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咱们谈谈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女士，他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梁思成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后又入哈佛大学攻读中国古代建筑的博士，未毕业。回国后参与故宫文渊阁的古建修复工作，编著《清代营造则例》。简单说，就是一本清代建筑手册，这本书是梁思成先生研究《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的成果。
虽然一般都说这本书不是对《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的注释，但也确实不能称之为创作。我觉得可以理解为是一种翻译，就是把清代建筑营造法式规则，翻译为一种现代建筑工程语言。林徽因女士也参与了此书的工作，并写了绪论。
林徽因女士与梁思成先生是同学，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系。据说，她也是学建筑的，因为宾大建筑系当时不招女生，所以在艺术系注册。但是她学习了建筑系的所有课程，并且在她美术系四年级的时候，也就是1926至1927学年，被聘为建筑系的设计课指导教师。这个说法我不确定是不是来自林徽因先生本人，但是这个说法流传甚广。我虽然并没有找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当时确实不招收女生的确切证明，但是不招收女生的宾大建筑系却招了一个美术系的女生做建筑系设计课的指导教师，这好像也不能说非常正常。
另外与梁思成林徽因同年入学的，有一位来自中国上海的学生，他（她）的名字叫Whynne Harry Murray。从名字看不出来这个人是个华人还是当时侨居上海的外国人，但是我总觉得这个名字是个女生的名字。这个人当时是在建筑系注册的。如果这个人是个女生，那就说明建筑系当年并不是不招收女生的。所以我总觉得林徽因先生当年因为某种原因，没有在建筑系注册是事实，
但没有在建筑系注册的原因，是不是因为当时建筑系不招收女生，则不一定。
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相关资料欢迎指正，咱们一起把这个问题搞清楚。
梁思成与林徽因先生是1928年一起离开宾大的。梁思成去哈佛攻读中国古代建筑的博士，而林徽因先生则在1928年与梁思成在加拿大结婚，回国后也始终与梁思成先生一起工作。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梁林有感于中国的古代建筑的留存资料极其有限，所以梁思成与林徽因就决定要对中国的古代建筑，做大规模的实地调查。从1932到1941年，将近十年时间，梁思成与林徽因就带领着营造学社的同仁们，踏勘了全国十五个省二百多个县的，超过两千座古建筑。在调研材料的基础上，梁思成与林徽因在四川李庄撰写了《中国建筑史》和英文的《图像中国建筑史》两本著作。
但是这本《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唯一一份原稿，当时居然就给弄丢了，非常传奇的是30多年以后，居然在新加坡原封不动地又找着了。所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出版社，在1984年出版了这本书，而且在美国和中国都获得了出版奖。但是，其实这本书到底还是不是梁思成与林徽因当年的那本书是存有争议的。但无论如何这两本书被认为是里程碑式的著作，代表着20世纪上半叶中国建筑史研究的最辉煌成就。也由此可以看出梁思成先生与林徽因女士，是建筑史研究专家，主要是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专家。他们的主要工作和学术成就都是关于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
但是很多人也许不知道，梁思成与林徽因对于中国古代建筑的实地考察，大约是从1932年6月份才第一次开始的，但是在1932年的4月份，也就是他们开始实地考察之前的两个月，梁思成和林徽因就各自发表了一篇论文。在他们的论文中当时就已经非常全面地，理论性地、历史性地概括了中国古代建筑史的体系。也就是说，在大规模开展古建筑实物调查之前，他们就已经从理论上为中国古建筑构建起一个异常完整的观念体系了。这说明他们的建筑史研究是“观念先行”的。随后的田野调查，更像是在收集证据，证明已经预设好的结论。
