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
我大舅父万勉之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在北平任职，娶了贵阳李家的一位姑娘。她和梁启超的正夫人李惠仙是堂姐妹，因此，我刚刚懂事就听大人们谈起过梁启超及其长子梁思成的名字。我大姐幼时聪明伶俐，四五岁就能背诵上百首唐诗，深得大舅妈的宠爱。1925年左右，有一次，大舅妈和我母亲带她到梁家去串门。梁启超很喜欢这个活泼可爱的小姑娘，摸了摸她的头，递给她一只涂了黄油的嫩老玉米。
我上初中后，有一次大姐拿一本北新书局出版的冰心短篇小说集《冬儿姑娘》给我看，说书里那篇《我们太太的客厅》的女主人公和诗人是以林徽因和徐志摩为原型而写的。当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而不幸遇难后，家里更是经常谈起他，也提到他和陆小曼之间的风流韵事。
光阴荏苒，1946年我考进了清华大学外语系。当时辅仁大学附属中学女校的同班同学几乎全都报考了，而只有我和王君钰被录取，她学的是工科。
在静斋宿舍里，高班的同学们经常谈起梁思成和林徽因伉俪。原来这些同学都上过西南联大，抗战胜利后，才随校从昆明复员到北平，然后根据各人志愿，分别插入清华、北大或南开。由于是战时，西南联大师生间的关系似乎格外亲密，学生们对建筑系梁、林两教授的家庭情况，了如指掌。当时传为美谈的是这对夫妇多年来与哲学系金岳霖教授之间不平凡的友谊。据说金教授年轻时就爱上了林徽因，为了她的缘故，竟然终身未娶。不论战前在北平东城北总布胡同，还是战后迁回清华之后，两家总住紧邻。学问渊博、风趣幽默的金教授是梁家的常客。他把着手教梁家一对子女英语。那时，大学当局对多年来患有肺病的林徽因关怀备至，并在她那新林院八号的住宅前竖起一块木牌，嘱往来的行人及附近的孩子们不要吵闹，以免影响病人休息。
1935年，林徽因与友人在天坛，左为金岳霖
在静斋，我有个叫谢延泉的同屋同学，她跟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十分要好，曾到梁家去玩过几次。她说，尽管大夫严禁林徽因说话，好生静养，可病人见了来客总是说个不停。谢延泉还亲眼看见金教授体贴入微地给林徽因端来一盘蛋糕。那年头，蛋糕可是罕物！估计不是去哈达门的法国面包房就是去东安市场的吉士林买来的。
逻辑学是清华外文系的一门必修课。虽然我被分配到一位姓王的教授那一班，可我还是慕名去听过几次金岳霖的课。一个星期日下午，我在骑河楼上校车返回清华时，恰好和金教授同车。车上的金教授，一反平时在讲台上的学者派头，和身旁的两个孩子说说笑笑，指指点点——他们在数西四到西直门之间，马路旁到底有多少根电线杆子！我一下子就猜出，那必然是梁思成、林徽因的儿女梁再冰和梁从诫了。
我十分崇敬金教授这种完全无私的、柏拉图式的爱，也佩服梁思成那开阔的胸襟。他们二人都摆脱了凡夫俗子那种占有欲，共同爱护一位卓绝的才女。金认识林徽因时，她已同梁思成结婚了，但他对她的感情竟是那样地执着，就把林所生的子女都看成自己的孩子。这真是人间最真诚而美好的关系。当时梁再冰正在北大外语系学习，梁从诫也在城里的中学住宿，金岳霖可能是进城陪这两个孩子逛了一天，再带他们回家去看望父母。
我还记起了那时的一个传闻：清华北大南开是联合招生，梁再冰填的第一志愿当然是清华，却被分数线略低于清华的北大录取了。林徽因无论如何也不相信爱女的考分竟够不上清华的录取标准！后来校方把卷子调出来给她看，她这才服了。记得每个报考生都给个号，我拿到的号是“350003”——“35”指的是民国35年，即1946年。卷子上只写号，不许写名字。这样，作弊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连梁思成、林徽因这样一对名教授的女儿，在投考本校时也丝毫得不到特殊照顾。回想起来，当时的考试制度还是公正的。
1947年的清华校庆，由于是经过八年抗战，校友们第一次团聚，所以办得格外隆重。在大礼堂听了校长、来宾和校友的致辞后，我就溜到图书馆的小阅览室去翻阅旧校刊。林徽因的一张半身照把我吸引住了。她身着白衣，打着一把轻巧的薄纱旱伞，脸上是温馨的笑容。正当我对着照片上这位妙龄才女出神的时候，蓦地听见一片嘁嘁嚓嚓声，抬头一看，照片的主人竟然在阅览室门口出现了。按说经过抗日期间岁月的磨难，她的健康已受严重损害，但她那俊秀端丽的面容，姣好苗条的身材，尤其是那双深邃明亮的大眼睛，依然充满了美感。至今我还是认为，林徽因是我平生见过的最令人神往的东方美人。她的美在于神韵——天生丽质和超人的才智与后天良好高深的教育相得益彰。没想到已生了两个孩子、年过四十的林徽因，尚能如此打动同性的我，那么也难怪当年多情的诗人徐志摩会为风华正茂的她所倾倒了。她款款来到一张摊开在长桌上的一幅古画前面，热切地评论着。听说她经常对文学艺术作精辟的议论，可惜从未有人在旁速记，或用录音机把它录下来。由于她周围堵起了厚厚的人墙，我也仅仅依稀听见她在对那幅梅花图上的几个“墨点”发表意见。
