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金庸的世界不只有武侠

曾记否，传阅也要排队，繁体竖排的飞雪连天射白鹿？

曾记否，书页已经泛黄，封面残缺的笑书神侠倚碧鸳？

你可还记得，桃花影落飞神剑，碧海潮生按玉箫？

你可还记得，大侠笔下的谦谦君子和剑气纵横？

跟着你笑傲江湖，跟着你大漠射雕，

你走了，从此，江湖再无大侠。

多年来，他的武侠故事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他笔下书写的不仅仅是一个又一个跌宕起伏的传奇故事，也不仅仅是让人难以忘怀的一个又一个的英雄人物，而更多的是一种侠骨柔肠的情怀，一种对于快意恩仇的向往。

依稀记得八几年，我还在小学的时候，家里刚买了日本进口的录像机（现在都叫老古董了）。爸妈从亲戚朋友那里借来《射雕英雄传》的video卡带。从此，金先生和他笔下的人物，就成为我生活中最亲近的“朋友”之一。

后来，每一部金先生的著作都成为我在学习之余的必读书籍。哪怕我还是一名初中生，看着竖排的繁体字，直挠头......但是仍然爱不释手。《射雕英雄传》、《笑傲江湖》、《鹿鼎记》、《碧血剑》......这些脍炙人口的名作，我几乎每年都会重新复读一遍。

今天，让我们一起重新走进金庸的世界。

学生-金庸

金庸本名查良镛，出身于浙江海宁县的名门望族。1942年夏，查良镛高中毕业。这年冬天，查良镛离开浙江，奔赴重庆，以求继续深造，圆一个大学梦。1943年春，经过多日的艰难跋涉，查良镛终于到达陪都重庆。

查良镛是在春雨贵如油的季节来到重庆的，他全身心地投入了考试。他报考了多所著名学府，因成绩优秀，几乎同时被几所大学录取。他后来对来访者说:“我当时也考取了中央大学、西南联大和四川大学的外文系。但是，经济上负担不起，而中央政治学校不收费，我便去了。”他考取了中央政治学校的外交系国际法专业。这个专业很难考，百里挑一，由于他中英文都考得不错，所以能金榜题名。他曾对朋友说，在中央政治学校读书的唯一好处就是方便，衣食住行样样都由学校供给，不需家里资助，以至于他跟远在浙东的老家很少联系。

进了大学校门，查良镛便一心扑在学业上，由于他天资聪颖，学习刻苦，像当年读小学中学一样，成绩总是名列班上第一名。2007年5月21日，台湾政治大学(中央政治学校前身)建校80周年时，查良镛应邀回母校参加活动。他在作演讲时，回忆了自己当年在中央政治学校发奋读书的经历。他说:“自己那时算是用功的学生，每天必读一本中文书和几页英文书，中文书读的是《资治通鉴》……”在这次校庆上，他还被台湾政治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

“学而优则仕”是中国文人士子几千年来所走的一条道路，查良镛也未能免俗。他潜心求学，也是为了将来能谋得一官半职，圆他怀揣了多年的外交官梦想，以期光宗耀祖，门楣增辉。

由于中央政治学校实行军管军训，一心向学的查良镛有些反感。按校规学生必须上军训课，见到教官还得立正敬礼，学生们个个牢骚满腹。查良镛后来回忆说:“如果不是为了点名，查得不到课要受罚……我宁去图书馆钻一整天，不愿去受冤枉的苦。”

出身书香门第的查良镛自幼喜欢读书，八九岁就开始看《荒江侠女》、《江湖奇侠传》。不过，在中央政治学校的这个暑假里，他却浸淫在更有意义的两部书里，他在《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金庸、池田大作对话录》中回忆道:“抗战期间的一个暑假，大学的同学们大都回家去了，我和一些无家可归的同学住在校里。天气炎热，大太阳下除了(去仅百米之遥的花溪河)游泳，不能做其他运动，我只好在教室里埋头读书。读的是《资治通鉴》和H·G·WELLS(威尔斯)的《theoatlint　of　history》(《世界史纲》)。《资治通鉴》是中华书局出版的线装本，字体很大，薄薄的书本拿在手里，颇有古典之乐。《世界史纲》是大开本的插图本，既厚且重，必须摊在桌上。一面欣赏书中的图画，同时欣赏威尔斯以漂亮的文笔叙述世界史事。读得倦了，便大汗淋漓地蜷曲在窄窄的长凳上睡觉，醒来再读。长凳只有半尺来宽，就是《阿Q正传》中所说的那种条凳。睡了一个暑假，居然从来没有在梦中掉下来过。那个暑假，以中西两部精彩的历史书为伴，过得充实而快乐。”

