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期，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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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7年7月18日，辜鸿铭出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今天的马来西亚槟城，祖籍福建省惠安县。名汤生，字鸿铭，号立诚，自称慵人、东西南北人，又别署为汉滨读易者、冬烘先生，英文名字Tomson 。
父亲辜紫云是中国人，一家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主管；母亲是葡萄牙人，是个中葡混血儿。义父是英国人，家里的仆人有马来西亚人，也有菲律宾人，所以他与生俱来有语言优势。
汉语、英语、葡萄牙语、马来语，每一种语言他都当作母语来说，他还能飙出一嘴正宗的闽南话。
在十岁那年，义父布朗先生要返回英国，就想将他也一起带去，接受最正统的西方现代教育。
临行前，辜鸿铭的父亲辜紫云把他带到祖宗牌位前，让他跪下， 焚香告诫：
“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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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欧洲，几乎没有中国留学生，辜鸿铭可谓是留学欧洲的第一人。
在这个叛逆的年纪，又接受了西式教育后，父亲临行前的告诫，早已抛到了九霄云外了。
洋装一穿，辫子剪掉，墨镜戴上，一副洋大人做派。
到了英国，辜鸿铭就读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歌德母校德国的莱比锡大学，而后在法国、意大利游历和学习。
总共长达14年在欧洲游学。
在这14年里，辜鸿铭展现出了对各种文化都有着极强的领悟能力和惊人的学习能力。
除了之前已经学会的几种外语，他又精通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等语言的使用方法，并熟读各国语言下的文献名著。
辜鸿铭是个天才，在西方求学期间，他就展现出过人的天分，爱丁堡大学校长、著名哲学家卡莱尔就对他非常欣赏；
他在俾斯麦百年诞辰会上即兴演讲，博得一片喝彩，至今还被德国人传为美谈。
此时，辜鸿铭获得学位分别是数学、形而上学、道德哲学、自热哲学、修辞学、英国文学、拉丁文学、土木工程、工科学、哲学等共计13个博士学位。
辜鸿铭是第一个在西方获得声望的中国学者，而当时，他仅仅24岁。
因为精通东西方两种文化，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辜鸿铭迅速成为世界文化界的大红人。
有实力，自然有资格狂。据说辜鸿铭有一次故意把英文报纸倒过来看，被外国人嘲笑他不懂英文，结果他气定神闲地说“英文太简单了，不倒着看没意思。”
在欧洲游学完成后，辜鸿铭路过新加坡时，偶遇语言大师马建忠，马建忠向他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辜鸿铭立刻就被吸引住了，从此决定返回中国大陆，潜心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从此成了中国文化的“迷弟”。
▲马建忠是韩国国旗的设计者，其实我觉得八卦图才是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的设计，可惜被韩国人拿去当了国旗。
辜鸿铭后来回忆说：
“我在新加坡同马建忠的晤谈是我一生中的一件大事。因为正是他使我再一次变成一个中国人。我同马建忠晤谈三天后，即向殖民当局提出了辞呈，没有等到答复，就乘坐第一班汽船回了老家，跟家里人说我愿意蓄辫和改穿中国衣服。”
不久，辜鸿铭辞掉工作，留起辫子和穿上马褂，请人为他讲《论语》、《孟子》。
辜学霸又将《论语》、《中庸》、《大学》等儒家经典译成英文。并且首创引用歌德、莎士比亚等西方著名作家和思想家的话来注释某些经文的模式，从而更加直观的帮助西方读者理解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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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咱们从小接受西方各种知识的灌输，再对比西方人看“子曰”，辜学霸的做法实在令人解气！
在辜学霸的努力宣扬之下，西方人终于解锁了东方文化的认知，辜鸿铭的个人声望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在圈内拥有了崇高的“江湖”地位。
