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全球大流行会终结吗？通胀是否会引发全球金融危机？请回答2022

2022年全球面临哪些地缘政治风险?

走过疫情跌宕起伏、经济加速复苏、地区冲突硝烟不断、气候危机愈发严峻的2021年，世界进入充满挑战的2022年。新的一年，新冠大流行能否终结、全球经济是否持续向好、气候危机能否得到缓和，全人类都迫切想要得到答案。而在地缘政治方面，大国竞争是否受控、地区冲突能否缓和，是事关世界和平与稳定的焦点议题。新京报记者专访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罗伯特·库恩，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荣鹰，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就该议题进行探讨。

罗伯特·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库恩基金会主席、“中国改革友谊奖章”获得者。受访者供图

荣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周边外交、南亚政治、安全问题。曾在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馆、中国驻日本使馆工作。受访者供图

吴心伯：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外交与安全政策、中美关系、亚太政治与安全等。受访者供图

2021年全球地缘政治变化

2021年，在新冠疫情危机持续的背景下，全球范围内各种冲突、博弈仍在加剧。部分地区局势陷入紧张，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正在缓慢发生变化。

新京报：2021年全球地缘政治中最值得关注的变化是什么？

吴心伯：从地缘政治风险的角度来看，2021年几个比较大的风险点基本上都和美国有关。

首先，中美战略博弈处于高位运行中。拜登上台之后，美国新政府基本延续了特朗普时期的对华战略，把中国视为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主要体现在，美国在印太地区加大了对中国外交和军事上的遏制和施压，由此导致中美关系紧张化，并在南海、台海、东海地区产生激烈的地缘政治角逐。

其次，美俄冲突态势加剧。美国和俄罗斯去年虽然实现了拜登上台以来的首次线下元首会晤，但双方并未取得突破性进展。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美俄之间的焦点在乌克兰。从去年年底开始，美俄围绕乌克兰的较量变得更加尖锐，冲突的态势更加明显，而这一点势必会延续到2022年。

第三，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对中亚、南亚、西亚地缘政治格局产生重要影响。某种程度上来说，美国撤军阿富汗是2021年最具标志性的一个地缘政治事件。美国从阿富汗灾难性的撤离象征着，美国在冷战后对欧亚大陆中心地带的军事干预最终以失败告终。

当地时间2021年8月30日，阿富汗喀布尔，最后一批美军撤离阿富汗，登上C-17运输机。图/IC photo

具体而言，从阿富汗本身来说，塔利班重新执政导致阿富汗这个所谓“帝国坟场”国家的未来具有两面性，不确定性增强。另一方面，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急剧下降，或者说美国过去20年在这一地区并未取得实质性的成果，由此导致阿富汗周边地区的地缘政治调整成为全球焦点。

荣鹰：我认为2021年地缘政治方面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是美国撤军阿富汗，最值得关注的变化是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博弈竞争因素比较突出。

2021年8月阿富汗塔利班重新掌权后，美军仓皇撤离阿富汗，引发全球瞩目。其背后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国开始调整其全球战略布局，集中力量应对它眼中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中国和俄罗斯。

事实上，本·拉登2011年被击毙后，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主要任务就结束了，之后美国就逐渐开始战略调整，从中东地区转向亚太地区，从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如反恐，转向传统的大国竞争。

2021年特朗普正式下台，拜登政府上台后作出了一些政策调整，譬如宣称美国回来了、强调加强盟友协调等。但可以看到，其在战略认知层面并未发生大的改变。在全球力量对比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美国仍想维持其霸权地位，由于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难度越来越大，它将重点放在了打压遏制其他国家方面。

这就导致国际社会虽然在全球疫情、气候变化、科技发展等问题上能有一些有限的合作，但竞争仍然是主线。这也可以说是过去这些年全球地缘政治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罗伯特·库恩：2021年，大国竞争的重新抬头和地区冲突的扩散使世界更加动荡和危险。

去年年初我曾说过，在中美关系上，最坏的情况是，除非双方看到“血”（比喻性的“血”，而非字面上的流血），否则中美关系的自由落体不会停止。令人担忧的是，虽然爆发热战的可能性仍然很低，但是过去一年双方冲突的可能性增加了。至于两国能否重启关系，至少短期内，我并不盲目乐观。

事实上，我一直在寻找触底点。中美关系什么时候是最低点？最低点已经过去了吗？或者它还没有到来？如果我们能认清最低点，这意味着从那时起，我们就能看到逐步的、缓慢的改善。我认为首要任务是不要让事情变得更糟。因为如果双边关系停止恶化，那么我们可以说已经找到了底线。一旦我们找到了底线，然后把所有棘手的中美问题都嵌入其中，那么就会找到很多双方愿意合作的议题。

去年11月，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之间的电话会议是全面且坦诚的，我希望这次会议标志着中美关系最低点已经过去。双方同意增加关键领域之间的对话，包括外交、商业贸易、军事等。不过，中美之间那个虚幻的最低点是否已经过去，目前仍不敢确定。我希望已经过去，但只有未来会告诉我们。

2022年全球地缘政治风险

2022年初，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突然爆发了自1991年独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动乱，昭示着一个充满挑战的新年的开始。许多地缘政治风险从2021年延续至2022年，一不小心就存在着局势升级的可能，挑战着国际社会的敏感神经。

新京报：2022年全球地缘政治领域存在哪些风险？

荣鹰：进入2022年，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博弈仍在延续。最值得关注的有两个方面，一是美国、欧盟和俄罗斯在欧亚地区的战略博弈；二是美国和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竞争。

在欧亚地区，美国、欧盟和俄罗斯围绕北约东扩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俄罗斯明确反对北约持续东扩，尤其是反对北约纳入和俄罗斯地缘战略利益直接相关的国家，如乌克兰、格鲁吉亚等。而北约方面则明确表示不会作出北约不扩张的承诺。各方分歧难以弥合，冲突存在加剧的风险。

在亚太地区，美国已经逐渐将全球战略重点转向这一地区，以打压遏制中国。从去年开始，美国主导成立AUKUS（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三边安保联盟），考虑加强和拓展五眼