查良镛读的是外交系，且身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自然对国际国内的形势非常关注。他常常阅读各种报纸杂志，中共在重庆创办的《新华日报》，查良镛也时常翻阅。他对《新华日报》上每周一次的“国际述评”专栏格外欣赏，这个专栏由当时著名的政论家乔冠华撰写，用的是“于怀”的笔名。这些评述文章，立论精辟，文笔潇洒，给查良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后来他在香港创办《明报》，亲自撰写国际评论时，还时常想起乔冠华那些精妙绝伦、热情洋溢的评述文章。而且，上世纪40年代末期，他还与乔冠华在香港建立了亲密的友谊。

一年级结束时，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兼任国防委员会常务委员的程天放，在“总理纪念周”的全校师生大会上宣布，上学年全校总成绩最好的，是外交系一年级学生查良镛，全校师生都向他投去钦羡的目光。对程教育长的褒奖，查良镛是喜在心头也暗自发奋。

中央政治学校是国民党创办的知名学府，常有所谓党国要人、御用学者到校讲演。有一次，陶希圣来学校讲演时，竟大言不惭地宣扬“岳飞不懂政治，秦桧能顾全大局”的议和思想。陶希圣在武汉失守后，感到国家前途渺茫，遂与汪精卫越走越近，终于在1938年12月18日，追随汪精卫离开重庆，途经昆明潜逃至越南河内。次年8月，在南京就任伪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兼中央宣传部长，成为货真价实的汉奸。同年，在上海参与丧权辱国的“汪日密约”谈判，后感到事态严重，于1940年反水，与汪伪政权的外交部次长高宗武逃往香港，向报界披露“汪日密约”内容，这就是抗战期间轰动一时的“高陶事件”。1942年初，陶希圣逃离香港，经韶关、桂林回归重庆，“迷途知返”的陶希圣，受到蒋介石重用，蒋授予他侍从室五组少将组长的官衔，成了蒋介石的文胆、国民党的权威理论家。他为蒋介石捉刀代笔，撰写了《中国之命运》、《苏俄在中国》二书。这样一个御用文人，自然要粉饰历史上的奸臣逆贼，宣传国民党政府中时时冒出来的“向日本求和之想”。

然而，正遭受日本帝国主义蹂躏的中国民众，对侵略者无不同仇敌忾，切齿痛恨，知识青年更成了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对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软弱和腐败深怀不满的查良镛们，听了陶希圣的荒谬言论气愤至极，他们想起了岳飞墓前的一副对联:“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用它来回敬陶希圣是再恰当不过的了。这副名联出自清朝一徐姓女子手笔，爱憎分明，讴歌了民族英雄，痛斥了汉奸卖国贼。在陶希圣第二次演讲前，查良镛等便事先将这副对联写在黑板上，陶希圣见了心里不是滋味，但也深知众怒难犯，便不敢再提这个话题了。

进入中央政治学校后，查良镛只想“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他后来说:“我是很个人主义化的，我对校政虽有不满，但却没有兴趣加入对抗校方的政治活动，我只抱着现时西方学生的那种心态，希望多点个人发挥的自由。读书归读书，不要太多的管束。”但是，事与愿违，面对不平事查良镛怎么能无动于衷，怎么能袖手旁观呢？他一定会挺身而出，这是他的性格使然。他回忆说:“在这所训练干部的学校里，学生多对国民党很忠心，有些守旧的同学甚至会把一些思想比较开明的同学拉到台上去打。我看了很是气愤，就去找训导主任辩理，主任反把我骂一顿，说我多管闲事，还说这些打人的同学是见义勇为，打的是异己分子。我说，就算不喜欢异己分子，要打人也要讲证据，况且不能这样侮辱同学。”查良镛还激动地对训导主任说:“好的领袖，好的三民主义，是值得我们去拥护的，但是不能说不容他人怀疑、讨论，但是，我人微言轻，终究说不通，就离开了。”其实，事情并不如查良镛说得这般轻巧，他后来对北大文学系教授、金庸小说研究专家严家炎说出了实情:“抗战后期，我在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念外交系，那个学校国民党控制很严，国民党特务学生把很多人看做异党分子，甚至还乱打人，我因不满这种状况，学校当局就勒令我退学。”实际就是被撵出了校门。

