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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新西兰国际友人、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路易·艾黎是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常驻外宾，在友协院内住了近30年。友协负责安排他的工作和生活，为他配备秘书，1979年春我到友协工作后不久组织安排我接任艾黎秘书。
退休以后我在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做公益工作，经常有年轻同志问我艾黎是怎样的一个人。在艾黎诞辰122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我把我心目中的艾黎呈现给大家，是缅怀更是鞭策，与年轻同志共勉。
本想到中国看一看，却因为责任
和热爱在中国工作生活了60年
1897年12月2日，路易·艾黎出生于新西兰的一个教师家庭。艾黎的父亲是中学校长，对艾黎要求很严格，常让他去家里的小牧场干活。他认为必须培养孩子吃苦耐劳与奋斗拼搏精神。艾黎的母亲是一位出众的家庭教师，踏实能干，为人善良，关心妇女权益和国际时事，对艾黎要做的事总是义无反顾的全力支持。
1916年艾黎不到法定年龄就参军上法国前线与德军作战，臀部受到重伤，掉入马粪坑，被炮弹灰掩埋了一个晚上，幸免一死。一战结束后他回到新西兰与友人合办了一个牧场，辛勤劳动，磨练出一副钢铁性格和强壮体魄。1926年圣诞节即将到来，艾黎眼看兄弟姐妹都在建功立业，而自己经营牧场举步维艰，心情沉重，他决定出远门到外面的世界走一走，再做打算。
就在此时，中国大革命的消息成为国际新闻的头条，上海成了世界关注的中心。小时候看到过的华人小贩，一战战场上遇到的华人劳工，曾是自己班长的毛利中国混血儿，都让他对中国人暗生好感，这就促使艾黎选择中国作为出去看一看的目的地。1927年4月21日艾黎到达上海，时年30岁。
到上海的第三天艾黎就在工部局虹口消防队找到了差事，担任小队长，他工作兢业，不怕危险，几年后调任工部局工业科负责工厂安全的督察长。上海是个花天酒地的地方，处处纸醉金迷，但他从来不去歌厅舞厅，也不抽烟喝酒，吃饭就着白开水，一有时间就去工厂检查安全。艾黎说，30年代他在上海检查工厂安全状况，看到工厂后面的小巷里堆积些麻袋，开始以为装的是垃圾，后来才知道里面是被虐待至死的童工。他看不下去，认为这个世道太不公平。
他思索并接触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与斯诺、史沫特莱、宋庆龄、马海德、刘鼎等人都成了好朋友。他开始阅读《资本论》，参加由外国人组织的政治讨论会，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逐步认识到这个旧制度必须要推翻。他在自家楼顶架设共产国际中国小组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央苏区联系的秘密电台，化名在英文刊物《中国呼声》上撰文向全世界介绍中国工农红军的英雄事迹，掩护陈翰笙离开上海去香港，为刘鼎在家里提供避难等等，一次次机智勇敢地完成秘密任务，甘冒风险，奋不顾身。
艾黎看到中国旧社会的黑暗，看到中国共产党和劳苦大众的希望和潜力，对中国的情况越来越了解，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感情也越来越深，他觉得有责任留下来为他们做点事。为了理想他毅然抛弃上海的舒适生活，靠着双腿和自行车，他走遍16省，行程3万公里，经历飞机轰炸、车祸、被捕、疾病，遭遇土匪、特务、叛徒等等厄运，九死一生，心甘情愿在内地乡村创办工业合作社。而后他又在极度贫穷的甘肃山丹创办培黎学校，与穷孩子们一起穿草鞋睡土炕，同生活同劳动，殚精竭虑，意志坚定。新中国诞生后他继续以同样的热情投身于中国人民的建设事业，一直到1987年12月27日去世。
艾黎来中国以前就是一个思想健康，有事业心和责任感的青年，到上海后接触了共产党人和劳苦大众，思想得到质的升华，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与宋庆龄、马海德、刘鼎等共产党人结为生死之交。他收养中国孤儿，慈父般地关爱穷苦孩子，他与工合同志和培校师生建立了难以割舍的感情，他要亲身参与中国人民的变革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把一生都献给中国。
