家」时，她哭了。
从出发前往阿布扎比机场，到到达沈阳的隔离酒店，这 21 小时里，张娜自称没有喝过一口水、没吃过一口食物。到了隔离酒店，她把衣服都脱下、洗澡、洗头，把所有的东西都喷完酒精，才喝上水。
张娜老板让她安心隔离，隔离后再回四川上班，「毕竟老板现在也招不到人」，她自嘲道。
「我的工厂目前是比较艰难。迪拜客户暂时没有要下订单的，所以我考虑让工厂暂时停产。」杨福戬说。
他于 4 月 18 日经阿布扎比飞首尔，在韩国转机回国，阿布扎比飞首尔，票价 7000 多元钱，从首尔飞厦门，票价 2 万多元。
4 月 19 日 15 时 35 分，夫妻俩由厦门入境，等待接受集中隔离。行李里，有迪拜产的巧克力、椰枣，那是给两个孩子的礼物，藏红花，则是给带孩子的丈母娘的。
张娜男朋友是外籍不能入境中国，从首尔去了旧金山，准备卖了当地房子，为回国工作准备。
当这对情侣再次相见时，也许，疫情已告一段落。
（本文采访对象均为化名）
深处此地，感同深受，看完无味杂陈，加油吧，同胞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