联盟（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五国情报共享联盟），为牵制中国展开布局。具体来说，美国等国家将继续利用南海问题对中国进行围堵，打造新的安全框架，这是今年需要重点关注的风险点。

吴心伯：目前来看，2021年的几个主要风险点在2022年将继续存在。

在中美战略博弈方面，尽管2021年底中美关系出现了某种缓和的迹象，但拜登政府的对华基本思维和政策没有实质性的调整，他们还是将中国作为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来对待，因此会加强对中国的战略遏制。具体体现可能在于，美国会加强在南海特别是台海地区对中国的军事威慑。这是一个主要的风险点。

从欧亚大陆地区来看，几个方向都值得关注。首先，西边乌克兰局势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虽然美国、俄罗斯、北约近段时间进行了对话和谈判，但并未取得实质进展，因此不排除接下来美国、北约和俄罗斯围绕乌克兰的冲突会升级的可能。目前来看，美国、北约不会轻易放弃乌克兰，想要把乌克兰纳入北约的框架，但俄罗斯坚决不接受这一点，并直接将进攻性武器部署在俄乌边境。如果双方无法就这个底线问题作出妥协，那么冲突可能无法避免。

中心地区哈萨克斯坦则刚发生严重内乱，引发全球关注。哈萨克斯坦此次突然爆发冲突，背后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因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矛盾激化，导致大规模抗议并演化为严重冲突；二是因外部力量介入内部冲突，导致冲突扩大化。若是哈萨克斯坦此次冲突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外溢效应，导致地区矛盾加剧。但目前来看，哈萨克斯坦局势在集安组织的干预下得到缓和。而集安组织的快速反应，也有可能产生一定的震慑作用，打消一些想挑战现状的势力的想法。

南部地区阿富汗塔利班能否稳定阿富汗的局势，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是否会产生严重摩擦，也是比较值得关注的风险点。

此外，一些热点地区需要长期关注。一是朝鲜半岛。韩国今年将举行大选，若是最终保守派上台，那么南北关系可能会紧张升级，甚至爆发冲突。二是中东地区。中东地区一直是地缘冲突焦点地区，其中伊核问题需要重点关注，因为若是各方谈判破裂，不排除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冲突升级的可能性；其次土耳其的地区“野心”越来越大，未来会做出哪些行动扩大其影响力，值得关注。

罗伯特·库恩：世界总免不了动荡易燃的边界：乌克兰-俄罗斯；台湾海峡；朝鲜半岛；克什米尔；以色列-巴勒斯坦；南海和东海；中国-印度；叙利亚-土耳其；亚美尼亚-阿塞拜疆；非洲角；埃及-埃塞俄比亚；撒哈拉西部；苏丹-南苏丹……2022年最理想的状况是保持现状，留出时间缓和矛盾、解决问题。

从中美关系的角度来看，台湾问题是最敏感的问题。过去几十年来，中美基于“九二共识”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得相当好，维持了一种和平现状。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为何发生变化暂且不说，目前最重要的是各方都要保持冷静、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

为避免因为“意外”导致冲突，美国和中国需要各自减少可能激怒对方的行为，避免造成具有毁灭性的误解。

此外，需要智慧来维持双方都能接受的局面。有了这种即使没有公开的双边共识，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可能会以不可预见的方式发生变化，最终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解决。这也许是我们可以期待的最好的结果。

新冠大流行对地缘格局的影响

新冠疫情大流行第三年，全球确诊病例超过3亿，死亡病例超过550亿。持续的危机导致全球化受阻，全球治理面临新挑战，国际格局也由此发生变化。

新京报：2022年是新冠大流行第三年，疫情对全球政治、地缘格局产生了哪些影响？

吴心伯：新冠疫情大流行进入第三年，它给全球带来了很多变化。

首先，新冠疫情的暴发某种程度上加剧了中美紧张关系，而中美两个大国的紧张关系势必影响全球局势。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后，当时的特朗普政府因为抗疫不力导致选情下降，最后将责任归咎于中国，并为了提振选情对华采取粗暴的报复性政策，由此导致中美关系出现断崖式的下跌，即使是拜登上台也未能改变这一情况。

其次，新冠疫情的出现暴露了不同国家在治理能力上的差异。例如美国作为医疗条件、经济发展水平世界领先的国家，在疫情控制方面却一塌糊涂。

疫情对美国的打击是非常大的。我们过去说，21世纪以来两场战争、一场危机（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2008年金融危机）对美国产生了重大影响，目前还得加上一场危机——新冠危机，它给美国带来的人员损失是超出预料的，目前看来正向着100万发展。

在经济技术发展水平领先的欧洲，情况也是如此，目前疫情仍然非常严峻。而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整体疫情防控是比较好的。

此外，持续的疫情可能会导致一些国家内部矛盾激化，甚至演变为严重冲突。新冠疫情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持续发酵，再加上疫情本身对公众产生比较大的心理压力，由此对国家内部矛盾起到了放大效应，最终导致一些国家内部冲突频发。

在全球政治层面，疫情长期化还可能导致一些国家内部的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情绪上升，阻碍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从全球治理层面来看，新冠大流行原本应该会推动全球在医学等领域的合作，但从疫情暴发初期开始，美国就将疫情打造为和中国博弈的一个抓手，阻碍了全球在疫情上的合作力度，这对于当前的全球治理而言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荣鹰：新冠疫情暴露出了很多问题。从全球层面来看，疫情导致原来的全球治理赤字问题更加突出，全球层面发展不平等、不均衡的问题更加明显。而在回答疫情这份“考卷”时，各国交出了不同的“答案”。整体而言，中国的应对是比较好的，而美国等所谓发达国家疫情已经成为一大灾难。

由此引发的思考是，面对全球发展不平等不均衡问题、面对全球治理赤字问题，到底应该由谁来发挥全球引领作用。从当前的局面来看，美国显然是不能指望，而中国等新兴国家可以也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承担更多的责任。

