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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滴滴去美股上市或涉数据泄露的消息流传甚广。
相比其他IPO企业的高调宣传，滴滴上市可谓异常低调，就连高管们最爱的纳斯达克敲钟环节都没有安排。
如果说对外没有宣传可以解释为公司行事风格低调，但是对内也没有宣传显然很难用常理解释。
就在6月中旬，仅仅在滴滴IPO前不到半个月，高盛董事出身，主做融资方向的柳青在滴滴内部举行了员工座谈会，会议中讲了公司未来的发展规划，讲了企业业务的布局走向，唯独没有讲十几天后的美国IPO。
众所周知，企业IPO对于手握期权的不少员工而言，都是一个极其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然而滴滴在内部和外部都完全没有宣传，结合滴滴与uber合并时引入的曾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的高管，更显IPO数据事件的扑朔迷离。
滴滴选择美股IPO并不是临时起意。
追根溯源，在滴滴引入多方外资资本并与uber合并时，就已经奠定了近日美股IPO的结局。
毕竟引入巨额投资的背后，往往要签订代价高昂的对赌协议以满足资本方的退出需求，而互联网公司的行业特点和盈利模式显然很难满足A股上市的硬性需求和准备周期。
因此，滴滴在境外上市，从与uber合并并引入软银等多方外资资本开始，就基本是“板上钉钉”的一件事。
而滴滴与uber合并的背后，一切都指向了柳传志和其背后的柳氏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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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出行业务进行道路数据搜集，柳氏家族几乎包揽了中国的出行业务。
滴滴快车业务的掌舵人柳青是柳传志的女儿，uber中国区的战略负责人是柳传志的侄女柳甄，柳传志本人则通过联想控股了神州租车。
与滴滴相似，在民族问题上，联想近些年多次处于风口浪尖。
早在2016年底5G编码投票的3GPP会议上，同作为中国民族企业，联想手握两票投票权却并没有支持华为，而是在数据短码上选择了弃权，甚至在数据长码上直接投给了高通，致使华为以微弱的差距与标准失之交臂。
要知道，联想是支持高通LDPC提案的公司中唯一的中国企业，其余诸如日本sony，韩国samsung，瑞典爱立信，美国intel及上海贝尔（法国朗讯持股）也在高通的支持名单中。
而华为L+P方案的支持者囊括了诸如中兴、OPPO、小米、工信部、酷派等在内的中国本土企业，就连新加坡南洋理工也赫然在列。
事情爆出后，联想对外公关宣称：投票仅出于技术原因考量。
然而，华为与高通在5G标准上的争夺并未仅仅出于将专利技术用于盈利的目的，而是出于争取无线通讯领域国家话语权的较量。
也正因如此，在国家的大是大非面前，中国企业在5G标准会议上空前一致，为了国家的话语权十分团结，就连华为的“老对头”中兴都为华为的提案投出了赞成的一票。
而联想在这关键时刻为美国高通投出赞成票，其中有几分是真正出于“技术考量”显然令人怀疑。
在民族认同感上，联想并非仅仅在5G投票一件事情上出了昏招。
在2017年九一八国耻日，时隔5G标准制定不到一年，联想台湾网站却大做促销，官网销售主页面以日本旭日军旗为主题，更是融合了日本武士、感谢祭等多个“特殊”元素。
如果说投票尚且能够拿技术当借口，国耻日的促销也可以甩锅给执行层办事不力，那么联想管理层的公开发声则可以确确实实地看出部分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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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柳传志的发家史可以看到，滴滴和联想事件其实并非偶然。
1944年出生于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柳传志，父亲柳谷书是中国的02号律师，外公是军阀孙传芳的财政部长。
高中毕业时，18岁的柳传志为了飞行员的梦想报名参加空军，却因为舅舅是右派分子而没有通过政审。
与飞行员梦想失之交臂的柳传志先后在成都研究院和广东农场颠沛流离了8年，直到27岁时才回到北京，进入中科院计算所。
这里，也是柳传志创业梦开始的地方。
虽然柳传志时常在各种公开场合自诩“联想创始人”，但实际上，中科院计算所才是联想的前身。
在联想香港IPO的招股书的公司历史部分，很明确地介绍了联想的前身是中科院计算所系技术发展公司，由中科院在1984年创建，直至1991年才更名为北京联想。
而柳传志本人在IPO招股书中，于1984年至1989年间先后任副总经理和总经理，并非以创始人的身份出现。
香港的招股书多由券商在公司的描述下客观撰写，具备较强的中立性。
因此，招股书与柳传志的“联想创始人”标签的矛盾，某种程度上相当于柳传志“自己否定自己”。
除此之外，联想还有一个非常致命的缺点：短视。
在各类书籍中，充斥着自身如何投机取巧赚快钱的大量案例，言语间不乏沾沾自喜。
“要做既力所能及又有利可图的事。”
然而资本市场向来都是收益越高，风险越大。
开业之初，柳传志听说江西有一批便宜的彩电，就打起了采购转销的主意，结果20万的启动资金被骗了70%，公司险些破产。
1994年，联想倪光南与复旦大学原本计划合作研发设计中国自己的芯片。
然而投资额等条件都已经谈妥，柳传志却临时变卦，转而把钱投向了惠州购买土地投机，结果地价大跌损失惨重。
