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走私进入中国，光靠洋人恐怕“力有不逮”。那究竟是谁成为了鸦片走私的帮凶？你一定想不到，居然是TA！
鸦片走私利润丰厚，在巨额利润的驱使下，鸦片贩子不惜一切手段扫清阻碍鸦片走私的障碍，手段之一便是贿赂清政府的缉私官员。
广东水师担负着缉拿走私者的重要任务，1826年（道光六年），广东当局为了严查鸦片走私，特设巡船，供缉查用。然而，广东水师已经被唯利是图的鸦片贩子用金钱收买，成为鸦片走私的帮凶。有史料记载载，“巡船每月受规银三万六千两，放私入口。”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广东水师副将韩肇庆。负责巡海缉私工作的他利用职权之便，收受贿赂，暗中保护鸦片走私的罪恶活动。据史料载，“水师副将韩肇庆，专以获私渔利，与洋船约定每万箱许送数百箱与水师报功，甚或以师船代运进口。于是韩肇庆反以获烟功保擢总兵，赏戴孔雀翎。”韩肇庆身为朝廷官员，没有在自己的缉私岗位上尽职尽责，而是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大肆受贿，为鸦片走私大开“绿灯”，清朝的鸦片走私程度可见一斑 。
清代粤海关
韩肇庆与鸦片贩子的沆瀣一气并非特例，水师缉私官兵在缉私与受贿之间已经形成了不成文的潜规则，水师官兵与鸦片贩子相互心知肚明、心照不宣。这种见不得人的幕后交易虽然很多，但记载却少。时人知道官场腐败，也知道缉私官员的这种潜规则，但局外人很少能有机会目睹这种肮脏的交易，当事人更不会用笔记载自己的这种罪行。但是国外的鸦片贩子却为我们后来的研究者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其中美国旗昌洋行是从事鸦片走私的公司之一，其翻译亨特曾有机会亲眼目睹了这种“完备的贿赂制度”，并详细记录了贿赂的经过。亨特写道：
“这些交易是秘密进行的，只有几个人参与其事。又一次，商馆给我一个获得实际体验的机会，我利用这个机会，去南澳走了一趟。……到了第三天，我们到了南澳岛内部碇泊，最近两艘英国的双桅船‘奥米加号’和‘芬德利总督号’比我们更靠近海岸处，有两艘用作战船的中国帆船，向我们碇泊处驶来。船上挂着许多旗帜，其中一面‘副将’旗，我们知道要和‘大人’们周旋一下了。但没有一条中国小船，甚至是卖食物的小艇靠近我们，更不要说中国帆船了。我们刚卷好帆，收拾好东西，一位大人就坐着一种平底方形的划艇来到了，除了划桨的人之外，还有随行的官员及私人随从。他们穿着草绿色的衣服，戴着圆锥形的藤帽，帽上围着红丝绳直到帽沿。大人自己威严地坐在椅子上，安闲地吸着烟。一个仆人举着一把绣花的大丝绸伞在他头上，另外有几个随从站在他旁边用扇子替他驱赶蚊蝇。船长福斯特到船舷边迎接。大人举止安详而有尊严。当我们递上一支雪茄烟和一杯酒之后，副将询问我们来南澳碇泊的原因。看银师告诉他，这艘船是在从新加坡去广州的途中，由于遇上逆风，被漂到南澳，必须补充木柴和淡水。大人很认真地听取解释之后说：‘任何补给物都可以得到，但当补充了木柴和淡水之后，船应当马上驶往黄埔，一分钟也不能耽搁。因为大皇帝不允许从远方来的船只到任何别的口岸区。’然后他庄严地从鞋筒里抽出一份长长的红色文书交给他的书办，让他将大意通知我们。……
清军绿营军官
这道上谕放进封套之后，再放进他的靴筒（如碰到其它‘需要补给’的外国船只还可再用）。大人从椅子上站起来，示意他的部下返回划艇上，只留下书办。这时就请大人和书办进船舱休息，茶点之后，我们便转入正题。这位官员开门见山地问：‘你们船上有多少箱？都是运来南澳的吗？你们还沿着海岸再往北驶吗？’……而我们的回答也同样是明确的，直载了当的。这艘船不打算驶往南澳以北，船上约有货物200箱。然后就谈到‘金沙’，这个问题按中国人的‘老规矩’解决。这样一切都安排妥当，于是便喝酒抽雪茄烟，……不久就回到了他的大船上。
清军绿营军官
中国的买货者看到官员已经查察过这艘船之后，便自由地来到船上。……在惊人的短时间内，他们便已用自已的小船从‘玫瑰’号上把鸦片搬回帆船。”
有了广东水师的保驾护航，鸦片走私活动畅通无阻。在巨额鸦片走私利润的驱使下，商人到官员，越来越多的人被卷入到鸦片走私的漩涡当中。亨特感叹道：“这种买卖确是在广州的外国人最易做，也是惬意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