1954年我和萧乾结婚后，他不止一次对我谈起1933年初次会见林徽因的往事。那年九月，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蚕》，在天津《大公报·文艺》上发表了。作品登在副刊最下端，为了挤篇幅，行与行之间甚至未加铅条，排得密密匝匝。林微因非但仔细读了，还特地写信给编者沈从文，约还在燕京大学三年级念着书的萧乾到总布胡同她家去，开了一次茶会，给予他热情的鼓励。使当时二十三岁的萧乾最感动的是，她反复说：“用感情写作的人不多，你就是一个。”萧乾还告诉我。
转年4月1日，噩耗传来，萧乾立即给梁思成去了一封慰问他并深痛地悼念徽因的信。梁思成在病榻上回了他一信。“文革”浩劫之后，我还看到过那封信。1973年我们从干校回京后，由于全家人只有一间8米“门洞”，出版社和文物局陆续发还的百十来本残旧的书，我都堆放在办公室的一只底板脱落、门也关不严、已废置不用的破柜子里。一天，忽然发现其中一本书里夹着当年梁思成的那封来函。梁思成用秀丽挺拔的字迹密密麻麻地写了两页。首先对萧乾的慰问表示感谢。接着说，林徽因病危时，他因肺结核病住在同仁医院林徽因隔壁的病房里。信中他还无限感慨地回顾了他从少年时代就结识，并共同生活了将近三十年的林徽因的往事。信是直写的，虽然是钢笔字，用的却是荣宝斋那种宣纸信笺。倘若是七十年代末，我会把这封信看作无价之宝，赶紧保存下来。当时，经过“史无前例”的浩劫，整个人尚处在懵懵懂懂的状态。我竟把这封信重新放回到那只根本不能上锁的破柜子里，甚至也没向萧乾提起。我时常想，说不定哪一天，夹在某本旧书中的梁思成来信，会再一次露面。
八十年代初，萧乾从美国为梁从诫带来了一封费正清写给他的信。梁从诫住在干面胡同，离我所在的出版社不远，我顺路把信送了去。当年的英俊少年已成长为风度翩翩的中年人。我还看到了他那位在景山学校教英文的妻子和小女儿——她长得很漂亮，令人想起奶奶林徽因。告辞出来，忽然看见金岳霖教授独自坐在外屋玩纸牌。尽管那时他已八十开外了，腰背依然挺直。我告诉他，1946至1947年，我曾旁听过他的逻辑课，而正式教我的是一位王教授。他不假思索地就把那位王教授的名字说了出来。林徽因和梁思成相继去世了。金岳霖居然能活到新时期，并在从诫夫妇的照拂下安度晚年，还是幸福的。
去年8月，我陪同萧乾去看望冰心大姐。那是凌叔华去世后头一次见到大姐。话题不知怎地就转到林徽因身上。我想起费正清送给萧乾的《五十年回忆录》中，有一章谈及徐志摩当年在英国怎样热烈追求过林徽因。我对大姐说：“我听说陆小曼抽大烟，挥霍成性。我总觉得徐志摩真正爱的是林徽因。他和陆小曼的那场热恋，很有点做作的味道。”
大姐回答说：“林徽因认识徐志摩的时候，她才十六岁，徐比她大十来岁，而且是个有妇之夫。像林徽因这样一位大家闺秀，是绝不会让他为自己的缘故打离婚的。”
接着，大姐随手在案头的一张白纸上写下这样十个字：
说什么已往，
骷髅的磷光。
大姐回忆说：1931年11月11日，徐志摩因事从北平去上海前，曾来看望过她。这两句话就是徐志摩当时写下来的。他用了“骷髅”、“磷光”这样一些字眼，说明他当时已心灰意冷。19日，徐志摩赶回北平来听林徽因用英文做的有关中国古建筑的报告。当天没有班机，他想方设法乘了一架运邮件的飞机。因雾太大，在鲁境失事，不幸遇难身亡。
1985年1月我们访问槟州时，曾目睹马来西亚的华族从中国运木材石料，不惜工本盖起富于民族特色的祠堂庙宇和牌楼。在美国、日本、新加坡，凡是有华裔居民的地方，都能看到琉璃瓦、大屋顶的建筑。然而我们却好端端地把城墙、牌楼、三座门等历史悠久的文物群都毁掉了。在《大匠的困惑》一书中，林洙记述了梁思成、林徽因伉俪在保存古迹方面所做的努力（尽管到头来在很大程度上归于徙劳），让后人进一步了解这两位中国知识分子的动人事迹。
1934年夏，林徽因在山西汾阳小相村灵岩寺。据说这个佛像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放下此书，我不禁黯然想道：林徽因倘非死于1955年，而奇迹般地活到1966年8月，又当如何？红卫兵绝不会因为她已病危而轻饶了她。在红八月的冲击下，她很可能和梁思成同归于尽。从这一点来说，她的早逝竟是值得庆幸的。她的遗体得以安葬于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那里还为她竖起一块汉白玉墓碑。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在《回忆林徽因》一文中说：“在她身上有着艺术家的全部气质。她能够以其精细的洞察力为任何一门艺术留下自己的痕迹。”
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曾出现过像达·芬奇那样的多面手。他既是大画家，又是大数学家、力学家和工程师。林徽因则是在中国的文艺复兴（五四运动）时期脱颖而出的一位多才多艺的人。她在建筑学方面的功绩，无疑是主要的，然而在诗歌、小说、散文、戏剧方面，也都有所建树。我衷心希望文学研究者在搜集、钻研“五四”以来的几位大师的鸿著之余，也来顾盼一下这位像彗星般闪现在“五四”文坛上的才女所留下的珍贵的痕迹，她是不应被遗忘的。
1936年，林徽因在陕西耀县药王庙测
文洁若 原载1992年第一期《随笔》
----摘选《风潇雨晦—民国文人恩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