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尖，始终为您开一朵花，花名叫永远爱‖老家许昌
文‖丁继珍
母亲出身故乡名门，从小熟读四书五经，写得一手好字，字体娟秀，工整流畅。人常说字如其人，用在她身上再贴切不过了。
母亲的针线活远近闻名，扎花刺绣样样精通，我常常看到她为街坊邻居画花，画鸟虫，画虎头，教她们刺绣、扎花，帮她们裁剪衣服，设计鞋样。
我们兄弟姐妹先后都有了孩子，这些孩子小时候穿的虎头鞋、狮子头斗篷都是她亲手缝制，件件堪称艺术品，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穿过用过还舍不得丢弃，一直压箱底。
小时候因为家境不好，即便是春节我们也很少穿新衣戴新帽。衣服常常是大孩子穿过小孩子穿，有时候母亲给我们姐妹缝补拼凑出来的裙子，照样会让小伙伴们心生羡慕。
从小学到高中，常听同学们说，我穿的衣服甚至补丁都很讲究、很艺术，当然这都是母亲的功劳。到了七十年代，流行在新衣服的肩上，胳膊肘处，膝盖上，屁股处都打上补丁，耐穿还赶时兴。呵呵，没成想一不小心咱也时尚过！
那时候家里还没有缝纫机，我们的穿戴全是母亲一针一线纯手工缝制的。她曾经给我说过，小时候我们每人冬天穿一条棉裤，一件棉袄，脏了她就在晚上趁孩子们睡着了连夜拆洗，烤干再一针一线缝制好，不耽误早上起来穿。为了我们姐弟四人能干净体面地站在人前，母亲有多少个寒冷的冬夜通宵未眠啊。
上小学时我在学校的文艺宣传队，常常外出表演。有一次学校要求统一服装，红上衣，白裤子，白鞋。鞋子和裤子都借到了，只是上衣还没有着落，直到演出的头一天中午，我才怯生生地告诉母亲。她安慰我后就到商店截布，回家开始裁剪，缝制。
第二天早上准备去学校了，看到母亲还在赶制。我知道已经穿不上了，但学校还是要去的。好在到学校也有两个同学没有穿红上衣，老师没有批评我们，给同学们化好妆就出发了。
当走出两条街后，带队老师突然让停了下来，猛转头，发现母亲拿着红衣服追上来。老师和母亲帮我解开了本已系好了的腰鼓，直接套上了新衣服。
我低着头任凭她们给我穿好衣服，又系好腰鼓。此时分明听到母亲还在喘着粗气，不知道是委屈，还是感动，泪水止不住往下滴。当我抬起头，看到老师的眼圈也红红的，母亲爱怜地抹去我脸上的泪水，轻轻拍我一下。
这件衣服我印象太深了，大红底小白点，颜色柔和自然，一直到上初中我还穿着，虽然已经褪色，却仍不失为我最钟爱的一件上衣。因为它是母亲专门为我缝制的新衣。
母亲本来是学校教师，50年代我们姐弟三四个，无人照看，她无奈之下离职了，这样养家糊口的重担就落在了父亲一个人身上，那时父亲是七一路小学的校长。
当时80多岁的奶奶也在我们家住，还有我两个堂兄先后在许昌师范求学，住在学校，吃在我家。他们正年轻力壮，每顿一个人能一下吃八九个烙馍，快顶我们全家人吃的了。
母亲像对自己孩子一样，从来没有嫌弃过他们，每顿饭都是堂哥吃完了，才轮到我们姊妹们。后来，他们参加工作就很少和我们家有过联系了，但我从来没有听到母亲埋怨过他们——母亲是个懂情理，有涵养的人。
1958年，我10岁、妹妹5岁，母亲每天晚上要带着一岁多的弟弟去巡逻，家里只剩下我和妹妹。半夜醒来，她会哭着要妈妈，有时候哄哄就又睡了，记得有一次怎么哄她都不行。四周一片漆黑，我们两个就站在床上抱在一起哭，不知道过了多久，母亲可能巡逻到了家的附近，听到了哭声，开门看到我们，心疼地把我们搂在怀里，等安静下来，慢慢睡着，才又锁上门出去。
那个年代吃食堂，父亲和姐姐吃住在各自的学校，母亲整天带着刚会走路的弟弟在居委会忙。照看妹妹的重担就落在了我的肩上。可是我哪里懂得如何安排好我和妹妹的生活？
记得母亲当时把我和妹妹的饭票给我，并嘱咐说，不要浪费，这是我们一个月的口粮。我就是一个大傻瓜，一个月的饭票有多少？一天大概可以用多少？我全然没有一点概念。只知道不要浪费，更可怕地是认为不能多吃，要省着点。
至今还清楚记得，每天早上，一两半饭票可以买一碗粥，我就只买一两饭票的，也就是说大半碗粥，两个人分着喝，中午晚上也是买只够一个人吃的，生怕把饭票用完了。一个月下来饭票还余下将近20斤，可是我和妹妹两个人饿得皮包骨头，妹妹整天跟在我身边，拉着我说：姐我饿。
母亲看着那差不多20斤剩余的饭票，再看看饿得少气无力，只剩下无神的大眼睛的姐妹俩，心疼得热泪直淌。后来每当提及此事，她总是惭愧自责不断。
我们没有怨恨过母亲，相反她那舍小家顾大家，无私奉献的精神，一直是我们心目中的学习榜样。
大炼钢铁时，老师动员同学们交废铜烂铁。因为吃食堂了，就连家里的铁锅、铁铲、铜勺，母亲都拿居委会交了。所以我在家里到处找，什么东西也找不到，后来终于发现家里的半截柜和两个樟木箱子上有合页和箱扣，如同发现了新大陆，我想办法把那些家什弄了下来，交到学校。有些是用铆钉铆上的，实在弄不下来的，算是躲过一劫，但这些柜子和箱子没有一个是完整的，可以说都是缺胳膊少腿了。
