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愚公移山》 布面油画 46cm×107.5cm 1940年 徐悲鸿纪念馆藏
2006年，一幅《愚公移山》巨幅油画以3300万的成交价格成为当年为数不多的千万级拍品。在徐悲鸿纪念馆当中，还保存有当年徐悲鸿创作的水墨《愚公移山》。
徐悲鸿 《愚公移山图》 纸本 143 cm×424 cm 1940年 徐悲鸿纪念馆藏
“愚公移山”广为人知，这是一个取材于《列子·汤问》中的故事，展现中国传统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1940年，正值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徐悲鸿创作了多幅《愚公移山》，以激励国人坚持抗战之决心。这两件尺幅巨大的作品，以其特殊的精神价值，在徐悲鸿作品体系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两件作品从内容和构图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画面的右侧，几个赤身的彪形大汉正在掘土垦地挥动手中的耙子。几人挥舞钉耙的动作各自展现了动作的不同瞬间，从而构成了一种完形心理学的视觉效应，给观者带来一种动作连续性的视觉感受；而画面的左侧，倚锄老者的背影与旁边的妇孺延伸了画面的空间，拉开与右半段紧张劳作者之间的距离，产生了右半部为前线，左半部为后方的层次。
在充满张力的画面正中的“C位”，有一个“顶天立地”的举锄人，膀大腰圆，大肚便便，满脸的络腮胡子与激扬的神态，呈现出一种纪念碑式的画面效果，成为画面的焦点，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而上面这张，是徐悲鸿的写生手稿，没错，画面中这位大腹便便、身形饱满的胖子，正是徐悲鸿《愚公移山》当中“C位主角”的人物原型。这是一位做泰菜的印度厨师。我们在画面中依稀可感受到其黝黑的肌肤、异域的面貌以及壮硕的身材，实际上徐悲鸿完全按照写实创作的要求，一丝不苟地以素描刻画这位印度人的身体和神态。
一个中国传统经典寓言题材的作品，徐悲鸿为何选取了一位印度人作为自己的创作对象？画面中又还有哪些印度人？
印度赴约
1939-1940年间，应印度诗人泰戈尔之邀，徐悲鸿赴印度举办画展、宣传抗战并募集资金，而《愚公移山》就是创作于这一时期。
此时的中国，已处于万分危急的状况，上海、南京、武汉、广州、南昌、南宁等重要城市相继沦陷，局势紧张，物资匮乏。徐悲鸿积极奔走于香港、新加坡等地举办画展，募集资金救济黎民百姓。
1940年，在泰戈尔的引荐下，徐悲鸿见到了印度“圣雄”甘地，此时正希望以自己的画作激励国人的徐悲鸿，在这位印度的“灵魂”身上找到了创作的灵感。1940年8月，徐悲鸿在喜马拉雅山下的大吉岭开始创作《愚公移山》。11月，他完成巨幅水墨画《愚公移山》，回到印度国际大学后，又创作了油画《愚公移山》。
然而在此期间，徐悲鸿一直居身于国外，身边国人寥寥无几，因而此时的徐悲鸿不得不“就地取材”，于是这几个写生而来的印度模特，就成为了《愚公移山》画面当中的“主角”。
画面中的这个印度厨师，是徐悲鸿1940年农历二月的时候在印度尼克坦遇到的一位印度人。而徐悲鸿把画面最重要的位置给了这位他萍水相逢的模特。在画面的中间位置，以及水墨《愚公移山》当中背对观众的挑担的胖子，皆是以此为原型创作。我们在手稿当中还能见到这一人物形象的原始写生状态。恰似回溯了徐悲鸿艰苦的创作历程。而在水墨《愚公移山》创作过程当中，徐悲鸿则以线条的方式将素描写生的手稿进行了二次加工，人物的人物形象以线条的方式被提炼出来，最终搬到了画面之中。
