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铭先生，安徽大学中文系教授， 江苏东台人。195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安徽大学复建于1958年，应时任中共华东局第三书记、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之约请，当时复旦大学一批教授、副教授、讲师援皖来到安大。安大建校之初，雄心勃勃，准备成立新闻系，刚跨出校门的方铭也是带有支援性质来到安徽大学的。
他作为复旦大学新闻系刚毕业的学生，一到安大，就被委以重任，他激情四射，洋溢着青春活力，对新生的安徽大学作了大量工作：首先方铭和当时校领导张行言共同将毛泽东“安徽大学”校名的题字剪选装裱，用在校报创刊号上，并将原迹装框长期保存在他办公室内。时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兼安大校长的曾希圣在开学典礼上关于“后来居上”的讲话便是由方铭根据录音整理成文发表。此后，中央领导人来校视察时，陈毅报告、邓小平讲话和董必武题词均由他记录整理发表。总之，安大建校之初的几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安徽日报对安大均有过广泛的报道，有的甚至是头版头条和整版，绝大多数都经上级决定由方铭署名报道。他还被委任为校报编辑组组长和学报秘书。
我熟悉他的名字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当年他在合肥晚报上撰写一些古人勤奋读书的励志文章，文中兼谈治学方法，使我从中获得教益良多。
1964年，我从安大毕业留校任教后，我们一度成了楼前楼后的近邻。不过，真正近距离接触他，是在1968年的夏末，当时，合肥的燃煤供应很是紧张，许多煤球场不得不关门停业，运煤的火车偶而从煤都淮南拉来几车皮煤灰以解燃“煤”之急。一天我与本系的一位同事去南七里站煤场路的铁道边购买煤灰，我事先向学校后勤部门借了一辆平板车和几个荆条大筐，在装煤灰时，方铭老师的爱人赵瑞珠老师忙走上前来，面带歉意地问能不能给他们带上两箱煤灰，我当即表示可以，他们夫妇满怀感激之情把煤箱抬上板车。他们俩原先的运输工具竟是孩子们做游戏用的带四个轴承滑轮的小滑车，当然这时就派不上用场了。
自此以后，我们就比较熟悉了。但没过几个月，他们一家被下放到和县农村，在这七八年间，我与他天隔一方，音讯杳然。
在和县下放期间，他受解放军海军政治部之邀与中共和县县委之托，前往北京，为雷锋式英雄模范、和县籍海军战士胡业桃的典型事迹作采访报道。后来，中共中央军委授予胡业桃同志“模范共青团员”称号，中共海军党委开展学习宣传胡业桃同志英雄事迹活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做了整版报道。
回到安大后，他深知十多年的蹉跎岁月损失太大，便牢记鲁迅先生“要赶紧做”的教诲，争分夺秒，把那十多年蹉跎岁月所造成的损失尽快弥补回来，于是他终日孜孜矻矻、手不释卷。
1978年，他受教育部的指名邀请赴京，作为北大、北师大、北师院18部书的审稿人，与周杨和夏衍等名家列名于书上。
1979年，他接到中国社科院通知再次赴京，他受委托成为“六五国家项目”《现代作家作品资料丛书》的编委，列名书上。
1981年，邓颖超主持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大会，胡耀邦发表讲话高度评价鲁迅的历史地位和伟大功绩，中宣部邀请方铭作为安徽的代表参加。
1978年，在兰州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学习讨论会”上，他提出为1949年之后的三十年文艺正名，提出倡议赶编新文学史以适应教学之急需，这是一部由北大、南大、安大等九所院校编写的文学史。他勤于著述，几达废寝忘食的地步。该书旋即于次年的1979年出版。此举对于知识渴求和学术缺漏的众多莘莘学子们来说可谓是久旱之甘霖。
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提高安徽籍作家的知名度，使其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应有的地位，为此，他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20世纪50年代末，光明日报开展“桐城派在社会主义社会有无作用”的全国大讨论，安徽仅有方铭和吕美生两人写了长达一万七千字的《论桐城派》的论文参加讨论，此文被收入《桐城派研究论文集》，1963年正式出版。
安徽全椒作家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与《红楼梦》齐名的古典名著。1979年，方铭参加了《吴敬梓和<儒林外史>》这一专著的写作。他指出吴敬梓以不寻常的十年辛苦完成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对封建社会作了辛辣的讽刺和深入的鞭笞，构建了一部形象的封建社会没落史，“有着一切历史著作不能代替的作用和意义”。因此，方铭教授指出：作为世界文化名人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以它深厚的思想内容和精湛的艺术成就，列入世界优秀的文学之林，而永垂不朽”。