这也是为何近些年来很多人在提“东升西降”的国际格局变化。西方的衰落、西方全球领导地位下降是很明显的，它们在应对类似疫情这类全球性挑战时拿不出好的解决方案，发挥不了领导作用。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一直倡导多边主义，呼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解决全球治理、全球发展问题上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未来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除此之外，新冠疫情还将对全球地缘政治产生两方面的重要影响。一是疫情长期化推动全球权力结构调整加快，最终导致大国之间的竞争加剧；二是疫情可能会在一些脆弱国家引发比较剧烈的内部动荡，甚至会突然爆发严重冲突，最终外溢至周边地区，对地缘局势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罗伯特·库恩：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无论其政治体制如何，能够免受舆论压力的影响。疫情下的封锁和各种不确定性加剧了人类的情绪，以至于正常的地缘政治问题被民族主义情绪激化，从而被高度政治化。

与此同时，世界正在经历重大的地缘政治格局变化，这些变化也许不是由新冠大流行引发，但大流行无疑放大了这些变化。具体而言，中国的崛起毫无疑问正在改变国际秩序。

中国消除极端贫困是当代历史上最重大的社会变革之一。它体现了习近平主席倡导的以人为本的理念，也成为世界发展中国家效仿的模板。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解决了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的症结所在：从铁路、港口到电力、通信的有效的基础设施。中国是近几十年来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拥有最丰富经验的国家，其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承诺是纠正全球严重失衡的重要一步。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正在从事全球慈善事业，中国是寻求合作共赢的机会，譬如让欠发达国家得到发展后成为更好的中国贸易伙伴，也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的立场。

展望未来，总会有潜在的“黑天鹅事件”潜伏，比如传染性极强的奥密克戎变异株，以及中美在南海或台海发生冲突。

而我想提供一个关于中美关系“好的黑天鹅事件”设想：假设天文学家证实可能有外星人入侵地球，比如说，他们发现一支庞大的宇宙飞船舰队正朝着地球的方向前进，五年后就将到达。那么我希望中国、美国以及全世界，可以很快团结起来共同应对这一威胁。

事实上，如果美国和中国不合作应对生存威胁，那将产生致命影响。我只是半开玩笑地提出宇宙飞船舰队入侵这种最不可能的场景，但在现实中，新冠病毒就可以说是一种外星入侵者。这个看不见的病毒会攻击地球上任何地方的任何人，不分国家、民族、种族、宗教等。

作为全球两个主要的经济体，美国和中国理应携手应对这个病毒、未来的流行病以及任何“黑天鹅事件”。一个具体的步骤是，建立一个合作的、多渠道的“黑天鹅事件”预警扫描系统。

我们必须超越区分内部群体和外部群体从而扭曲理性决策的思想。我们必须从一个整体的、全球的视角看待这个世界。我们必须做得更好。

新京报记者 谢莲

编辑 张磊 校对 杨许丽

2022年新冠全球大流行会终结吗？

2022年，人类进入新冠疫情暴发后的第三年。

这一年的开端并不轻松。目前，全球有约150个国家和地区发现奥密克戎变异株。过去一个月，全球有一半新冠患者感染的是奥密克戎。这种毒株正在取代德尔塔成为新一个攻破全球各地防线的“魔王”。

许多人心中埋藏着一个疑问：新冠全球大流行会在今年终结吗？

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朱华晨、香港大学生物医学学院教授金冬雁、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副教授张洪涛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谈了各自对新冠疫情趋势的判断。其中，有争议，也有共识；有对理论的探讨，也有对日常生活的关切；有乐观地预测新冠大流行肯定在今年结束，也不乏担忧大流行可能持续多年。

三位科学家作出一致的判断是人类目前有足够的武器来应对新冠病毒。但是人们可能很难回到疫情暴发前的“正常生活”，或许不得不接受一种“New Normal”（新常态）。

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朱华晨。受访者供图

香港大学生物医学学院教授金冬雁。受访者供图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副教授张洪涛。受访者供图

会终结or不会终结？

新京报：你认为新冠全球大流行会在2022年终结吗？

朱华晨：我不这么认为。从技术上来说，在2022年要控制疫情是有可能的，中国已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但是综合来看，控制疫情的手段受到经济、社会、文化等很多方面的制约。人类没有齐心协力地去控制疫情，而是相互攻讦、缺乏合作。一些不发达国家缺乏医疗资源和相应的援助。今年，个别国家可能出现疫情的缓解，甚至一定时间内病例清零，但在世界范围内，新冠大流行还不会终结。

金冬雁：我认为新冠大流行会在今年结束。历史上所有大流行病，都不可能一直流行下去。随着疫苗接种率、自然感染率的提高，很多人会获得免疫力。在形成较强的免疫屏障后，新冠的危害可能比季节性流感更低。我认为新冠大流行会以这种方式终结，而不是把这种病毒消灭。

张洪涛：我认为在2022年，新冠会从全球大流行病（Pandemic）变成地方性流行病（Endemic）。这意味着各国将不会有这么多隔离和限制措施。但是新冠病毒肯定会继续存在，这一点不用怀疑。

新京报：每个人对新冠大流行结束可能有着不同的理解，有些人认为只要不对生活产生严重影响就是疫情结束。比如，网络上有一个对大流行结束的定义是——“当你决定是否去办公室工作，是否让你的孩子去观看足球比赛、电影时，疫情将不再是首要的考虑因素。”你认为新冠大流行怎样才算结束？

朱华晨：对于新冠大流行的终结，存在两种定义。一种是最理想的情况，就是新冠病毒彻底清零，就像之前的H7N9禽流感和2003年的非典一样，基本上可以说不会再回来了。

另一种是从流行病学的角度来说，只要新冠对我们的生活不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哪怕时不时会有小规模的暴发，我们也会认为全球大流行结束了。那么到这时候，世卫组织就会站出来，宣布全球大流行结束。

金冬雁：目前看来完全消灭新冠病毒是很难的，能否消灭病毒取决于我们有没有非常好的疫苗，以及人类有没有这种共同的意愿。如果新冠变得和流感一样，那人类就没有必要付出很大代价去彻底消灭这种病毒。

张洪涛：新冠大流行最有可能的终结方式就是它变为地方性流行病。我们可以把季节性流感作为参考。当季节性流感出现的时候，会有相应的应对措施，但不会出现大规模的封控、断航、隔离等。

