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思想不一样而已。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前期，蒙古帝国本质上还是一个草原帝国，其核心是蒙古草原，对中原及四大汗国是采取和当地统治者合作的方式来统治的，一般不改变原来的法律和政治制度，只是担任原有政治框架内的统治者地位，并且收税而已。事实上全世界的蛮族都是这种朴素的统治方式，早期的日耳曼民族也是这么统治征服区域的，放到国朝则类似土司制，那就是保留你原有的一切，我只是收取一部分税收。直到忽必烈建立元朝，元朝本质上就是一个典型的中原特色的政权了，他和蒙古帝国的关系除了一个虚幻的宗主权，剩下的已经是个采取当地方式，和原有统治阶层合作的，只收税的帝国地方政权了。蒙古人对于这种类似殖民地的地方，其实只保留收税权，并没有别的什么要求，全蒙古帝国都是如此。说句不好听的，要不是国朝没有自己的选帝方式，非得请蒙古人做皇帝，其实他们更适应的是像金帐汗国对老毛子那样的统治方式。
后金或者清，那就是一个典型的中原政权，完全是中原政治模式的进化版，是对历代中原政权治乱兴亡系统总结基础上搞出来的最新版本。
这里就要描述一下什么是中原政治模式了。国朝建立文官制度极早，但是文官集团扮演的角色确一直在变，最早文官是作为皇帝的私人势力，和世袭军事贵族争夺话语权的，而世袭军事贵族才是欧洲后来常见的政治元素，有这帮人，一般君主的权力就会受到限制。国朝最早的文官和皇帝站在一起，以自己掌握的知识配合皇帝打击世袭贵族，并且成功的建立了绝对君主制国家，这就是秦朝，秦灭六国，就是这样制度的胜利。世袭军事贵族既灭，但是皇帝依旧是肉身凡胎，个人的力量就是论斤看奏折，天天007也不足以统治整个帝国，何况奏折也是文官写的，更何况当皇帝难道是为了全年无休，任劳任怨007的福报吗？因此两汉三国南北朝，文官势力靠着对知识资源的垄断，进化成了世家门阀，以至于历代哪怕草原天子，也要大搞教育减负，花大价钱立碑把五经四书刻出来普及，让知识的门槛进一步降低，用出身更低的文官去抗衡门阀化的，近乎于世袭的文化贵族，魏碑这种字体就是这种对抗的产物，所谓魏碑，就是北魏时候刻的，立在京城四门的石碑啊。
到了隋唐，纸的价格终于降下来了，小户人家耕读几辈子也能出几个读书人了，天子终于可以不在几个家族里做选择题，而是可以搞科举了，随着世家大族这种国朝独有的，当然类似罗马贵族的封建元素退出历史舞台，军事贵族还短暂的回潮了一下，毕竟世家大族彼时已经是文化军事二元完全体了，寒门书生可以填补其基本的政治位置，军事力量就不是寒门可以搞得来的了，还得依赖军事贵族，这就是为啥唐末藩镇咸知其害还不得不搞的原因。这个问题，其实直到清末都搞不定，那就是低出身，低权力文官体系加绝对君主制国家的军事组织问题。如果放任官僚管理军队，那就势必要提升官僚地位，损害绝对君权。如果君主自己控制军队，不用文官而采用专业军官，则又可能造成军事失控，君主也没有精力去直接掌控军队，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绝对君主制的皇帝是个神应该坐的位置，但是坐上去的大多数还是凡人。
之后国朝政治体制改革的一切努力都是围绕解决这个问题来开展的，那就是如何在保证绝对君权的前提下，构建高效的统治体系，包括军事体系和政治体系，毕竟你要用人家，就必须给人家必要权力。这里面的思路包括但不限于，强化皇帝的私属力量，分化官僚体系，建立复杂结构等等。例如第一条，强化皇帝私属，最先搞强化皇家自身力量，封王分藩，结果搞一次打成狗一次。兄弟不可靠那就用家奴和小舅子，结果外戚和宦官也交替成为国朝政治体系奇葩，玩大了废立天子也是寻常，平白让文官看了笑话。
皇权如此蹦跶，文官也不闲着，在国朝，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教权，但是文管体系实际上扮演了教权的角色，见多识广的蒙古人就把儒生定义为一种宗教，和和尚道士一起管理。清朝的剃发易服，就是对儒教传统教权的挑战。
之所以前面谈国朝传统的政治元素，就是想说明皇帝和文官体系这对基本面的力量对比，满清八旗本质上都是皇帝私属，并且通过政治隔离包装成一个民族来实现与中原传统官僚的区别，实际上旗人并不看血统，汉军旗人马一窝一窝的，他们关键是和皇帝的关系，他们是皇帝的私属，类似于太监体系，皇帝利用他们制衡中原文官和国家军事体系，这是满清一大创新，让他们有本钱可以和文官集团掰掰腕子。
争夺的焦点，就是教权。儒家作为国家机制的设计者，实际上无论是世家门阀还是寒门士子，也是在不断加强对于帝国正统的解释权，对于合法性问题的解释集体到对于礼的解释，这是儒教的特点。剃发易服的本质，不是形象的改变，而是对于礼的解释权归属问题，到底是皇帝有对礼制的解释权，还是一群腐儒。你们不是说礼乐自天子出吗？那我这个天子就出一个，看看你们听不听。所以儒教就很尴尬，礼乐自天子出确实是儒家认得，除非你不认这个人是天子。人家又有自己的队伍，对你没有绝对依赖。所以这是清朝为啥要搞这个的原因，也是为啥能搞成的原因。