柜子和箱子都是当年母亲的嫁妆。事过不久，母亲把我们姐妹叫到一起，指着柜子和箱子问是谁干的？我只好承认，她问干什么了？我说交到学校了，母亲没再说什么，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可是以后柜子和箱子都非常不好用了，因为没有后面的合页，打开时不能把盖子立起来，必须双手把盖子搬下来，放在旁边，拿完东西，才能再搬上去盖上，而且再也锁不上了。特别是那个柜子，是核桃木做的，盖子又大又沉，每次搬动都是对毅力和耐心的一次考验。
若干年后，每当母亲对着我的面开箱翻柜时都会笑着说，这都是你干的好事。
母亲已经去世多年，那个核桃木黑漆柜子还在她卧室里摆放着，虽然它早已被我折磨得残缺不全，我们也舍不得把它丢弃。每当我伫立在熟悉的柜子前，仿佛又回到了童年，仿佛再一次听到母亲和蔼可亲的声音，她又在说：这都是继珍干的好事……一切犹如时空穿越。
我会轻轻地抚摸这个柜子，仿佛它有温度，仿佛我又触摸到了母亲那温暖的怀抱，领略到了博大温情的母爱……我不由得默默流下思念的泪水。
1975年7月5号，连降数天暴雨，舞钢的石漫滩水库决堤，造成沿线洪水淹没冲垮了不少村庄，许昌也安置了不少灾民。我们家对面是文化街小学，住满了灾民。母亲当时在居委会工作，又是街道组长，那些天她忙里忙外，先是动员群众从家里拿出来铺的、盖的、穿的，后又组织街坊邻居往灾民那里送吃送喝。
正值盛夏，母亲在院子里支起了临时灶台，烧水煮饭，起火烙馍。连续几天，加上天气炎热，又忙又累还得不到休息，一天母亲一边烙馍一边用搭在肩上的毛巾擦汗，突然我看到她手里的小擀杖掉了下来。
母亲脸色苍白，豆大的汗珠往外冒，我赶忙把她搀进屋坐下，端给她一碗水，她说不要管她，让我先把烙馍和稀饭送去学校，看我站在原地没有动，她反倒安慰我说：“没事，可能是热的，停一会就好了。”没有办法，我只好按她说的把东西都送到了学校，她才放心，在我一再劝说下，她方躺下休息。
母亲就是这样，没有豪言壮语，只是踏踏实实做事，她其实是那个时代知识女性的缩影。
母亲本来是个识文断字的人，可是为了生计她也学别人挑个担子，借了一杆秤，不知道在哪里批发了一些西红柿，大街小巷去卖。她说开始怕碰到熟人，尽量离我们家远些，也不好意思大声吆喝，总是卖得不快，只好便宜点出手，这样一天下来有时候原扯原，有时候还赔点，很少挣到钱。但我们还是很满足，因为卖剩下的小的或者有磕磕碰碰的西红柿可以拿回来自己吃。虽然这只是不长的一段时间，但我印象深刻。
母亲知书达理，事事替人着想。她离开学校后当过幼儿园园长、当过街道居委会干部，工作任劳任怨，认真负责，和同事、街坊邻居几十年没有红过脸。遇事处处宁可自己吃亏也不愿意让别人受一点委屈。谁家婆媳之间有矛盾了，谁家夫妻俩吵嘴了，谁家有解决不了的事情了，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母亲，可见她在邻居心目中的地位。
如果发现左邻右舍谁家缺粮断顿了，她就会把家里并不富余的米面匀出来送过去，以解燃眉之急。
有时我会突然发现，自己的衣裤穿在了邻家小孩子身上，不用猜，肯定是母亲的又一善举。
在我的记忆里，从来没有听到她大声说话，无论和我父亲发生什么矛盾也不会当着我们的面发脾气争论，也不会埋怨发牢骚。偶尔也会看到她眼睛红红的，像是哭过，但是为什么？什么时候哭的？是个谜。
母亲办事严谨认真，一丝不苟，不仅表现在工作上，待人接物上，即便在个人衣着上也是如此。不管什么年代，她都穿得干净利落，大方得体。困难时期身着洗得发白的补丁衣服，也会让人眼前一亮。不管居家还是外出，都穿戴得清清爽爽，虽不涂脂抹粉，但是落落大方，气质非凡。
她89岁高龄时，仍旧头脑清晰，思维正常。生活起居非常有规律，只要天气合适，她会到楼下，春秋广场散步，和熟人聊天。每天读书看报，按时收看新闻联播，还常常练习书法，与之相比深感自愧不如。
经常有人问我：你妈妈是个高干吧？你妈妈是个大学教授吧？你妈妈是个归国华侨吧？可能这些人是看到我母亲的言行举止而凭空猜测的吧。
母亲是因为突发状况不幸去世的。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母亲的灵车启动时，我已经五十多岁的弟弟，一声撕心裂肺的呼喊：妈呀，我真想跟您一起走！他跪着，爬着追赶慢慢远去的灵车。顿时哭声四起，那一刻我才明白母亲真走了，我没有妈了，没有家了。
如今，母亲已经离我们而去九年有余，但她的音容笑貌却永远驻留在我们心中。她的优雅和美德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
母亲，我们永远爱你！
2019年7月1日修改于新加坡
【作者简介】丁继珍，1948年出生于许昌市，在许昌长大，1968年下乡，后到外地工作，1986年调回许昌，在许昌二高任教到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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