乐观VS悲观

新京报：有一种论调认为，目前，新冠大流行已经进入结束期。美国密歇根大学纳米医学与生物学主任詹姆斯·R·贝克研究了1918年大流感和2011年甲型流感等大流行病的死亡数据，指出这些大流行均出现了3波死亡的高峰，之后人类建立起了免疫屏障，大流行逐渐走向结束。贝克认为，新冠和之前的大流行病存在相似的模式。你如何看待这种论调？

朱华晨：这种看法过于乐观了，我还没有真正地看到新冠大流行结束的曙光到来。

在我看来，有四个标志性事件的出现，才能预示新冠大流行即将结束：

一是出现广谱有效的疫苗，可以阻止病毒传播。目前的疫苗在预防重症方面效果较好，但在阻止病毒传播方面效果不足。

二是出现安全、方便、效果好、价格合理的特效药。目前在药物方面可以说看到一丝曙光，比如抗新冠口服药、我国的单克隆抗体药物等，但不足以终结新冠大流行。

三是人类非常齐心协力地消灭新冠病毒，这在目前不可能实现。

四是寄希望于新冠病毒自身突变成一种弱化、稳定的病毒，这有很强的不确定性。

金冬雁：1918年大流感和新冠疫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人类的科学技术已经进步了非常多。当时连抗生素都没有，很多病人并非死于病毒，而是死于继发性的细菌感染。1918年大流感病毒的毒力非常强，人类依然挺过来了。

还有1968年的香港流感，在几周内就传遍亚洲，一段时间后也终结了。很少有一种全球大流行病可以持续超过3年。再加上现在可以用疫苗人为地加强免疫屏障，相比过去的条件，情况肯定是更加有利了。

张洪涛：重症率和死亡率这两个指标可以用来反映我们处于疫情的哪个阶段。目前，这两项指标都在下降。目前因为奥密克戎的传播，感染人数上升，但我预计奥密克戎这波疫情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可能一两个月左右。等这波疫情过去了，人类的免疫屏障会进一步增强，重症率和死亡率会继续下降。

新京报：虽然有不少专家对新冠大流行终结作出了乐观的预测，但同时也有专家提出相反的意见。例如，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雷娜·麦金太尔认为，新冠大流行不会终结，如果缺乏相应的防控措施，新冠会导致持续性的大规模重症的和死亡。目前科学界对新冠大流行何时结束有共识吗？还是说仍然有很多争议？

朱华晨：科学界对于新冠大流行何时终结很有争议，会有一些过于乐观的声音。但是现在新冠病毒分布那么广，连一些野生动物也感染了新冠。病毒的突变是随机的，我们不知道未来会面对什么。寄希望于病毒变弱是纯靠运气，科学的态度应该是积极地投入，找到方法控制住疫情。

金冬雁：整个科学界很难有共识，很多学者有不同看法。不过连谭德塞也表示新冠大流行会在今年终结，说明还是有很多科学家是达成了一定共识的。

张洪涛：新冠大流行的形势不断演变，难以做出预测，因此也难以达成共识。而且不同学者之间对大流行终结的判断标准不同，如果以感染人数为依据，新冠大流行可能在十年八年内都不会终结。如果以重症率和死亡率为依据，可能又会得出不同结论。

不利因素和新的武器

新京报：此前，WHO总干事谭德塞表示，他认为新冠大流行会在2022年结束，但是有个前提条件，需要解决包括疫苗在内的全球医疗资源不平等问题，否则新冠病毒可能“以我们无法阻止或预测的方式进化”。你认为有哪些因素可能对新冠大流行的终结产生不利影响？

朱华晨：新冠大流行的终结不是一个纯技术、纯医学的事情，需要考虑到社会、经济等很多方面的因素。比方说，经济的承受能力、民众生活方面的承受能力以及社会心理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都会影响抗击疫情。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野生动物感染新冠后，会不会成为一颗隐藏的定时炸弹。美国的白尾鹿、欧洲的水貂都大规模感染了新冠。新冠病毒在动物中进化后，有可能再回传给人类。

金冬雁：新冠病毒对于没有接种疫苗的人群依然是很大的威胁。在西方国家，有相当一部分极端反疫苗群体。在德尔塔变种的那波疫情中，美国就出现接种疫苗和没接种疫苗的人处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医院里90%的重症患者是没有接种疫苗的人。相比之下，在接种疫苗的人中，新冠死亡率比流感还要低。

另外还有医疗资源挤兑的问题，一旦民众出现恐慌，蜂拥进医院，就容易导致医疗系统承受过重的压力。对此需要做好准备，有一定应对方法。

张洪涛：一些非洲国家或其他不发达国家缺乏疫苗，医疗卫生条件差，易于滋生传染病，是一个很大问题。西方的反疫苗群体是另一个大问题，美国有充足的疫苗，但全程接种率只有约60%。对于流行病来说，如果一个社区内只有一半人接种疫苗，那是没办法阻止疫情的。

新京报：在疫苗、药物和防控措施等方面，新的一年，人类会有哪些对付新冠病毒的新武器？

朱华晨：在治疗新冠的药物方面可以看到一丝曙光。目前，已经有口服药上市，从数据来看，口服药安全性、对各种变体效果都比较好。有的药企已经宣布允许其他药厂低价仿制口服药，有利于药物的普及。咱们国家也有自己的用于治疗新冠的单克隆抗体药物，目前看来对包括奥密克戎变种在内的新冠病毒均有一定效果。但是，不应忽视新冠病毒是一种很容易突变的病毒，很可能突变出有耐药性的新变种。

金冬雁：世界各国抗疫这么长时间，都积累了一定经验。目前，上海、香港等城市已经是世界各大城市中的防疫典范了。香港的流调水平可以说国际一流，在最近的50多例病例中，除了一例以外，其余都搞清楚了传播链条。可以说全世界如果能做到这种追踪和流调的水平，大流行可能已经结束了。新加坡、以色列也各有自己的防疫经验。各国应该保持开放的心态，学习彼此的成功经验。