80多岁积极推进恢复工合，重建培黎
学校，为改革开放添砖加瓦
1979年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82岁，在中国工作和生活了52年，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已过耄耋之年的艾黎本该安享晚年，但他不顾年老体迈，工作干劲不减当年。1979年他给新西兰家人写信说，这些日子非常忙碌，总有做不完的工作。改革开放的新形势给艾黎带来了新动力，能为这个国家再做点什么呢？他想到了恢复工合，重建山丹培黎学校。
艾黎为什么如此重视工合与山丹培黎学校？工合是在抗日战争初期由艾黎、埃德加·斯诺、海伦·斯诺和卢广绵等一批志同道合者共同发起的合作经济救亡运动。1937年淞沪抗战打响，日军大举进攻上海等沿海地区，中国主要的工业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工人流离失所，难民数以百万计。艾黎和这些有识之士赞同中国共产党长期抗战的主张，认为在非敌占区发展小型工业合作社，是组织民众生产自救，解决日常生活，支援前线抗战的最好办法。于是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1938年成立。为了争取海外援助，确保资金正常使用，1939年又成立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国际委员会。据统计资料显示，合作社最多时约3千个，社员近3万，生产50多工业门类的500多种产品，包括军服、军毯、手榴弹等军需品。艾黎是工合运动的最初发起人之一和实际上唯一的长期领导人，始终得到宋庆龄和周恩来的全力支持和指导。1939年，毛主席亲自致信工合国际表示支持。
山丹培黎学校是艾黎创办的一所工合培训中心。艾黎坚信中国革命一定会成功，黑暗过去迎来的就是黎明，他要为黎明培养人才。于是1941年工合西北办事处在陕西双石铺创办了培黎学校，并在1944年冬将学校迁到山丹，英国牛津大学毕业生何克和艾黎先后任校长。山丹培黎学校招收贫寒子弟，安排农民就业，一度发展到近600人，有20多个生产组，约30个外教，还有一所为贫困农民免费服务的小医院。艾黎倡导创造分析，强调学习与生产相结合，突出掌握职业技能。解放后学校完整移交给人民政府，1951年移交石油部门，成为我国第一所石油技工学校，1953年迁到兰州。这所学校发展演变为现今的兰州城市学院，内设艾黎纪念馆和艾黎研究中心，继续为国家培养人才，为中新友好、中英友好交流贡献智慧。
无论工合还是山丹培黎学校都做出了历史性重要贡献。艾黎认为，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工合仍然有生命力，可以提供就业，改善民众生活，协助发展国家经济。在艾黎和工合老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工合协会和工合国际两个兄弟组织分别于1983年和1987年恢复活动。工合国际恢复至今30多年来不忘艾黎的初心，支持合作社发展，举办工合培训班，设立国际主义教育基地，组织纪念活动，参与扶贫工作，加入国际合作社联盟，与西班牙蒙德拉贡合作社保持交往，与印度合作社研究机构开展交流等等，为弘扬继承工合事业做出了新的努力，得到上级有关部门的有力支持。2017年4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习近平主席给工合国际和北京培黎职业学院的回信，习主席对艾黎给予了高度评价，充分肯定工合国际为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做出的不懈努力，希望“积极开展国际文化交流，谱写国际友谊新篇章，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贡献。”工合协会这些年也始终坚持立足国家发展战略，服务国家大局的工作方向，开拓进取，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了新的贡献。
