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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人是否被外来人才排挤这个问题 何不直接拿数字说话

(gov.sg国会视频截图)

作者 叶咏婷

2020年第一场国会辩论,仿佛让人有时光倒流的错觉。 国会关于新加坡专业白领(PMET)的就业比率,以及是否被外国人才抢走饭碗的辩论,跟2011年分水岭大选前,舆论对于外国人大量涌入,导致公共资源如医疗、交通、住房供不应求大表不满,最后反映在出人意表的选举结果上,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 这次的辩论在内容上当然跟2011年不同。

(联合晚报)

自2011年以后,政府一方面加大了公共资源的供应,加快医院、地铁、组屋建设,购买更多巴士等,缓解了需求压力,另一方面大幅度控制了外籍工人的数量,一些行业如餐饮、零售业甚至抱怨政府矫枉过正,导致员工难找,影响了生意。 这次引发国人不满的,是所谓的外籍人才排挤了本地人才,很多高薪工作没有本地人的份。在不少本地PMET丢失工作,改当私召车司机之际,这种人力资源的浪费更显得荒谬。

陈振声(左)和毕丹星(右)在国会展开针锋相对。(李国豪制图)

政府的说辞并不新,因为道理还是一样的。政府吸引外资,为本地人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可是,一些新型产业,本地人才不足,要让外资愿意入驻新加坡,就必须允许外来人才去填补本地人还无法胜任的高增值工作。 国人应该看的是所创造的新就业机会,而不是外来人才抢饭碗;因为如果没有这些外来人才,新加坡人也不会享有这些新增就业机会。这是经济转型所碰到的典型困难,新加坡人必须不断进修,提高自己的技能,才能在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里取得立足之地。

(新明日报)

这个基本道理在逻辑上是说得通的,但事实可能复杂得多。 一方面,本地劳动市场的确还存在劳动力供应和新增岗位不匹配的现象,也就是不少国人缺乏新产业所需的技能,而无法胜任,必须由外来人才填补。 另一方面,特定产业发生由个别国家人员垄断的现象,也一直是市面上流行的抱怨。新加坡人抱怨说外籍主管偏爱聘用自己的同胞,而暗中排挤新加坡人,导致不少中高层岗位出现“温布顿效应”:新加坡劳动力市场成为外籍人员谋生的天堂,本地人却没分参与。 这到底只是不实的传说,还是真有其事,恐怕很难一一证实。但是不能否认的是,任由这样的传说流传,很容易会形成民怨。

(联合晚报)

这也是为什么国会辩论如此重要,当议员要求政府拿出数据以正视听时,政府的反应却是质疑议员的意图,无疑叫人感到很意外。 当然,本地人才是否被外来人才排挤,是敏感的问题,也是复杂的问题,不是靠一两组数据就能说得清楚的。但是政府的反应,却还是有些让人费解。 就算是数据不能完全说清楚,但是有数据总比没数据好。在国会质问政府,本来就是议员的责任,政府反过来质疑议员的意图,就显得有些顾左右而言他了,不是理想的辩论态度。 对于政府所提供的数据,议员追问细节,却被政府反复指责有分化社会的意图,对于形成就事论事的辩论文化是不利的。 议员的职责是反映民意,既然民间对于PMET新增就业有疑惑,议员在国会里提出来,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我们可以承认这个课题敏感,存在很多非理性的情绪,可是这应该是用更多的数据来讲道理,而不是去指责提问题的人不怀好意。 至少在新加坡现有的政治环境里,公共人物是否在操弄民粹情绪,社会自有公论。政府要建立新的官民互动关系,就必须培养新的互动方式,改变以往的威权心态,不厌其烦地说道理;动辄质疑他人是否动机不良,不利于互信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