张洪涛：在药物方面，口服药无疑是最方便的药物。但问题是药物面世后，各国政府批不批，需要多长时间，以及全球感染人数这么多，药物供应量是否跟得上，这些都存在不确定性。

2021年10月26日，新发地市场商户与员工们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资料图片/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可以回归正常生活吗？

新京报：奥密克戎正在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传播。对于这种传播力强、具有免疫逃逸特性，但致病性相对较弱的新冠变种，有的专家认为它是大流行即将终结的信号，像是“天然疫苗”或“天然加强针”；也有专家认为，不能低估奥密克戎，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张文宏表示，“说奥密克戎引发的是‘大号流感’，这是缺乏科学依据的；奥密克戎‘会咬人’。”你怎么看待奥密克戎？

朱华晨：奥密克戎肯定不是好惹的，它不是新冠大流行结束的信号。说奥密克戎的毒力较弱是相对于德尔塔而言的，事实上奥密克戎依然具有较强的致病性。另外，有研究表明奥密克戎可能更易感染儿童。因此对没有接种疫苗的人群以及低龄人群，奥密克戎尤其值得警惕。

金冬雁：我预测奥密克戎这波疫情会具有来得快、去得快的特点。奥密克戎产生的抗原中，有一部分是和其他变异株重叠的，感染奥密克戎产生的免疫力对其他变异株也有效。而且，发生突破性感染会让人体的免疫力更强，这在免疫学上叫做抗体亲和力成熟。我的判断是等奥密克戎这波疫情过去了，人类可以建立起非常强的免疫屏障。

张洪涛：从数据来看，奥密克戎肯定是比德尔塔温和，但是不能把它比作“天然疫苗”。即便奥密克戎的致死率下降了，但是当感染基数上升后，奥密克戎依然能造成很大的杀伤。美国现在每天依然有一两千人死于新冠，这还是在超过60%的人全程接种疫苗的情况下。

新京报：考虑到新冠病毒的不断突变，今年有没有可能在继德尔塔、奥密克戎之后，再出现一种大范围传播，甚至令人类难以应付的新变异毒株？

朱华晨：从长期来看，病毒进化的倾向是提高传染性，降低致病性，这样更利于生存。但这种进程是螺旋式的，很多病原体都会出现一波又一波的厉害的变种。对新冠来说，我们很难判断处在病毒进化进程中的哪个阶段。在一些缺乏检测能力的国家和地区，有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冒出一个厉害的变种，这种风险是存在的。

金冬雁：我们已经经历了阿尔法、德尔塔、奥密克戎等几种大范围传播的变种。可能还会再来新的变种，人类的免疫屏障在不断增强，不用过分担心。出现一个致病性特别高的变种，是有可能的，但只是小概率事件。

张洪涛：肯定会有的，病毒只要存在，它无时不刻不在突变，肯定会出现新的毒株。此前就有相关讨论，如果希腊字母用完了，世卫组织用什么符号来命名新的变异株呢？

新京报：如果新冠大流行终结的那一天到来了，人类可以回到疫情暴发之前的正常生活吗？

朱华晨：最理想的情况就是出现一种非常好的疫苗，接种之后可以产生较长时间、效果很好的免疫。比如像天花、脊髓灰质炎、乙肝等疾病的疫苗一样。

假如没有科技的突破，我个人认为，新冠病毒最终会变得类似于OC43冠状病毒。到时候，新冠可能成为长期存在的季节性流行病，有时候厉害一些，有时候可能温和一些。

金冬雁：我认为没有办法回到疫情之前的正常生活，而是进入一个New Normal（新常态）。我们的生活会有一些不同，比如当新冠季节性流行的时候，需要戴口罩、注意社交距离等。可能每两年需要接种一次疫苗等。总的来说，这些变化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张洪涛：如果新冠大流行结束了，我们就会把它当成流感。一些接触风险比较高的人群需要定期接种疫苗。人们的生活跟过去肯定会有不一样的地方，比如在公共交通上戴口罩。

新京报记者 陈奕凯 摄影记者 郑新洽

编辑 陈东 张磊 校对 张彦君

2022年极端天气还会时常发生吗？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最新的《2022年全球风险报告》，基于对约1000名专家和领导人的调查，报告认为气候行动失败、极端天气事件、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崩溃位列未来10年全球十大风险中的前三名。

回顾2021年，人类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在英国格拉斯哥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COP26）上，削减煤炭首次写入了气候公约，完成了《巴黎协定》实施细则的谈判。

但这些还不够。世界各地极端天气更加频繁的脚步没有停止，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资金也没有到位。还有人因受气候变化影响，不得不流离失所，远走他乡。

新京报记者对话国家气候中心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室研究员张永香、牛津能源研究所能源转型研究计划主任詹姆斯·亨德森（James Henderson）以及联合国难民署气候行动特别顾问安德鲁·哈珀（Andrew Harper），共同探讨未来气候危机将对人类社会带来哪些影响。应对气候危机，我们仍任重道远。

国家气候中心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室研究员张永香。受访者供图

牛津能源研究所能源转型研究计划主任詹姆斯·亨德森（James Henderson）。受访者供图

联合国难民署气候行动特别顾问安德鲁·哈珀（Andrew Harper）。受访者供图

未来极端天气出现将更加频繁

新京报：回顾2021年，全球范围内都是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并且带来了不少生命、财产的损失。你如何看待气候变化对人类生活带来的威胁？

张永香：气候变化看上去离我们的生活很遥远，但气候变化带来的恶劣影响一直都在，更多是通过极端天气事件来显现的。比如高温热浪带来的致死率升高、近几年我国暴雨频次增加等，此外，气候变暖也会导致一些传染性疾病的增加。

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不仅来自于气候变化本身，也交织在人类社会发展和治理的过程中。在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我国的水安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城市安全等问题会更加复杂。从宏观上来看，气候变化可能会导致未来出现一些对国计民生、对外合作、区域重大战略等造成重大影响的复合风险。

因此我们还是需要密切关注极端性的事件，加强前瞻性的防范，避免出现极端性的突发气候变化灾害引发的系统性风险。

新京报：2021年的重大气候灾害反映了全球以及中国气候变化的什么趋势？

张永香：全球升温幅度主要取决于人为累积二氧化碳的排放，就算我们现在立刻停止二氧化碳的排放，已经累积的二氧化碳还是会造成温室效应，全球地表气温仍将上升，气候变化仍将持续。