在恢复工合的同时，艾黎又提议在山丹重建一所培黎学校，招收青年学生，培养农村技术人才，使当地人民尽快富裕起来。他的设想得到了中央领导、甘肃省和新西兰政府和人民等各方面的高度重视。德高望重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习仲勋出任名誉校长，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协助解决学校发展中的实际困难。1987年，山丹培黎农林牧学校隆重开学。30多年来，学校为国家的教育事业做出了新的贡献。2019年8月20日，习近平主席视察山丹培黎学校，高度称赞该校的光荣历史和国际主义精神，要求继承优良传统，创新办学理念，为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培养更多应用型、技能型人才。艾黎还支持热心教育事业的工合老同志创建民办北京培黎职业大学，出任名誉校长，这就是今天的北京培黎职业学院。
讲述中国故事，促进中国国际友好事业
发展，是中新两个国家的爱国者
艾黎对中国的贡献不仅限于工合与培黎学校。1953年艾黎从工作了近10年的山丹来到北京定居，开始把介绍报道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和人民的生活作为自己新的工作。为此，他参加国际和平会议，到各地考察访问，掌握第一手材料，写成报道文章和书，向全世界介绍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他每年把自己拍摄的中国少年儿童照片制作成别致的圣诞卡，配上一首表达美好新春祝福的诗，寄给他的朋友。他经常在新西兰、澳大利亚和香港的报刊上发表朴素真挚的诗作，翻译出版中国优秀文学作品，向全世界介绍中国文化，以加强和加深世界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和友谊。他有著作53部，译作13部，共66部作品，其中一本《中国见闻》近600页。艾黎通过他的那支勤奋的笔，为中国结交了无数的好朋友。
美国著名记者斯诺是我们的老朋友，但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失去了联系。为了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1960年艾黎出面邀请斯诺访华，斯诺给艾黎发电报，感谢他去信，并告诉他签证已经收到。毛主席会见和宴请斯诺都邀请艾黎参加。
艾黎真诚关心中国的建设，建言献策，当好参谋。很久以前他就提出重视生态环境建设，加强长江上游的森林保护，禁止乱砍滥伐，及时植树造林，防止水土流失等等。后来他还特意从新西兰引进草种，在家门口种栽核桃树，刻了一枚有“树草”两字的图章，希望唤起人们对环境保护的关注。
无论是在中国革命和抗战的艰苦岁月，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艾黎总是坚定不移地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受到中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北京市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甘肃省授予他荣誉公民称号，2009年全国网民评选他为十大国际友人之一。宋庆龄曾铿锵有力地写到：“我觉得他是新中国的一位诚实、忠诚、不屈不挠的朋友。”邓小平称赞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战士、老同志、老朋友，”“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习近平主席评价说：“艾黎与中国人民风雨同舟，在华工作生活60年，为中国人民和新西兰人民架起了友谊之桥。”
艾黎是中国和新西兰两个国家的爱国者。他说他是中国人，也是新西兰人。新西兰多位重要人物都称赞艾黎是新西兰的优秀儿子。新西兰前总理朗伊1987年12月27日评价艾黎说：“被中国吸引的外国人有很多，但将一生都献给这个国家和人民的为数不多，艾黎就是这少数人当中的一个，也是他们当中唯一的新西兰人。”
艾黎为中新两国关系正常化作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建立后的20多年，西方对华实行封锁，断绝往来，但他始终认为这种情况可以改变。他锲而不舍地给家人写信，在新西兰报纸上发表文章和评论，向新西兰政府表达他的看法，期待有一天新西兰政府会客观看待中国。他说，作为一个热爱自己祖国的新西兰人，我感到有责任明确地、毫不掩饰地把我看到的真实情况告诉祖国的人民。艾黎为1972年中国和新西兰建立外交关系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艾黎积极推动中新两国民间友好交流。他是新中友协的开创者，在他的推动下，新中友协积极开展两国友好交流，每年组织代表团访华，总是包括甘肃等西部地区，为工合事业与山丹学校在资金、物资、人员等多方面提供帮助。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在外国对华友好协会中开展对华交流最稳定最长久的当属新中友协。
