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一天，北京六国饭店的门外排着长长的队，排队的人大多数是一些金发碧眼的西方人。他们要去听一位中国人用英语的演讲，演讲的题目是《中国人的精神》。那个时候，中国人的演讲都是免费入场的，而这位演讲门票的票价是两元，且一票难求。要知道当时去听京剧名角梅兰芳的戏，票价也才一元两角。那这么牛的人是哪一位呢？他就是在清末明初被国人称为“文化怪杰”，在西方被视为圣人的辜鸿铭。
辜鸿铭
当时在西方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但是不可不看辜鸿铭”。可见这个晚清的网红辜鸿铭当时有多火，辜鸿铭跟列夫·托尔斯泰用书信交流探讨世界文化的出路，给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讲孔学。英国作家毛姆、印度诗人泰戈尔，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等等都到辜鸿铭家登门拜访。俄国皇储赠给他印着皇冠的金表，印度圣雄甘地称他为最尊贵的中国人。辜鸿铭自称是“东西南北人”，他的一生非常的传奇，生在南洋，学在西洋，昏在东阳，事在北洋，可谓是学贯中西。
生在南洋
1857年的夏天，辜鸿铭出生在英属南洋槟榔屿的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里。父亲是这个橡胶园的总管，夫妻是一个福建人，说着一口流利的闽南话，也能讲英语和马来语。母亲是葡萄牙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所以郭宏铭是一个中葡混血儿。因为从小就生活在一个文化交融的家庭里，他在语言和文字方面有着独特的天分。
学在西洋
这个橡胶园的主人布朗先生非常喜欢辜鸿铭，他没有子女，就把辜鸿铭收为义子，从小就让他阅读莎士比亚、歌德、培根、米尔顿等人的著作。十岁的时候带他到英国学习，临行之前，辜鸿铭的父亲告诫他说，不管你走到哪儿，无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你可都不要忘了你是个中国人。辜鸿铭的语言学习从弥尔顿的《失乐园》开始，六千五百多行的无韵诗，他只用了一个月就背得滚瓜烂熟。在他还不懂得德语的时候，他就像念咒一样，用了半年的时间就把《浮士德》背熟了。他读了莎士比亚的三十七本戏剧之后，得出的结论竟然是“读莎翁，大喜大悲、大是大非、妙笔生花、兴奋不已，但就是让人感到太过热闹，少了一份深沉”。大部分人可能觉得掌握一门外语就挺厉害了，但辜鸿铭留学十四年，竟然精通了英、法、德、拉丁文、希腊文等九种语言，先后获得了十三个博士学位，震惊了整个西方学界。辜鸿铭不仅学到西方的文化瑰宝，他也了解到了当时西方的问题，让他非常震惊的是，当时一些欧洲的著名人物对中国的儒家文化都表示由衷的赞赏，认为中国文化是医治西方弊病的良药。比如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向欧洲社会发出忠告说：“我们目前处于道德沦落难以自拔的境况，我认为必须请中国派遣人员来指导我们关于神学的目的和实践。”法国大文豪伏尔泰曾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国家。”这些西方文化精英成了辜鸿铭了解和认同母国文明的精神食粮，并由此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一生。
婚在东洋
辜鸿铭的妻子是一个裹着小脚、性格腼腆温顺、知书达理的传统中国女性，名叫淑姑。辜鸿铭对她是一见钟情，而且终身不负。辜鸿铭还娶了一个日本小妾，叫吉田贞子。
事在北洋
1880年，二十四岁的辜鸿铭学成归来后，到英属新加坡辅政司任职。第二年，他巧遇了晚清外交官、大学者马建忠，两个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经过了三天的长谈之后，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引发了辜鸿铭强烈的兴趣和心灵共鸣。他当即辞职，开始闭门攻读中国书籍，研习中华文化。可以说，这次的会见让儒家学说仁义之道成为辜鸿铭持守终生的定见。1885年，辜鸿铭回到中国，任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外文秘书，这一干就是二十年。在这个期间，他把张之洞珍藏的中国文化典籍全都背了下来了。
张之洞
当中国被西方工业革命后的坚船利炮轰开大门之后，很多急于寻找救国出路的中国知识分子是急病乱投医。他们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甚至全盘西化，而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民族文化的消亡就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消亡。这种崇洋之风，让辜鸿铭痛心疾首，满腔忧虑。他认为儒学的仁义之道可以拯救弱肉强势竞争中出现的冷酷和毁灭。他相信，正被国人摒弃的传统文化恰好是拯救世界的良方。所以在当时崇洋媚外的大背景下，辜鸿铭是反其道而行之，坚决地向国外输出中国的文化。在北大教书的时候，辜鸿铭依旧梳着小辫子，穿着马褂。他走进课堂的时候，学生们哄堂大笑，但是辜鸿铭却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而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之后，狂傲的北大学生是一片的静默。
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那些年，辜鸿铭把儒家经典《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大学》翻译成英文和德文介绍给世界，在欧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时也给底气不足的中国人打气，教他们不要妄自菲薄。外国人很爱听这位大师讲解儒学，有一次，辜鸿铭到外国朋友家参加宴会，大家推荐他做首席。席间宴会主人说：“你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孔子之道有什么好处呢？”辜鸿铭微笑着说：“刚才大家都推让不坐首席，这就是行孔子的教诲，如果按照竞争的原则，优胜劣汰的方法，估计等到确定了座位再动筷子，那这顿饭恐怕到现在还没吃到嘴呢。”
辜鸿铭认为，中华传统文化是最伟大的文化，能够教化世界人民，是世界的希望。1915年，辜鸿铭用英文发表了《中国人的精神》，中文名为《春秋大义》，来表达他的意志。当时这本书在西方引起了轰动，大学里有“辜鸿铭研究会”，民间也有不少“辜鸿铭俱乐部”，这本书让身处战乱中的欧洲人对中国与中国文化充满了向往。在当时欧洲正处于一战炮火之中，辜鸿铭指出，这场战争的道德根源就在于不讲礼仪而崇信强权，所以他把中国人的礼仪讲述给了欧洲，这正是他《春秋大义》要展示给西方的精神。
在人们纷纷外求想用全盘西化这个灵丹妙药来救国的时候，辜鸿铭告诉人们中华文化才是国人的希望。他说：“评估一个文明的价值，我们最应该关注的不是他建造的城市是怎样的、宏伟建筑是如何的、华丽道路是如何的通达，不是他制造的家具是如何的典雅舒适，仪器工具或者设备是如何的巧妙实用，跟他创造的艺术和科学都无关。评估一个文明的价值，我们应该探求人性的类型，也就是这种文明产生了什么类型的人民。”那么在中国传统文化下产生的是什么样的中国人呢？辜鸿铭描述说：“中国人身上有一种难以形容的东西，概括为温良。他强调这不是温顺和懦弱，而是一种源于同情心或者真正人类智慧的温良。”
他认为中国人之所以有这种强大同情的力量，是因为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一种产生于我们人性深处心灵的激情，或者人类挚爱那种意义上的情感。真正的中国人就是有着赤子之心，过着心灵生活的一种人。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永葆青春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
辜鸿铭的论述，正如今天我们国家强调的“文化自信”一样。“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能够不断增强我们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是我们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