2021年8月9日，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瑞士日内瓦发布了一份关于气候变化的最新科学评估报告的第一部分《气候变化2021：物理科学基础》，该报告再次肯定了人类活动对当前全球变暖的主要责任，人类活动对热浪、强降水等极端事件影响的归因证据增强。

这份报告指出，自19世纪以来，人类燃烧化石燃料导致全球温度比工业化前的水平高出1.1摄氏度，而在未来二十年则继续升温，将比工业化前的水平高出1.5摄氏度。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全世界各地极端天气出现将变得更加频繁。

从我国未来三十年的气候变化预测来看，极端事件的频率和强度会增加，部分地区的气候灾害和风险也会显著增加。

2021年11月6日，人们在英国伦敦特拉法加广场参加集会，号召为应对气候变化采取更多行动。新华社发（蒂姆·爱尔兰摄）

减缓气候变化需全球携手应对

新京报：应对气候变化包括减缓和适应两方面，你认为目前做得如何？未来如何加强？

张永香：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估计，发达国家到2020年的减排目标应达到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25%至40%，这对有效避免全球变暖至危险水平至关重要。但事实上发达国家并没有完成这个指标，实际和理想状态存在差距。

和减缓相比，对适应的关注度相对更低一些，适应也难以总体量化。从资金方面来看，现在我们有限的气候资金只有20%左右用来开展气候适应行动，而目前全球的适应工作和我们面临的风险相比远远不够。

未来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需要全球共同努力控制温升。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基本原则，发达国家需要进一步提高减排力度，为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留出空间，这样全球才能共同携手应对气候变化。

在适应方面，发展中国家存在巨大的资金需求，气候资金也一直是气候变化大会上的争议话题。去年发布的《格拉斯哥气候公约》提到，要敦促发达国家向脆弱国家提供的气候适应资金在2025年较2019年的水平翻一番。此外，还提出发达国家要加大对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的投入，以响应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需求，帮助发展中国家在长期战略上逐步实现低碳转型并提高气候适应的能力。这都是未来需要加强的方向。

新京报：2022年，COP27将在埃及举行，会议在非洲国家举办是否会影响COP27即将讨论的议题？

张永香：气候变化大会的召开地点的确会对会议最终结果产生影响，埃及作为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这场大会的东道国，自然会把适应和资金议题作为重要议题来推动。这场大会势必会推动全球气候谈判、动员各方行动、落实《巴黎协定》，同时也是一个审视气候变化对非洲影响的重要机会。

资金事关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性，到目前为止，发达国家缔约方尚未实现之前的政治承诺。既然这个问题在COP26上没有得到解决，如何开展这些工作，是COP27将要讨论的热点话题。

政府需鼓励储能技术的发展

新京报：2021年年末，全球范围内很多国家遭遇能源危机，其主要原因是什么？

亨德森：能源危机根源为其市场供不应求。2021年很多国家经济从疫情中复苏，速度极快，因此各种能源需求迅速上升，使供应方措手不及。

而煤和天然气的供应出于各种原因不稳定：有一些是天气原因，有很多煤矿被淹，还有一些故障维修问题。石油市场供应也有所限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当时一直在限制供应。

新京报：能源危机发生在全球推动能源转型期间，有人担心，气候政策或一定程度导致能源危机，你如何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

亨德森：2021年第三季度，风力低、风能供应减少，这是人们将两者联系起来的直接原因。能源转型下，全球范围内煤炭正在以不同的速率被淘汰，燃煤发电厂减少，所以当可再生能源供应出现问题时，我们的备用能源减少了，能源市场供不应求。

人们开始意识到可再生能源的供应是间断的，在不刮风、不出太阳的情况下，我们也无能为力。但不应该因此停止发展可再生能源，这仍然是长期发展的方向。在目前往绿色经济发展，可再生能源比重越来越大的过渡期，政府需要确保其他备份能源充足，并发展能源储备技术。

在这一不稳定时期内，政府需要鼓励其他备份能源生产。人们一直鼓励发展可再生能源，关闭煤炭发电厂，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到天然气生产商的立场。天然气也是碳氢化合物，在某个节点天然气也会被淘汰，所以天然气生产商不愿意在液化天然气工程上大量投资，政府应该确保为他们提供足够动机，为能源市场提供足够备份能源。

另一方面，长期来看，可再生能源供应永远会是间断的，政府需要鼓励储能技术的发展，包括电池、氢储能、抽水储能等技术。

电池技术发展迅速，成本也在降低，但电池只是短期解决方案。现在也有很多新的储能方式在发展中，比如说利用化学溶液储能，或氢储能，但后者还处于非常早期的发展阶段，这些都需要时间。

2021年11月3日，英国格拉斯哥，从格陵兰岛送到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的一座冰山，以提醒COP26与会者气候危机的严重性。图/IC photo

全球能源转型发展速度极快

新京报：如今全世界还陷在新冠疫情之中，在兼顾防疫、保障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各国应该如何调整能源政策以应对能源危机？

亨德森：长期来看，各国政府应鼓励绿色能源发展，将其包括进其能源经济中，这对经济和环境都有益，但这是一个长期目标，我们还有一些短期障碍。

短期来讲，各国政府需要做且正在做的，就是尽力将资金分配到需要的地方，以确保低收入人群可以负担能源供应。其次，政府需要确保在过渡期内，现有能源系统不会崩溃，即鼓励各能源供应商（包括天然气和石油供应商）持续生产，或保证一定水平的储能等。此外，各国政府还需要推动设置碳定价，让各公司在做出经济决定时将考虑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最终鼓励绿色能源技术的投资。

除此之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存在差距，在很多国家面临减少碳排放量议题的同时，有些国家则在想办法获取能源，这也是COP26重点讨论的内容。

新京报：你会如何评价目前全球的能源转型速度？

亨德森：现在全球能源转型发展速度极快，但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这是个很容易让人抑郁的话题。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报告，距离将全球升温幅度限制在1.5℃前，我们大概还有10到15年，这段时间是不够的。