艾黎热心促成家乡克赖斯特彻奇市与甘肃省结为友好城市关系。在他心中，克赖斯特彻奇是他的出生地，甘肃是他居住了近10年的第二故乡，都是他热爱的家乡，他希望两个地方像姐妹那样结伴而行，共同发展，为此他极力推动建立友好城市关系。
艾黎对祖国新西兰的关心热爱感动了许许多多新西兰人。新西兰总理、副总理、总督、众多部长市长名人教授、每一任驻华大使、数不清的来访团和旅游者，都曾到艾黎家中来看望他，带来亲切问候并向这位新西兰人公认的民间大使了解中国发展的最新情况。1986年，新西兰年轻摄影师里昂来看艾黎，他像拥抱失散多年终于重逢的毛利兄弟那样抱着艾黎，久久不肯松开。新西兰人就是这样深深的爱着艾黎，艾黎也同样深深地爱着新西兰。
正是由于60年如一日的不懈努力，艾黎获得新西兰维多利亚大学授予的文学荣誉博士称号和新西兰政府颁发的英国女王社会服务勋章，中国成为新西兰第一大贸易伙伴和最大海外留学生来源国，新西兰政府在西方国家中第一个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新中友协前主席尤恩评价说：“在为出生国和居住国做贡献方面没有一个人比得上艾黎。”
助人为乐，乐善好施，
具有一颗闪光的慈善心
通过在艾黎身边工作以及后来参加有关艾黎的纪念活动，我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新西兰亲人、新西兰政要和外国友人在赞扬艾黎的贡献时都会谈起他的另一个闪光点——公益慈善。
艾黎的侄子大学教授莫里斯·艾黎2007年在艾黎诞辰110周年纪念活动的讲话中说：“在我们亲人眼里，艾黎是一位热情、关爱他人和乐善好施的人。”新西兰前大使包逸之在纪念文章中也表示了相同的观点，他说：“不管历史还是将来，都会肯定他的人道主义，一定会的。”海伦·斯诺在30年代末与艾黎讨论创建工合时，就认为艾黎有着健康的天性，富于同情心。她在《中国为民主奠基》一书中称赞艾黎是一个“慈善家。”
艾黎的乐善好施早在他年轻务农时就体现出来了。他自己身无分文，但当得知牧场合伙人要结婚且担心婚后生活困难时，他就毫不犹豫地把属于自己的半份牧场资产慷慨相赠，自己离开了。他在上海为改善底层工人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与资本家据理力争，利用假期自费去绥远和洪湖赈灾做义工。工合社员基本上都是失业工人和穷苦难民，培黎学校招收的大都是孤儿难童。所有这些善举如果没有一颗闪光的慈善心是根本无法做到的。“雪中送炭”就是艾黎的公益慈善心的质朴写照。
艾黎一生都是给予，从没想过要什么回报。早年在上海工部局的工作待遇是很优厚的，但他自愿放弃优越生活，为工合事业和山丹学校奔波操劳。有段时期，山丹培黎学校资金很困难，他把这个情况写信告诉了母亲，没过多久就收到母亲寄来的1万新元，那是老人家辛苦攒下的养老金，慷慨的给他用于补助学校。艾黎成立工合国际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为了在国际上募捐资助工合与山丹学校，在新西兰、美国、英国、加拿大、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和中国香港的朋友，都积极响应支持艾黎的事业，源源不断送来物资与资金，总计达到500万美元之多。要不是被他的慈善心感召，哪来这么多人给予如此巨大的资助。
艾黎视财富为浮云。朋友送给他那个年代十分稀罕的收音机、照相机、手表等贵重物品，他常会转送别人，并且找出一个可以让你安心收下的理由，比如说螺丝松了云云。他每月工资800元人民币，如有节余就捐给在建的山丹培黎学校，或购买图书寄往山丹培黎图书馆，全部用来做支持西部建设的扶贫公益。他喜爱收藏中国文物，但没把这些珍宝看成是私家财产。1980年他写信给山丹县政府，决定把收藏了一辈子的近4000件文物全部捐赠给山丹。这些文物现在收藏在山丹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成了丝绸之路古城山丹的璀璨明珠。
视工作为生活的全部，平易近人、生活