他还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理论——茶壶茶碗论。
他认为男人娶小老婆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男人就像是茶壶，女人就像是茶杯。
一个茶壶肯定要配几个茶杯，总不能一个茶杯配几个茶壶。（说是男人有三妻四妾就是正常的。）
从这个趣闻可以看出，辜鸿铭对中国文化的推崇。
以后到了香港，被杨汝澍发现，并经赵凤昌推荐（二人都是张之洞的幕僚，赵凤昌是清末著名政治家，被称为“民国产婆”），正式加入张之洞的幕中，服务了2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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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年，辜鸿铭终于来到了中国。
他在张之洞门下做了外文秘书，后又在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执教。
虽然在湖广总督张之洞门下当幕僚，他却一点不愿奉承上司，公然拿前后两任湖广总督开涮：
“张文襄（张之洞）学问有余，聪明不足，故其病在傲；端午桥（总督端方）聪明有余而学问不足，故其病在浮。文襄傲，故其门下幕僚多为伪君子；午桥浮，故其门下幕僚多为真小人。”
据辜鸿铭自撰的《张文襄幕府记闻》中称，慈禧太后大寿时，张之洞各衙署“悬灯结彩，铺张扬厉，费资巨万”。
庆祝宴席上，某官员让辜写诗庆贺，辜当众回应四句：“天子万年，百姓化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
但是他始终是一个保皇派，在慈禧太后去世后四年，辜鸿铭写过一篇《慈禧的品行、趣味和爱好》的文章，赞扬慈禧太后“胸怀博大，气量宽宏，心灵高尚，”“是一位趣味高雅、无可挑剔的人”。（袁世凯的“皇”，他不“保”）
太后都敢嘲讽，大总统更不在话下。近代人中，他最烦袁世凯。
【骂袁世凯】
辜鸿铭最看不起袁世凯，因此后者挨骂的次数最多，也最为不堪。1907年，张之洞与袁世凯同入军机，辜鸿铭也做了外务部的员外郎。一次，袁世凯对驻京德国公使说：“张中堂（张之洞）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的，我是办事的。”其言下之意是，他处理公务无须学问帮衬。
辜氏听了这话，便以戏谑的语气嘲笑袁世凯不学无术，他说：
“当然，这要看所办的是什么事，如果是老妈子倒马桶。自然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还不知道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到的。”辜鸿铭借题发挥，痛骂袁世凯为“贱种”。
他还骂袁世凯寡廉鲜耻，连盗跖（zhí）贼徒都不如，直骂得袁世凯体无完肤，一无是处。
后大总统袁世凯“驾崩”，举国哀悼三天。老辜特意请了个戏班，在家唱了三天堂会。
诙谐的人可能严肃，古怪的人也很可能正直，辜鸿铭生平最看不惯官场里的蝇营狗苟。
在京城的一次宴会上，座中都是一些社会名流和政界大腕，一位外国记者逮住这个空当乘机采访辜鸿铭，他提的问题很刁钻：“中国国内政局如此纷乱，有什么法子可以补救？”辜氏不假思索，立刻开出一剂猛药：
“有，法子很简单，把现在所有在座的这些政客和官僚，统统拉出去枪毙掉，中国政局就会安定些！”
辜鸿铭的朋友都大惊失色，很为他担心，官员们则根本不敢回嘴，因为他们自己也知道骂不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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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当时，西方认可的东方文化人只有两位：印度的泰戈尔和中国的辜鸿铭，他们同被提名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泰戈尔获奖)。
《清史稿》本传中说：“辜氏以英文撰《尊王篇》，申大义，列强知中华以礼教立国，终不可侮，和议乃就。”
可以说这本书在客观上促成了庚子和议的达成。
1909年，辜鸿铭的《中国的牛津运动》（德文译本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英文版在欧洲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
1915年，辜鸿铭的《中国人的精神》在欧洲出版，书中不光介绍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深刻地剖析了西方人的劣根性，因此在西方极为轰动。当时，在西方文化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但不可不看辜鸿铭。”
虽然辜鸿铭在西方备受推崇，但因当时中国饱受西方欺辱，让辜鸿铭内心极为沉痛，便时常对西方人冷嘲热讽。