但另一方面，新能源技术也在发展，其成本大大降低，很多国家，比如中国、德国的风能、太阳能等行业迅速发展。而且很多地方也开始重视能源转型。去年11月我也参加了COP26，很多政府、公司都在认真对待全球变暖，而且他们也知道股东、消费者、利益相关者都希望他们能认真对待这个议题。

在能源转型上，我们仍然有很多阻碍，环境、经济甚至政治问题需要解决。但这就像是半杯水，它可能是半空也可能是半满的，我们需要看到的是这水杯是半满的，我们还需要做很多，但至少事情进展的方向是对的。

“气候难民”的今天可能是我们的明天

新京报：生活在哪些地区的人最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

哈珀：世界上没有人可以免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区别在于当地居民能否减轻或适应其影响。越是脆弱、贫穷的群体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越差。

在非洲地区，南苏丹近期遭受洪水侵袭，肯尼亚正在经历干旱，气候变化和其他不稳定因素共同作用导致萨赫勒地区出现冲突，当地不断竞争资源，这都让民众的生活更加艰难。

新京报：有时人们会因气候变化问题背井离乡，跨越边界去其他国家寻求庇护。“气候难民”在国际法律体系中被承认吗？

哈珀：因气候变化而流离失所的人，他们的难民身份其实并不涵盖在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中。“气候难民”这个词形象指出了这些人并非因为自身过错而搬迁，他们需要保护，只是这种保护不能在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框架下获得。我们正在与机构、政府合作，试图在现有的国际或地区公约的范围内，找到合适的方法，为他们提供保护。

而且气候变化并不一定是导致民众逃离的最主要原因，它与当地暴力冲突等其他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了该结果。这就要求我们对驱动他们离开家乡的原因有深层次的理解。

新京报：如果“气候难民”问题不得到恰当地解决，人类社会将面临怎样的后果？

哈珀：“气候难民”今天所面对的问题，都可能成为我们未来的挑战。也许我们现在能维持正常生活，但未来情况很可能会改变。因此我们要深度理解并参与到解决气候危机的努力中。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全球气候危机已经呈现出“红色警戒”，但它还是没能得到足够的关注，不能等到所有人都受到气候变化严重影响时，才意识到问题的紧迫性。

新京报：目前，在帮助受气候变化严重影响的群体方面，国际社会有哪些系统性措施？

哈珀：气候危机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危机。气候危机还与其他不稳定因素综合作用加剧了冲突，增加了社群的脆弱性，导致环境不再宜居，致使民众流离失所。

联合国难民署提出“气候行动战略框架”，其中涵盖三个方面。首先是政策方面。先了解群体需求，再与政府和地区机构展开合作，制定政策增强他们为民众提供保护的能力。

其次是操作方面。如果存在数千万的难民，出于生存需要，他们会砍伐树木，对环境产生一定影响。在此情况下，我们需要减少他们的碳足迹。例如，减少对森林的破坏，考虑使用可再生能源，提供绿色工作岗位等。

最后是减少我们自己的环境足迹，用可再生能源替代柴油发动机，工作人员节能办公，改变供应链，提供环保、可再生的物资，降低运输成本等。

让身处气候变化最“前线”的民众发声

新京报：你在去年参加COP26的时候，也强调了气候变化对流离失所者的影响，应该如何推动各国将言辞承诺转化为实际行动？

哈珀：援助的实际行动不够，很多政府做出承诺后，却难以实际履行。但至少现在这些问题被拿出来讨论。在我参加COP25的时候，因气候变化导致的流离失所问题甚至没有出现在日程上，所以这个问题在格拉斯哥被提出，本身就是一个显著进步。

推动各国政府决策，让身处气候变化最“前线”群体发声显得至关重要。他们在国内无法受到保护，缺乏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还要抛下一切远走他乡。对联合国难民署来说，我们的工作不只是为他们提供帮助，更要让他们的处境为世界所知。未来各国政府应该更加积极主动，而不是试图掩盖或忽视气候变化的影响。

新京报：在2022年，COP27即将在埃及召开，第五届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大会也将在多哈举办，对于未来即将举办的关键会议，你有哪些期待？

哈珀：我认为此前的会议总是缺乏“气候难民”、气候脆弱群体的声音。他们只占全球排放量的一小部分，却不成比例地受到气候危机的极大影响。埃及也是身处气候危机“前线”的国家之一，COP27也给这些国家提供了发声的机会。

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不只一个国家，我希望他们能聚集在一起，统一提供关于“前线”影响的证据，明确表达需求并制定行动计划，甚至为不同受影响的社群提供不同援助项目选择。我期待这些会议不只停留在谈论情况有多糟糕，而是真正提供解决办法。

新京报记者 栾若曦 侯吴婷 王景曦

编辑 贾悦 张磊 校对 刘越

2022年通胀是否会引发全球金融危机？

全球经济在2021年强劲反弹、持续复苏，但受新冠疫情大流行持续、多国通胀居高不下、供应链瓶颈持续、劳动力短缺等问题影响，2022年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上升。

2022年伊始，多家主要国际机构相继发布世界经济形势展望报告。世界银行和联合国预计，今明两年世界经济增长将持续放缓。世界经济论坛的一项全球调查显示，大多数专家认为，未来三年世界经济复苏将出现失衡且动荡不定的现象。

在奥密克戎变异株带来抗疫新挑战的背景下，2022年的世界经济复苏态势面临着哪些风险？就此新京报记者专访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风险与地缘政治议程负责人埃米利奥·格拉纳多斯·弗朗哥（Emilio Granados Franco），世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中国和世界金融服务的未来”倡议负责人姚凯力（Kai Keller），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贾斯汀·达米恩·盖内特（Justin-Damien Guénette）、露西亚·夸利蒂（Lucia Quaglietti），以及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前所长陈凤英。