俭朴、谦虚低调、待人真诚，信任同志
艾黎视工作高于一切，他说，一个人不能停止工作，文革期间斯特朗写什么都错，她就干脆什么都不写，结果身体垮了。因此越是晚年越不能停止工作。艾黎最后几年因白内障看不清字，打字机不能用了，就一手举着带光源的放大镜，一手写字，有时甚至会将下一行重叠写在上一行上面。即便如此依旧笔耕不辍，一直到去世前几天还在写作。1980年5月艾黎访问四川广安时突发心脏病，友协副会长刘庚寅带着邓小平和邓颖超的口信和王炳南会长的慰问信专程去探望，劝他回北京休养。他坚持要按行程继续走下去，他说：“地方同志都准备好了，我怎么能不去？除非把我戴上手铐带回去。”1983年考察河南工合，当地记者问他如何看待工作与生活的关系，他说，“工作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工作。”
艾黎平易近人。他享受部长级待遇，在所有在华外国专家中位列首席贵宾，但从来不摆老资格。他每天下午去公园散步，主动与游客用中文亲切打招呼。在外地考察座谈，与基层同志老工人老农民交谈十分自在融洽。友协当时有一个水电维修工，每当艾黎家里出了水管电路等问题，都是这位憨厚的老师傅来修理。艾黎往往是先倒上一杯咖啡，加上两块方糖，请老师傅喝完咖啡再动手维修。北京当时有个工合残疾人剪纸合作社，经营困难，为了鼓励支持他们，他不仅前往参观访问，还带去一些美观新颖的圣诞卡片供剪纸社参考设计，并与新西兰方面联系推销剪纸作品。有一次为了接待河南农民画家来访，宁可调整原来计划接待美国客人的时间，还准备了丰富的茶点。艾黎热爱中国普通人民，毫无架子，和蔼可亲，令人肃然起敬。
艾黎一贯生活简朴反对铺张费浪。他穿着不讲究，很少添置衣服，特别喜欢苏菲为他亲手织的红色毛衣，一直穿着，补了再穿。艾黎有一次访问南方一个县，县领导得知他是位德高望重的国际友人，免不了要高规格接待，唯恐照顾不周，结果在一条小船上的午餐也摆了两桌，上了白酒。艾黎发现后脸色一沉，一声不响，简简单单吃了碗米饭就退席了。事后县领导感觉十分惭愧，对艾黎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艾黎是从艰苦岁月走过来的，生活简朴，即便后来身居高位，但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始终不变，体现着他精神世界的美好与高洁。
艾黎是谦虚低调的楷模。他讲话写文章不用第一人称，说自己就是个“乡巴佬、土包子。”他一直把自己看成是普通民众的一份子，是别人给了他巨大的帮助，即便有了一点成绩也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去世前几天他还在给新西兰朋友写信，强调其他人的工作如何重要。他强调团结协作，共同努力，倡导努力干一起干，他的代表作就是《有办法》和《人民有力量》。他一辈子有这么多功绩，但自己从来不说，也不让别人夸奖。《艾黎自传》是王炳南会长几番动员劝说后他才勉强同意的。《自传》出版后他也没主动送过别人几本。他在给家人的信中说，与大家一起工作的时候他最快活。他在《自传》序中说，“我一生中最满意的一段时期无疑是在甘肃山丹同农村青年在一起的那些日子。”
艾黎待人真诚信任同志。他翻译诗选采用与中国同志合作的方式，写自传也是如此，主要由吕宛如、王効伯等同志根据他的口述录音整理编辑，然后他修改审阅敲定而成。艾黎对我们秘书、管家、厨师和服务工作团队关心体贴，尽量照顾。山丹县政府派王自刚等同志来接收他捐赠的文物，艾黎说你们自己挑，墙上的柜子里的你们都拿走。他没有任何手续上的要求，是王自刚等同志主动一件件清点，登记造册，最后交给艾黎一本文物清单。艾黎习惯用一种真诚的态度与方式和同志们来往，总是让人感受到和他一起的日子如沐春风。
是一个富有大爱的人，终生未婚，
却有个温暖的大家庭
一些同志关心艾黎的家庭生活，问为什么他终生未婚？艾黎的亲密朋友马海德在《半个多世纪的友谊》一文中写到：“他是一个感情真挚而深沉的人，他需要家庭的温暖，但是，干革命是要担风险的。为了革命的利益，他牺牲了个人的幸福，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事业。”
解放前，艾黎的处境十分危险，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生命。在创办工合与培黎学校的10多年里，他要么在穷苦的乡村奔波，要么在贫困的山丹拼搏，生活的艰苦我们恐怕难以想象。他不忍心让家庭生活在这样既不安全也不安定的环境之中，况且工合与学校有那么多事情需要他处理和操劳，根本没有成家的条件。