蒙古人在刚进入中原的时候，认为汉人于“国”无用，而一个“无用的人”，人家是懒得管你什么发型和服装的。蒙古统治者，在深入中原，收到儒士的劝导以前，可能是这个星球上最残忍的侵略者。铁木真曾经对他的部下说：“男子最大之乐事，在于压服乱众和战胜敌人，将其根绝，夺取其所有的一切，迫使其结发之妻痛苦，骑其俊马，纳其美貌之妻妾以侍寝席”。蒙古军法规定，攻打大城之前，先去周边小城镇掠夺平民作为攻城的炮灰，用来消耗守军。而所有抵抗过的城市，破城后，一概屠杀。
秉持着这样军法的蒙古军队，仅1213年秋至1214年春数月之间，蒙古大军“凡破九十余郡，所过无不残灭。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屋庐尽毁，城郭丘墟矣”。金国被征服后人口损失80%，西夏的统治民族党项族被灭族。
蒙古人最初准备把汉人全部杀死，因为在他们看来，普通汉人又不会放牧，得了也没用。不如杀光，用中原的土地来放牧。是耶律楚材极力向蒙古统治者保证，“汉人”是有用的，可以把“汉人”留下来，向他们征税，这样蒙古人就能在汉人身上获得利益。[1]
而与其说蒙古与满清不一样，不如说女真这个民族强迫汉族剃发易服是历史上独一份的。从金国开始，到努尔哈赤在东北，清军入北京，入南京，一共执行过四次剃发易服。对汉族进行剃发易服，是女真族的一个执念，所有在中国执政过的非汉族，也就女真有如此的执念。
这里着重说一下满清，可以从满清历代统治者的诏令与言论中找到答案。
一、是为别顺逆，羞辱汉族以及断绝汉族的自尊心，以达到让汉族彻底臣服的目的。满洲统治者深知对于汉族来说，衣冠制度绝非穿衣戴帽，而是连接着汉族的民族认同，文化差异以及自视为华的重要依据。千年前早在《汉书》中就有言：“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其与中国异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是故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
何谓文化？从赤身裸体到以兽皮遮羞，既是文化；从以兽皮遮羞再到峨冠博带，更是文化。人体修饰的每一种变化，都是文化使然，也无不表征了文化差异...正如顾欢所说：“舍华效夷，义将安取”，作为当时自居天下最高等文化的华族来说，变易服制，何易奇耻大辱...而越过山海关的这支“胡虏”，明了其文化上的“卑微”，也知道中国人的“骄傲”以什么为根基，如欲摧毁之必须从哪里下手。如果征服者不独擅长物力，还对文化有意识有想法，麻烦就格外大了。[2]
而一旦一个汉人愿意剃发易服了，也就代表他放弃了自己所有自尊，彻底降服了。乾隆时有朝鲜使臣来中国，和一名汉人笔谈，该汉人表达出对朝鲜人所穿汉服的无限向往的同时，认为自己穿上满洲服饰后，已经从人类变为了犬羊。
又如乾隆朝时出现的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天地会，在新会员举行入会仪式的时候，其中有一项就是把辫子散开。19世纪中期英国人毕麒麟在新加坡亲眼所见这样的仪式，他是这样说的：“在满族贵族看来，只要汉人肯薙发，就会弃明忠清”，而“蓄发的身体特征实际上表达的是一种政治反抗”。虽然天地会的会员日常只能留辫，但在入会仪式上，短暂的散开辫子，代表着是对满族统治的否定。由此汉服对汉族民族文化与自尊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而如若不愿意穿戴满洲衣冠，在满洲统治者看来，你汉人终究和满洲不是一条心，不愿意屈居“儿”，终归是要反叛的。这一点在满洲的薙发令中就写的很明白：
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画一，终属二心。[3]
而后满洲征服其他少数民族时，未推行剃发易服也是基于此原因。
二、满清历代统治者坚持“国语骑射”。防止满人汉化，以致亡国。就满清统治者认为金朝与蒙古人之所以亡国，就是因为在服饰上尊崇了汉族的习俗，导致被腐化，战斗力下降，所以亡国。
如西元1636年（崇德元年），皇太极在翔凤楼召集诸王贝勒、固山额真、督察员官等重要官员，先让大臣宣读金世宗废弃女真服饰，改服汉服的历史，再亲自训告大家：
先时儒臣巴克什·达海·库尔德屡劝朕改满洲衣冠，效汉人服饰制度...朕试为此喻，如我等于此，聚集宽袍大袖，左佩刀、右携弓，忽遇硕翁科罗巴图鲁（满语音译，意为鹰一般的勇士）劳萨（人名）挺身突入，我等能御之乎？若废骑射，宽袍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后食，与尚左手之人何以异耶！朕发此言....恐后世子孙忘旧制，废骑射以效汉人俗。故常切此虑耳。[4]
一直到乾隆年间，还有大臣上书劝乾隆更改满服，改换汉服。乾隆再次在翔凤楼召集诸位王爷及大臣训诫：
朕每敬读圣謨（指崇德元年皇太极在翔凤楼对于汉服的训诫），不胜钦慨感幕....我朝满洲先正之遗风，自当永远尊循。
乾隆三十八年再次下令“衣冠必不可轻言更改”。[5]
综合来说就是满洲统治者相对蒙古统治者，更了解汉族文化，不止要在武力上征服汉族，更要在文化上也征服。并且在满清之前，有金、辽、元等同样出身的北方征服王朝经验以供总结，认为如果不对汉族进行剃发易服，满洲统治中国总归不会长久，会短暂的就退回北方。这就是最终促使满洲统治者坚定不移推行剃发易服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