也正因为如此，联想背靠中科院的大树，却一直没有发展技术，完成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变。
于是，即使联想至今每年收入已近4000亿元，自身却始终没有研发出核心技术，与曾经落后于自己的华为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看似葱郁，却没有核心技术作为根基，更是缺乏足够的民族责任感，在资本面前注定只能摇摆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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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柳传志对外声称：“年轻人第一份工作不应该去投行，应该先去企业加深行业理解。”
但颇为讽刺的是，儿子柳林毕业后即从事投资工作，女儿柳青从哈佛大学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更是知名投行高盛，并在其中一路做到董事。
也正是在高盛工作期间，柳青结识了滴滴的程维，随后加入滴滴，扩张着滴滴外资资本的融资之路。
抛开最近柳青带领滴滴在美国IPO不提，滴滴设立在美国的加州研究院早在2015年时就曾监控国家部委的加班数据。
数据搜集得十分详细，对部委在各时段的出发和到达量均有收集，远超科研所需的覆盖范畴。
然而滴滴在部委上下班时间上投入了不少精力，在顺风车的安全问题上，却鲜有重视。
2018年8月，时隔上一个滴滴顺风车司机杀人案仅3个月，相同的悲剧因为滴滴安全流程的不合理而再一次上演。
滴滴如果真正对社会民众负责，本应该设置足够合理的界面和客服沟通流程，保障乘客安全。
然而滴滴并没有，即使在发生顺风车空姐案件后，其流程改进也寥寥无几。
滴滴虽然仅有两次顺风车案件被媒体曝光，但实际上，滴滴平台上曾发生的顺风车案件数量，远超过媒体曝光的数量。
根据海淀法院网的案件梳理：“因为滴滴出行而引发的强奸猥亵案件基数较大，且顺风车主较为集中。”显然两次顺风车案件并非个例。
一方面，早在2015年即对部委的出行数据进行监控；另一方面，在数据和技术日益丰富和发达的2018年，却先后发生多起顺风车司机杀人案件。
两厢对比，滴滴的资源投入和倾向不言自明。
在其位，谋其政。
作为一家借着国家发展的东风，吃着时代红利的企业，承担起民族责任，发挥企业的社会价值是企业的义务所在。
或许联想和滴滴在资本市场上成功通过快速扩张获取了资本的青睐，但在大是大非面前，联想和滴滴显然忘记了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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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发人深思的是，近日被网友关注的维他奶事件，也与柳氏家族有关。
柳传志的父亲柳谷书出生于江苏镇江，是中国的02号律师。
虽然在80年代后柳谷书在律师界享有很高的地位，但柳谷书的仕途却比较坎坷。
1944年，柳谷书毕业于华东师大的前身上海大夏大学。
也是在柳谷书毕业这一年，柳传志出生。
毕业后的柳谷书在1956年入党，并随后在中国银行工作了近10年，却在1966年十年浩劫期间被打为“阶级异己分子”，直至1978年才恢复工作。
此时，柳谷书已经56岁。
1984年，就在柳谷书历经10年浩劫之后的第6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颁布后，柳谷书南下香港创立中国专利代理公司，帮助了无数的外国公司进行商标产权诉讼，其中不乏迪士尼、IBM等知名公司。
后者在柳传志创立了联想之后，还将自身的PC业务和现在已十分知名的thinkpad的商标出售给了联想。
近日公开慰问港独的公司维他奶，也是柳谷书曾经服务的外国公司中的一员。
就在7月1日，维他奶香港的采购部主任袭警后自杀身亡，然而维他奶公司却在公告中将袭警自杀行为定义为不幸逝世。
而当初帮助维他奶申请商标专用权成功进入大陆的律师，正是柳谷书。
现在的联想，还做着PC组装机的贸易美梦，始终在柳传志“贸工技”的战略中停留于“贸”的阶段，核心技术止步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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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联想918事件，到滴滴与uber合并，再到滴滴被网信办立案调查，柳氏家族的行事作风也逐渐浮出水面。
现在的联想，还做着PC组装机的贸易美梦，始终在柳传志“贸工技”的战略中停留于“贸”的阶段，核心技术止步不前。
为“美好出行”而生的滴滴号称要做自动驾驶造车研发，转身却把大把的资金投在了社区团购的价格战中。
不管是联想还是滴滴，看似规模庞大，却始终没有研发出属于自己的核心技术。
匆匆已三十年，柳氏家族却仍在走扩张规模的老路。
而投机赚快钱仅仅富裕了自家腰包，但在“落后就要挨打”的全球化进程中，在国与国的较量中，可以说是贡献甚微的。
企业想要获取资本扩大盈利没有问题，然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从柳传志的投资，到柳青的美股IPO，柳氏家族的行事作风，显然已经超出了“道”的范畴。
而当企业扩张到足够大的规模却没有承担起与规模相对应的责任时，就已经注定要承担冥冥之中的后果。
这一点，联想应该明白，柳传志更应该明白。
明白。
来源：全球投行俱乐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