1958年，艾黎搬入友协大院居住，他的生活才基本安定下来，那时他已年过花甲，个人婚事也就索性放下，专心致志工作了。艾黎说，解放后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谁都可以胡编乱造一些我的故事，不能连累家庭。艾黎没有从自己的角度去考虑婚姻，更多的是担心会不会给家庭带来麻烦。马海德夫人苏菲2010年5月10日在电话里怀着十分崇敬的语气跟我说：“艾黎是个君子，特别道德。”
艾黎虽然单身，但他从不孤单，虽未成家，但他拥有一个特殊的温馨大家庭。在上海时期，艾黎于1929年收养了从内蒙绥远灾区送来的一个难民孤儿段士谋，1932年又收养了湖北灾区的一个难民孤儿黎雪，办了收养手续，送他们上学，又把他们送到延安参加革命。黎雪是商务部干部。段士谋继承艾黎的事业长期担任兰州培黎石油技校副校长，直到离休。由于路途遥远，工作繁忙，他平时不常来北京，但一直牵挂着艾黎，不断书信往来，父子感情深厚。
山丹培黎学校有个聂家四兄弟，他们的生父是地下党员，被国民党通缉，母亲病亡，何克勇敢地收养了这四个孩子。1945年何克临终前托付给艾黎照看。解放后四兄弟都上了大学，成为工作上的骨干。老大和老三在外地，老二和老四在北京。老三聂广涛经常应邀写文章做演讲，介绍山丹培黎学校历史和前辈的革命故事。老四聂广沛长期在艾黎的床边搭个小床陪住。解放后，艾黎还尽心培养邓中夏烈士的侄子邓邦镇成为一个油画艺术家。邓邦镇为艾黎的著作配插图，并多次完成作画任务。
这些中国亲人珍惜艾黎在战争年代和极为困难的条件下的救命之恩和宝贵人生教育，周末节假日都来看望陪伴照顾他，以表达他们无尽的感恩之心。
工合创始人之一卢广绵和其他工合老同志几乎每个月都来商量工合事务，许多培黎学生怀念艾黎的再造之恩逢年过节都要来看望老校长，甘肃省人大副主任李屺阳多次来介绍山丹学校重建工作，老朋友刘鼎和张心一经常走动互致敬意，友协的同志也来请教翻译和国际问题，征求日常接待工作的意见。1985年7月11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派人送来一篮新鲜荔枝，致以亲切的夏日问候。1986年艾黎的妹妹乔伊从新西兰来看他。
马海德是美国医学博士，1936年与斯诺一起从上海去延安，担任毛主席等中央首长的保健医生。米勒是德国人，也是医学博士，1939年来华参加八路军。他们两位都是中共党员，是艾黎的终生朋友，每周两次和艾黎一起喝茶聚餐。北京医院吴蔚然院长和友协章文晋会长也不定期参加。艾黎家中保险柜的抽屉里保存着两张彩色英文党费卡，其中一张还用笔在月份栏上打了勾。他们几位老党员和洋革命家在一起怀古论今，亲密无间。
艾黎和宋庆龄保持了半个世纪的友谊，早在30年代上海时期艾黎就协助宋庆龄做地下工作，一道秘密转运枪支，为陕北红军运送药品，协助安排斯诺去陕北解放区采访，冒着风险为红军去太原兑换钞票等等，他们是绝对信任的战友和同志。他们两位半个世纪的战友出于工作和保密的需要，按照两人的约定，互相不直呼其名，艾黎称宋庆龄为“阿姨”，宋庆龄叫艾黎“比尔”，信看过之后立即销毁。我们几位艾黎秘书曾多次为艾黎送信给宋庆龄。艾黎在信封上只写“林泰”两字，我们把信送到宋庆龄在后海的住处，送信的任务就完成了。宋庆龄来信由她的司机送来，艾黎看过后按约定撕成碎片销毁。宋庆龄不时送来艾黎喜爱的甜品，她去世后故居的同志还于1986年3月17日送来当时难得一见的美国红掌花。
艾黎家里常常是亲朋满座，欢乐温馨，其乐融融。艾黎把他的爱都献给了他的理想和信念、他的事业和追求、他的战友和学生、他的第二故乡和中国亲人。他的爱已经超出了血缘，跨越了国界，是伟大而平凡、深沉又闪光的大爱。
在我心目中艾黎就是这样一位心地善良、品德高尚的人。我为艾黎做秘书才5年时间，但他的教诲让我终生受益。他就像一颗火种，尽管离开我们已经32年了，但还在温暖和照亮着我们许许多多的人，这或许就是他的人格魅力所在吧。在艾黎诞辰122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我写这篇回忆，希望我们大家共同弘扬艾黎“努力干，一起干”的工合精神，坚信艾黎开创的工合事业一定能在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谱写新的篇章，艾黎创办的培黎学校一定能在教育强国的新形势下培养出更多技能型实用人才，艾黎倡导的友谊大爱一定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贡献。我也期盼在这样有意义的工作中与年轻朋友一起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