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19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任内首份施政报告，以四大方向十二举措推动“香港创新科技发展蓝图”。人才、土地、住房、资金，各种“大动作”，只为全速引领香港实现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愿景，更因为香港现在到了“无创科、就无未来”的关键时刻。
科技创新作为现代化经济的支撑已成为全球共识，而如何推动科研成果落地、打通商业化、产业化的“最后一公里”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香港自然不例外。尤其面对中美愈演愈烈的科技创新大战，香港又该如何作为？
事实上，香港的半导体产业起步并不晚，甚至早于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韩国等现在的半导体“重镇”，也曾拥有亚洲首屈一指的芯片产业链。
“当时2000年左右，如果真的可以做到半导体中心，至少有一个基础可以令今天的香港能够成为国家的一个半导体中心的话，也可以解决全球芯片短缺的问题，同时也可以帮助国家在芯片短板方面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案。”——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 邓希炜
当年究竟是怎样千载难逢的机会，香港又为何错过了？要了解不为人知的香港秘“芯”，还需要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说起。
作为二十世纪电子科技的重大发明——晶体管，也就是广东话里的“原子粒”，是一种主要用于放大或开关电子讯号的半导体元件，让收音机、计算器等相关电子产品变得更小巧、更省电，也更便宜。便携式的“原子粒”收音机，推动香港电子工业迎来第一次发展高潮。
“日本索尼公司请胡孝清先生在香港，装卸（组装）一批原子粒收音机，运去英国。可能当时日本不能直接运去英国，要通过香港去做。”——胡孝清之友 彭杰文
电子工业随后成为香港作为亚洲“四小龙”腾飞的重要引擎，到八九十年代，香港也聚集了不少做芯片、集成电路的人才，但半导体行业光靠“民间作坊”难以为继，非常需要政府的引领支持。无奈当时的港英政府奉行所谓“大市场、小政府”，回归前的香港社会也由轻工业转型为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体。
“那个时候就有个说法，用广东话来说，就是‘Low Tech就捞嘢’，就是低技术的低科技含量的，就是可以捞了很多钱。‘High Tech就揩嘢’就是高科技的会赔本，当时在社会上很普遍存在。第二个负面因素就是经济发展，政府不应该参加，那个时候流行什么积极不干预。”——全国政协副主席 梁振英
1997年香港回归后，首任特首董建华决心促进香港经济转型，一上任便成立“创新及科技委员会”，并拨款50亿元成立创新及科技基金，主要用作资助应用研究项目，同时也拨款建设香港科学园、数码港、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等大型科研基建。
“当时董建华有很多计划，其中一个计划就叫做矽（硅）港计划。希望香港作为一个半导体产业的重镇，找一些国外国内做半导体的公司过来香港。当时的官员又是这样，因为这是一个新事物，经常都说市场主导，因为没发生过，所以他们自己也判断不了。二就是他们觉得反正我这个已经在赚钱了，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如不做了，最后就没有批准。今天回头去看，我们觉得这个是非常错误的选择。其实香港如果当时有做到这个，那半导体产业或者微电子产业当年就不会去上海做一个中芯国际了。”——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 創新科技中心主任 黄锦辉
但是，面对亚洲金融风暴和SARS疫情的接连冲击，董建华的创科雄心和抱负难以实现，之后推动香港经济复苏也成为特区政府的首要任务。2007年7月1日，决策局重组，原“工商及科技局”由“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取代。
“2007年那个时候，业界也有很大的反应，我们也很多人去包括去抗议，到政府总部门口去投诉、执会，我们都有去反映这个业界的不满。但是很无奈，那个时候确实有好几年对科技的重视非常低。”——香港资讯科技联会会长 香港立法会议员 邱达根
直到2015年，时任特首梁振英耗时两年多，经过多番协商，才又成立了创新及科技局。而此时的创科政策也开始强化“下游拉动”，资助计划不再只向大学倾斜，更多考虑业界需求，如2016年《施政报告》提出拨款20亿元成立“创科创投基金”、另拨20亿元成立“院校中游研发基金”、拨5亿元成立“创科生活基金”等。此外，梁振英也提出支持青年创科创业，当届政府在2014年就推出“大学科技初创企业资助计划”，带动本地初创公司数目持续增长。
“2018年我们加入了这个数码港的‘培育计划’，我们一开始研发的时候都需要很多启动资金，就给了我们50万启动资金，就舒缓了我们一开始做这些原型制作、市场推广的资金。“——机器人科技企业联合创办人 麦骞誉
香港科技大学毕业的麦骞誉，在新冠疫情期间，和团队一起打造出体温检测机器人、消毒机器人等产品，在香港不同政府部门和公共场所进行试用，实现了落地应用、服务于民。而前任特首林郑月娥主推的政府内部先行先试创新科技的举措，也让更多科技初创公司的产品有了“用武之地”、加速成长。
“我们公司主要制造自动驾驶的电动船，都是零排放的。它们可以在水里做一些事情。比如，我们目前正在收集水里的垃圾，我们还能清理石油，甚至移动货物，做到零污染，零排放。”——海洋科技企业联合创办人 西达特·古普塔
来自印度班加罗尔的西达特， 2019年刚从香港大学毕业就和团队成立一家科技初创企业，致力为海洋垃圾污染问题寻找解决方案。香港大学的支持、特区政府的采购，以及香港高度国际化的优势，成为他选择在香港创业的主要动力。
据统计，2021年香港初创企业数目增加12%至3755家，同时特区政府也把生物科技、人工智能、智慧城市及金融科技列为具有优势的四大发展范畴。而在当前美国想要在芯片产业上“围堵中国”的背景下，香港也在加速研制“中国芯”的进程中，扮演重要而独特的角色。
“应科院其实在十年前已经做这个我们叫3D的半导体研发，美国的很多芯片公司，它们做2D平面的技术可以非常的快，它不告诉中国，这个3D集成电路（3D integrated circuit）现在在应科院，甚至在中国不同的合作伙伴，我们都是可以做到非常的快，但这个快的话其实也牵涉到这个第三代半导体的技术，然后这一些技术会不会短路。现在是边缘化的一个状况，香港的定位就需要在内地的不同的芯片的研发领域。”——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行政总裁 叶成辉
除了半导体芯片这样的“硬科技”明星行业，香港瞄准创新制造的“再工业化”也日渐提速。2022年7月1日，原特区政府创新及科技局正式改组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去年底，特区政府提出的“北部都会区”发展计划，也将为创新科技和“再工业化”提供空间，位于河套地区的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更将作为“桥头堡”，成为构建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引擎，香港科技产业再起飞，正在“乘势而上”。
“我们会在‘一区两园’的基础之上，与深圳深度合作，以创新、专属、专项方式研究试行创科合作跨境政策，涵盖两地物资、资金、数据和人员等领域的流通。”——香港特区行政长官 李家超
“香港它将来的机会就在北部都会区，南部就是金融，物流这些产业，北部都会区将来就是创新科技产业。”——粤港澳大湾区院士联盟发起人 香港理工大学校长 滕锦光
“（香港）一个重要的出路就是要抓住国家发展的历史机遇，尽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 孙东
2022年6月30日，习近平考察香港科学园
“习主席在2022年6月30日接见我们的时候，我的位置正好在习主席的正对面，习主席讲的几句话一直出现在我的脑海里：第一要充分发挥香港自身的优势；第二要汇聚全球科技创新的资源；第三要香港跟内地珠联璧合；第四要强化产学研协同。最后一句话是要建设全球创新高地。”——粤港澳大湾区院士联盟发起人 中国工程院院士 陈清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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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导/主编：王桢 庄小薇
编辑：王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