特别喜欢骂西方人、吹捧中国文化，却因为“骂”得“捧”得鞭辟入里、妙语频出，广受西方人喜欢。
当年，辜鸿铭在北京用英语给外国人演讲，都要收门票的，名满天下的梅兰芳登台唱戏，门票只收一元二角，而辜鸿铭却敢跟西方人收两元，还有很多西方人愿意买他的账。
图中有：陈独秀、胡适、蔡元培、李大钊、周树人、周作人、梁漱溟、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刘师培、黄侃、辜鸿铭等名家
1915年，在北大当教授，一个身穿长袍马褂，头顶瓜皮小帽，足蹬双梁布鞋，脑后拖着一条辫子扎着辫子的老头给大学生们讲英国文学，想想也算是北大奇景了。
因而常常被人们称为“怪杰”、“怪才”、“老怪物”。
辜鸿铭第一次上台讲课时，很多学生一见他的扮相，就发出哄笑。他大方回应：“我的辫子是留在头上的，随时可以剪，而你们的辫子是在心里的！”
辜鸿铭授课很有特色，全在嬉笑怒骂，但他的嬉笑怒骂全是学问。辜氏的课上座率极高，并不逊色于胡适多少。以怪论耸人听闻，以嘲骂语惊四座，以诡辩独擅胜场。要领会他的幽默讽刺，必须有点悟性。
1917年，胡适被聘为北大最年轻的教授，在演讲中用英语念了首荷马的诗。辜鸿铭根本没把这位二十七八岁的留美博士放在眼里，在台下立刻用英语讽刺胡适那是“英国下等人的发音”。从此二人就结下了梁子，再没解开过，且越结越深。
《建党伟业》中辜鸿铭与胡适等人展开“中西之辩”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坚持“全盘西化”论，在辜鸿铭的眼中，这简直就是“全盘胡说”。
胡适在报纸上写篇短文，老辜第二天就也登一篇批判。
胡适曾批评他，说他当年在西方留学时可是把头发剪短了的，而现在回到国内，反而留辫子了。辜鸿铭当时声称要状告胡适侵犯自己名誉权，后来终究没告，只是解释说“当年自己在国外也是留辫子的，只是有个外国女郎说喜欢他的辫子，所以他剪下来送给了她”。
胡适一向推崇白话文改良，被辜鸿铭逮住了小辫子：
“现在的人，包括那些自以为是的文字教授，用词作文都不通。譬如说“改良”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字典里也只有“从良”这个字词，指的是娼妓弃邪从正，没有说“改良”的。“改良”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你既然已经是“良”了，还改什么？难道要把“良”改回去退而从“娼”吗？”
胡适对此哭笑不得，屡次反击，但辜鸿铭嘴炮多厉害，胡适哪能比得过？
1919年6月初，北大教授在红楼开会，主题是挽留蔡元培校长。对这一点，老辜也同意，但理由很个性很是保皇派的作风：“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非得挽留不可”。
好在大家都是文化人，没人跟他计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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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泰戈尔访华时，辜鸿铭还与梁启超、蔡元培、胡适、梁漱溟、熊希龄、蒋梦麟等前往北京前门车站迎接。
在泰戈尔面前，辜鸿铭狂性不改，认为泰戈尔不通易经，没有资格讲演中国文化，劝他回印度整理诗集去。
▲泰戈尔访问北京时，与辜鸿铭（右二）、徐志摩（左二）等人
1927年，辜鸿铭的妻子去世，他从日本回国，后来有人将他推荐给张作霖。张作霖不了解辜鸿铭的来头，不似张之洞一样赏识他，辜鸿铭傲然离去。
1928年4月底，奉系军阀张宗昌（人称“狗肉将军”，这也是个奇人）不知道听了谁的建议，内定辜鸿铭为山东大学校长。辜鸿铭也有意前往执掌，但不幸染了感冒，请了西医来看也没看好，在北京去世，享年72岁。
辜鸿铭比鲁迅大24岁，两人也算是同时代的人。辜鸿铭是保守派，而鲁迅则是革命派，两人在观点上是水火不容的，可鲁迅骂过无数人、无数事而且逢骂必胜，却从来没骂过辜鸿铭
林语堂对辜鸿铭的学问推崇备至，曾深情地说：
“英文文字超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其右。造词、用字，皆属上乘。总而言之，有辜先生之超越思想，始有其异人之文采。鸿铭亦可谓出类拔萃，人中铮铮之怪杰。”
甘地更称他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北大教授温源宁先生的评价十分公允：
“生前，他已是传奇；死后，可能成为神话。其实，他那个人，跟目前你每天遇见的那许多人并非大不相同，他只是一个天生的叛逆人物罢了。”
辜鸿铭笃定中国文化才是治世之本，他曾对北大学子说：
为什么要学英文？那是因为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的礼教、智慧，教给西方那些“蛮夷之邦”。
现在的年轻人，很多都崇洋媚外；而人称“清末怪杰”的辜鸿铭，却在用他的行动来告诉世界：
中华文化从来不低人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