当地时间1月14日，美国弗吉尼亚州，疫情造成美国“用工荒”再度加剧，商店货架上空荡荡。图/IC photo

2022年经济增长将持续放缓

新京报：多个国际机构报告预测，2022年的经济增长将持续放缓，原因何在？

世界银行：受全球新冠疫情持续、财政支持减少和供应链瓶颈影响，世界经济继2021年大约5.5%的强劲反弹后，预计在2022年将明显放缓至4.1%。

世界经济论坛：一个主要原因是，奥密克戎等新的新冠变异株不断涌现给世界带来的不确定性继续延长。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企业需要确定性才能进行投资，因此缺乏稳定性势必会影响经济增长。此外，面对新一波严峻疫情，一些国家重新实施封锁导致全球供应链部分崩溃，这也将阻碍经济增长。

最后，我们注意到一些主要发达经济体放松了和疫情相关的经济刺激措施，这会影响消费者情绪，从而减缓增长。鉴于近期的通货膨胀压力，我们认为政策制定者在保持增长和控制通货膨胀之间必须采取谨慎的措施。

新京报：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复苏态势有何不同？是否会加剧世界经济分化？

世界银行：相较于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放缓的幅度将更大。发达经济体预计将在2023年恢复至疫情前水平，相较之下，大多数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将遭受重创，其增长轨迹不足以使其经济在2022-2023年内恢复至疫情前水平。

陈凤英：世界经济发展将更加分化，以往发展速度是“东高西低”，现在可能是“西高东低”。发达经济体的反弹相对强劲，而中国以外的大多数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反弹较弱，甚至不稳定。

分化发展可能产生的后果是，中国以外的国家南北差距拉大，贫困人口增加，能否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发展目标，成了最令人担心的事情。

通胀不会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

新京报：去年以来，许多国家通货膨胀水平达到十余年来的最高点。今年全球通胀是否会引发新一轮金融危机？

世界经济论坛：虽然高通胀会给部分地区带来比较大的挑战，但我们认为不会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目前，政策制定者已经在应对通胀带来的压力。例如，美联储已暗示，今年将多次加息，将降低通胀作为最重要的任务。这一消息引发风险资产抛售，譬如科技公司股票。

总体而言，当前的通胀粘性到底有多高还有待观察。但今年全年，政策制定者需要根据情况适时调整相关的应对政策。

世界银行：预计全球消费者价格指数（通胀率的一个指标）将在2022年中期达到顶峰，而后在2023年逐步下降。但如果通胀长期居高不下，各国央行可能会继续面临一个极具挑战的环境。

陈凤英：我认为，通货膨胀是暂时的，更让人担心的是可能发生滞胀。

通胀加剧主要是在供求失衡的情况下发生的，如果能让供求恢复平衡，通胀可能是暂时的。但存在发生比上世纪更加复杂的滞胀风险。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滞胀实际上是一场“石油危机”，现在再加上新冠疫情、劳动力短缺、生产还未恢复等情况，世界经济面临的滞胀可能更难以解决。

发达经济体劳动力短缺将缓解

新京报：劳动力短缺将如何影响2022年的世界经济复苏？出现劳动力短缺的原因有哪些？在2022年是否有望得到解决？

世界银行：2021年，包括美国和英国在内的几个发达经济体出现了劳动力短缺，这减缓了劳动力市场的复苏，并带来了推升工资水平的巨大压力。

造成劳动力短缺的原因有几个，包括经济复苏后劳动力需求的激增、政府发放大量失业救济金、新冠疫情持续和几个经济体的提前退休计划导致健康风险升高。

我们预计，随着发达经济体的工人逐渐重返劳动力市场，目前的劳动力短缺状况将在2022年逐步缓解。然而，如果目前失业的工人推迟重返工作岗位，包括由于疫情的严重恶化而推迟重返工作岗位，劳动力市场短缺的风险也可能持续到2022年以后。

相比之下，没有迹象表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严重短缺，这可能意味着这些国家的周期性复苏较弱。特别是由于疫苗接种存在困难以及财政和货币政策支持的持续退出，这些国家的国内需求反弹较为缓慢。

陈凤英：劳动力短缺是新冠疫情下就业率下降、跨国劳工在减少。一方面是政策影响，发放大量失业救济金，致使一些人“躺平”。另一方面，疫苗问题未解决。由于跨国劳工需要疫苗签证，而许多劳工没有。比如，有了疫苗签证，墨西哥人可去北美打工，非洲人到欧洲打工，劳动力短缺问题可以得到缓解。

新冠带来的长期影响令人担忧

新京报：疫情将如何影响今年和未来一段时间的世界经济发展？

世界经济论坛：新冠疫情对于劳动力的可用性和生产力、供应链、消费的影响仍在持续，尤其是在疫苗接种率较低的国家和地区。供应链中断某种程度上可能会推动一些疫苗接种率高的国家倾向于区域一体化而不是全球一体化，而这将影响全球贸易和投资的发展。

事实上，随着疫苗接种取得了显著进展，一些国家已经恢复到新冠大流行前的增长速度。但新冠大流行带来的长期影响仍然令人担忧。我们必须牢记，在每个国家都实现免疫之前，世界不会对新冠免疫——但到2022年初，全球仍有近一半人口未接种疫苗。这种不平等导致的经济复苏失衡，有可能会分裂世界经济。

这就是我们的《全球风险报告》对全球分裂发出警告的原因。在各国需要共同努力恢复信心、建立未来强健的复原力和加速世界经济增长之际，这种不平等、不均衡只会导致局势更加紧张。

世界银行：奥密克戎可能会引发的症状也较为“温和”，特别是在接种疫苗的人群中。感染奥密克戎的人群中住院治疗的比例也较低。

尽管如此，大量感染奥密克戎的确诊病例可能会使疲惫不堪的卫生系统不堪重负，迫使各国政府施加更多限制。

基于模型的情景分析表明，奥密克戎在全球的快速传播，加上政府采取的疫情防控措施，可能会进一步拉低今年的世界经济增长率——降幅约为0.2至0.7个百分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可能会进一步下降，降幅可能为0.4至1个百分点。在这种情况下，世界经济在2022年的第一季度能感受到奥密克戎的冲击，随后在第二季度出现明显反弹。

新京报记者 朱月红 谢莲

编辑 贾悦 张磊 校对 刘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