梁思成与林徽因就是因为中国古代的建筑资料留存极少所以才要开始做实地调查的，那么在实地考察之前，梁思成先生与林徽因女士关于中国古建筑的知识是从哪来的呢？他们的中国古建筑史的史观和理论概括，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呢？
真实的原因是，虽然在中文文献中，关于中国古代建筑的留存资料确实极少，但是在梁思成与林徽因先生之前，关于中国古建筑史的研究却并非一片蛮荒。有许多国际学者特别是日本学者，在梁林之前对中国古建筑的大规模调查，已经有了差不多二十多年的历史。他们也已经对中国的古代建筑史，有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和著作。
而梁思成先生与林徽因女士，关于中国古代建筑的知识，就来自于他们的著作和论文。比如日本建筑史学者伊东忠太，关野贞和常盘大定。关野贞与常盘大定合著的《支那文化史迹》出版于1921年。常盘大定所著的《支那佛教史迹踏查记》出版于1925年，关野贞与伊东忠太合著的《支那建筑史》出版于1931年，都在梁思成与林徽因的中国古建考察之前。而梁思成先生与林徽因女士对这些日本学者和他们的著作也都非常了解，因为林徽因女士的论文，就曾经大段大段地直接“借鉴”了伊东忠太的《支那建筑史》。
比如梁林二人的中国古建筑实地考察，有两个经常被人们反复提及的重要发现。一个是著名的天津蓟县的独乐寺，另一个就是山西五台山的佛光寺。
但是天津蓟县的独乐寺，是日本建筑史学家关野贞最早发现并确认为辽代建筑的。梁思成先生是因为看到了关野贞所拍摄的独乐寺照片展览后，才去考察了独乐寺，并与林徽因合著了《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
而号称是梁思成林徽因一生最为重要的发现的，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其实早在梁林之前15年，也就是1922年，日本佛教史学者小野玄妙就对佛光寺做过实地调查。1928年关野贞与常盘大定合著的《支那佛教史迹踏查记》第五卷中，已经收录了9幅佛光寺的照片，并对佛光寺做了详细的记录和描述。他们当时判断佛像之面容存宋代之前的气息，而且他们当时已经确认了佛光寺大殿前的经幢为唐代大中十一年的原物遗存。而且即使仅从照片来看，应该也可以看出，大殿的巨大斗拱，和当时已经发现的辽代建筑，以及日本所存的相当于中国唐代的建筑，至少有相似之处。也就是说当时从照片上，其实已经可以看出来，佛光寺的大殿的建筑风格，是有可能是唐代建筑的，但是不知为什么关野贞和常盘大定，他们当时对佛光寺大殿建筑的年代未做判断，也没有做过多的评论。
所以梁思成与林徽因先生，可并不是通常传言所说的，从敦煌经卷中发现了有关佛光寺的记载，并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佛光寺的，他们是在关野贞与常盘大定的《支那佛教史迹》这本中看到了有关佛光寺的记载，并仔细研究了佛光寺的记录和照片，并从中推断佛光寺大殿很有可能是唐代建筑。因此才去佛光寺实地调查寻找证据的。因为之前既然已经有了日本学者对中国古代建筑更为详细和准确的文字资料和照片，他们没有必要舍近求远，再从敦煌经卷中寻找只言片语和蛛丝马迹，而且事实上梁林二人的中国古建实地考察，本来就是在日本学者的中国古建调查基础上开始的。
1937年7月5日，梁思成与林徽因，在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的梁柱底部，发现了与殿前经幢上相同的人名，证实了他们之前的推测，并由此确认了大殿与经幢应该是同时所为。所以确切地说，梁思成林徽因不是发现了佛光寺，而是在1937年，找到了佛光寺大殿为唐代建筑的证据，佛光寺也因此成为了当时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唐代木结构建筑。
而且事实上，也还不能仅仅说成是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发现，因为按照当时的媒体报道，这是“营造学社调查组”的集体发现，发现者除了梁思成、林徽因，还有莫宗江和纪玉堂，这在当时被报纸称为“为国争光”而大肆宣传。而梁林二位就因为成了令国人骄傲的学者被大众所熟知。
当然我们今天说这些，并不是想抹杀梁思成先生与林徽因女士的学术活动与研究成就。在一个大约90%的国人都是文盲的时代，能阅读和参考外文文献，也几乎就已经可以算是一种“成就”了。只是没有必要言过其实地神化梁林二位先生。他们是中国古建筑研究的中国人里的先行者，但不是中国古建筑研究的先行者。
神化他人者其实是想表现自己， 这其实恰恰是对前人的不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