作为安徽省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方铭首倡并参与了“张恨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筹备工作，帮助潜山成立了“张恨水纪念馆”。他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论张恨水小说的论文，对此，新华社主办的《瞭望》杂志发表了褒扬的文章。
他编的《朱湘全集》五卷获皖版十大图书奖。
安徽六安籍作家蒋光慈是20世纪20年代革命诗歌的先驱者，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家，他的作品对中国革命事业起到宣传鼓动的作用，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受此影响走上了革命道路。方铭编著出版了国家六五项目的《蒋光慈研究资料》，获得了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他编的《蒋光慈全集》六卷获省政府出版二等奖。
多年来，方铭教授紧密结合教学，发表了百余篇学术论文，出版了专著20多部，编著数十本，共计1000万字左右，岂止著作等身。
方铭教授一生以书为伴、读书为乐、著书编书为己任。论著代表作《方铭文集—文学的鉴赏与评论》，编著出版有《鲁迅论文学艺术》《文学成才之路》《现代文学作品教学必读》《现代散文选析》《明清散文选析》《古代散文选析》《中国现代文学精品丛书》，并主编《新大学语文》《大学语文》（贵州大学版）《中国现当代文学精品选》《台港文学精品选》《中国现当代文学导读》等30本左右，他旁搜博采，取众家之长，博采诸家之说，更出己见，兼有创见。足见其学力丰瞻，才气横溢。《蒋光慈研究资料》(国家“六五”项目）、《金瓶梅资料汇录》，曾获安徽省教育委员会科研成果奖、安徽大学优秀科研成果奖；他编的《茅盾散文选集》，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获国家首届图书奖；他主编的《苏青文集》六卷使与张爱玲齐名的苏青得到彰显，对世界女性文学产生影响；诸多著作曾参加美国、莫斯科、港台等书展。新加坡国立大学曾将其著作作为教材使用。
方铭教授不仅埋头钻研、悉心教学、孜孜不倦著述，还热心关注安徽教育事业的发展，大力扶持新生院校，曾先后担任过合肥联合大学中文系主任、新华学院人文艺术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
方铭教授治学涉猎面广博，他虽说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但对古典散文、诗歌亦有精深的研究，造诣颇深，影响至广。作家苏北在《并非只有汪曾祺》一文中，谈到上高中时读了方铭的书，才立志走上作家道路。（《安徽商报》2016年8月28日阅读*专访版）我在大学读书时期，从受其古人勤学方面励志文章的影响开始，到文革期间的近距离接触，到文革后的多次登门请教、晤谈，到倾心交流而达到亦师亦友的程度。多年来，受其指点答疑，获益颇多。他以多本论著与编著赠我：《文学的鉴赏与评论》（上、下册）《现代散文精品》《现代杂文精品》《现代诗歌精品》《现代诗体小说精品》《新大学语文》等；我偶有译著回赠，如译林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之一的近60万字的《“天才”》以及一些其他译著。
方铭教授勤苦著述，精心育人，取得多方面著述和研究的丰硕成果，与他的勤于读书、慎思明辨的治学习惯密切相关，数十年来他甘于坐冷板凳，为人低调，绝无心浮气躁之恶习，不断孜孜以求，因而在熟读精思的基础上，深入文章的精髓，辨析文章的高下，不断提升阅读的鉴赏能力。常言道：皇天不负有心人。学术头衔纷至沓来：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茅盾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散文会理事；曾任安徽省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安徽省散文学会副会长、张恨水研究会顾问。
人们常言道：成功男人的背后总会有个默默支持的女人。应该说，方铭教授取得学术上的丰硕成果与他的爱人赵瑞珠老师作为贤内助是密不可分的。他们夫妇俩子女较多，为让方老师专心教学与治学，赵老师除了出色地完成她在生物系的本职工作外，几乎包揽了所有的家务和对子女的抚育和教养等诸多繁重事务，为他从安排一张平静的书桌到一间书房，让他在家里能静心备课、专心治学和潜心著述。
特别是在一些特殊的时期，赵瑞珠老师这一镇江靓女，以柔弱的双肩顶着巨大的压力，维系着一个大家庭的正常运转，并无恶语相加、争斗不已的后院起火现象。这一切为方铭老师顺利度过难关提供了可贵的支撑力量。因而，方铭教授至今虽已年近“米”寿，仍然精力健旺，精神矍铄。每次我登门晤谈时，他总是谈笑风生，赵老师也总是笑意盈面，端茶续水。我不止一次半开玩笑地说：“方老师，你不妨写本自传，把你们这对才子佳人的一生作为佳偶良伴来个情溢笔端的文学总结。”每当此刻，他总是以“我们都是普通人，不值得写”而予以婉拒。他这个著作等身、学养深厚之人又是何等谦逊质朴啊！
愿方铭教授与其夫人赵瑞珠老师健步跨过“米”寿之年，直奔“茶”寿之年；愿至今笔耕不辍的方老师为后学之人留下更多的传世之作。（林之鹤）
来源：江淮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