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逍遥》
（2002，中国）
编剧：贾樟柯
导演：贾樟柯
主演：赵涛、王宏伟、吴琼、赵维威
获2003年新加坡国际电影节国际影评特别奖
2002年美国《电影评论》年度十大佳片之一
入围2002年第55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故事：
两个无业青年斌斌和小济百无聊赖地游逛在城市里，他们穿梭在录像厅、台球厅、迪吧，两人口袋空空，却也没有什么赚钱的门路。小济看上了当地野模巧巧，但巧巧却傍着有钱有势的一个黑社会头子乔三；斌斌经常约自己的女友去录像厅，却发现自己跟正常上学、高考的女友距离越来越远。
在这个忧郁、沉闷的城市里，执着的小济终于和巧巧来到了宾馆，第二天还是分道扬镳；终于听了母亲的话，决定当兵的的斌斌体检后发现自己得了肝炎，借钱给女友送了一部手机后两人分手。这两个希望破灭的青年突发奇想，想干一次大事，做了个假炸弹，慌慌张张跑去打劫银行，却连打火机都没有准备。
最终，小济见势不好一溜烟逃跑，而斌斌被带到警局，影片在斌斌哼唱的歌曲《任逍遥》中结束。
影评：
贾樟柯导演一直在试图把握一种当下的“中国体验”，把握住在改革开放后的巨变中，那些滞缓的、被遗留的空间里，人们如何生活，以及看待自己的生活。《任逍遥》一片，贾樟柯将目光对准山西大同这座工业城市里的两个待业青年，展示出这些年轻人真空的精神世界与贫瘠的现实世界交锋中的困顿无助。
贾樟柯在影片中许多场次里放置了新闻片段、流行音乐、影像作品，不只是作为一种具有时代感的背景音，而是伸入到人物内心肌理的一种动能。
在小济身上，他爱上巧巧的一个原因在于巧巧类似于《低俗小说》中乌玛·瑟曼的造型，在他跟巧巧在餐厅聊天的一场中，直接模仿了影片中的打劫桥段；小济最后打劫的决定也许正是受到了社会新闻的影响。从另一边的斌斌来说，同样的重大决定“当兵”，受到了电视新闻中中美军事冲突报道的影响；斌斌和女友每次约会也都是放置在录像厅的空间中。发达的传媒逐渐普及在生活的各个角落，造成了一种冲突性的体验。这个还未赶上时代步伐的城市中，精神物质两头空乏的群众，为了北京承办08年奥运会欢呼，这些荧屏和声响带来一种节庆似的希望感和戏剧感，补充了现实生活中的困顿疏离。
在影片中有两次人物不断重复的动作：一次是小济在迪吧被乔三的手下打耳光，一次是巧巧想要下车不断被乔三推回原位。从影片中人物的实际境况来看，我们会说小济不断说着“高兴”、不断挨着耳光是不服输、不惧怕的表现，巧巧不断冲出车外那一刻是她真的想要逃离乔三、寻找小济，但从影像观感上而言，这些不断重复的动作就像播放碟片时会遇到的“卡碟”状况，人物在荧屏上重复一两个动作（不是通过重复剪辑而是通过人物动作本身），颇具荒诞搞笑的效果，这一刻的离间，破坏了连贯的戏剧幻觉，而在一种隐喻意义上，这些人遇到了影像世界提供的解决方案在现实世界里完全无效的卡壳时刻，正是这些时刻，好像双方都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回望自身感到一种无能为力，只能尴尬地硬挺着、重复地承受。
这两个被抛弃在时代车轮后面的年轻人，在简笔画似潦草的枯燥现实世界，加上那些被提早塞进精神世界各种戏剧性的、时代重大时刻的信息碎片，混合着他们躁动的荷尔蒙，异想天开的抢银就成为他们想要朝向理想世界的一跃，却发现那些充塞进生活背景但实际上距离过远的信息，根本是个简陋搭置、随意拼装起来的舞台，压根撑不住这跃起的瞬间。
这种错位在发展中的中国十分普遍。在一体化的过去，通过报刊杂志、高音喇叭、广播电视充塞着的是同一套信息体系，它虽然僵化呆板，却因其单一性保证了它与贫乏现实世界的同步；而在一个飞速变化、各谋出路的时代里，精神空洞的人们所接受的信息更远更多样，更富有戏剧性和诱惑力，它们许诺了一种更好的生活、更丰富的生命体验，却不曾有人教导这些被遗忘的青年如何实现它，他们身上的现实经验与它错位割裂，空留着愿景和欲望。
《任逍遥》因其现实主义的态度，将青春描摹得不那么具有戏剧性的残酷，然而故事的日常感，给一个逝去的时代、遗留的青年做了一个稳定的标记。无论他们最后的去处，是像小武那样不断更换身份，还是如同斌斌的女友那样非自愿地按部就班，最终汇合在一起成为今天的我们，也许真的从事着国际贸易，但精神上依旧飘飘荡荡，只有在那些流行音乐里、国家仪式里找到一个不稳定的落点，体验着一种虚假甜软而短暂易逝的精神共鸣。
作者：雷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