与写生稿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写生稿当中这个平淡宁静的神态，在两件《愚公移山》当中被一副激扬而充满信念的面孔所替代，成为画面当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局部。
“吾国画学，无一不从写生得来”
徐悲鸿（1895—1953），是中国公派留学美术较早的一批留学生，也是中国现代写实主义艺术奠基人，早年间随父亲学画课徒稿，之后因为画艺出众，为康有为所赏识，不惜重金资助徐悲鸿出国留学。而恰恰是这段西方留学的经历，对后来的徐悲鸿带来了艺术理念上的深刻影响。
此时的法国，已然是现代美术流派的艺术阵地，抽象主义、立体主义、达达主义等先后登场，最早留学法国学习艺术的这批留学生，许多人都对此耳濡目染，并且想把这股艺术风潮引入国内。
然而在法国留学的徐悲鸿，最终选择了与这种激进的艺术思潮截然相反的道路。
1920年冬，在法国留学期间，徐悲鸿有幸结识了法国当时最为著名的大画家帕斯卡·达仰·布弗莱。达仰是法国十九世纪末期学院派绘画的名家之一，先后师从于法国19世纪著名画家柯罗、热罗姆、勒帕吉，师宗以安格尔的新古典主义为主流艺术风格的学院派。因此，师从于达仰的徐悲鸿，也是深受西方写实风格的深刻影响。
在对中国艺术改良这一命题的思考中，徐悲鸿通过对中西方的艺术、文化进行研究，始终坚持以西方带有科学精神的“写实主义”作为中国艺术改良的方法，认为“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并主张艺术家要写生，并将素描作为基础进行训练，推崇写实技法，坚持现实主义美术的教育思想。
徐悲鸿写生手稿 1939年3月11日
作为写实风格的坚定支持者，徐悲鸿始终坚持自己的艺术创作来源于写生。尤其是对于人物画，徐悲鸿十分重视模特的作用：
“关于范人（Model），法音曰莫代尔，殖民地人曰模特儿，实模范楷则之意（即谨慎威仪、惟民之则、及不僭不贼、鲜不为则之则字意）。故吾对写吾父，吾父即吾之范人；对写吾母，吾母即吾范人。吾前日曾郑重举希腊艺术之所以昌，中古时代艺术之所以衰，以告国人，皆揭橥确写人体之义以证实之。今更申言之，使有吾仇，立范人以教人治艺，吾亦赞誉之。何者？以其知务本也。”
徐悲鸿写生稿
因此，我们时常能够从徐悲鸿的画作当中考证出当时的模特，甚至在画作《田横五百士》当中，我们都能看到在他和他的家人出现于其中，前景当中的女性，就取材于他的第一任妻子蒋碧薇，甚至，我们也能看到他自己也“出镜”于其中。
徐悲鸿《田横五百士》长349厘米，宽197厘米，布面油画 徐悲鸿纪念馆藏
田横五百士 当中的蒋碧微、徐悲鸿
徐悲鸿 蒋碧微合影
而对于《愚公移山》当中的这些异乡人，徐悲鸿曾说：“艺术但求表达一个意思，不管哪国人，都是老百姓。‘冀州之南，河阳之北’的‘愚公’，我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样，‘孀妻’也只好穿件黑衣……在印度国际大学时画的，以印度人为模特儿，这样大的画，不作人物写生画不好，所以‘叩石垦壤’者都是外国人。”
对于徐悲鸿而言，艺术已然成为一种可以跨越民族、国别传递信念的媒介。2006年之后，随着油画《愚公移山》以3300万的高价拍出，这些手稿也逐渐流传于拍卖市场当中，北京瀚海与北京保利分别于2006年和2015年等年份拍出徐悲鸿《愚公移山》的手稿。如今，我们在这些手稿当中，体会徐悲鸿先生创作的心路历程。
徐悲鸿《愚公移山》手稿 线描 2006年 北京瀚海春季拍卖会
徐悲鸿《愚公移山》手稿 线描 2015年 北京保利春季拍卖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