查良镛在中央政治学校只读了一年零两个月，因为打抱不平，因为行侠仗义，大约在1944年深秋失学了，他的外交官之梦也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

文人-金庸

从白发教授到贩夫走卒，从黄土高原到美利坚帝国，到处有人向你贩卖“金庸”的招牌。从来没有一个作家的作品，能像金庸的武侠小说那样广受欢迎。也从来没有一个人的政论文章使得一家报纸发迹进而成功，成就了一个文化人的商业梦想。金庸用自己的笔墨创造了两个奇迹：其中一个在中国文学史，一个在中国新闻史。金庸以武侠小说名垂后世，查良镛则以政论闻名于当今。带着自己的14部武侠小说和《明报》多年的政论文字，金庸以理性之手和感性之手的写作获得了啧啧称赞。 其研究者张圭阳在《金庸与报业》中认为：“要是没有金庸，香港也会有一份知识分子报纸出来，但品位会不一样，因为《明报》体现了金庸的品位。”

早在武侠生涯之前，金庸以林欢的笔名编写电影剧本《绝代佳人》，经常获奖。金庸写武侠纯粹是是被逼的，当时为救《新晚报》每日一篇“武侠”的急，1955年，从未写过小说的金庸开始写《书剑恩仇录》。1956年金庸再为《香港商报》连载《碧血剑》；到1958年《射雕英雄传》获得极大成功。 迄今为止在文学创作上，金庸著述甚丰，他已写下十五部长篇小说，分别为：《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射鵰英雄传》、《神鵰侠侣》、《雪山飞狐》、《飞狐外传》、《倚天屠龙记》、《连城诀》、《天龙八部》、《侠客行》、《笑傲江湖》、《鹿鼎记》、《鸳鸯刀》、《白马啸西风》、《越女剑》。其中若干部小说已译成英文、日文、法文、泰文、越文、马来文及朝鲜文等在海外出版发行。这十五部脍炙人口的武侠小说，编织了一个又一个瑰丽奇幻的梦想，为武侠小说史乃至中国通俗文学史翻开了一个新的篇章。他继承了古典武侠技击小说的写作传统，又在现代的阅读氛围中对这一传统进行了空前的技法与思想革命，开创了“新派武侠”的风格，被喻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武侠小说作家。

同时，这十五部作品均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广播剧和舞台剧等，陆续在世界各地上演。金庸于五十年代下半叶至六十年代初，还曾担任香港长城电影公司的编剧和导演，创作了十余部电影剧本，其中《绝代佳人》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金章奖。此外，金庸还为报刊杂志撰写大量的随笔、散文、电影短评和戏剧评论。根据保守估计，金庸小说全球发行量已经超过了3亿册，翻拍或者跟他作品有关的电影电视粗略统计也已经超过100多部。

在学术研究上。金庸研究涉及法律、历史和佛学诸领域，他曾发表多篇论文，如《色蕴论》、《袁崇焕评传》、《成吉思汗及其家族》、《全真教考》，等待。他于香港大学设立了"查良镛学术基金"，并担任主席，邀请各国学者定期举行学术讲座和研讨会。自八十年代至今，金庸先后获得香港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公开大学、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和日本创价大学授以博士学位，并获得香港大学、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的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苏州大学和台湾国立清华大学聘任为名誉教授，以及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慕莲学院，英国剑桥大学鲁宾森学院及李约瑟研究院、澳洲墨尔本大学和新加坡东亚研究所选为荣誉院士。

老板-金庸

《明报》的成功，说明金庸不仅是一位出色的作家，也是一位出色的老板。好友倪匡曾评价金庸是“一流好友，九流老板”，但金庸自认为自己是“一流老板，九流朋友”。　

《明报》创刊初期，沈宝新管营业，金庸负责编务，潘粤生作他们的助手。尽管他们不断更改副刊内容，改变新闻路线，金庸更是抱病撰写《神雕侠侣》，但是《明报》还是一步步滑向“声色犬马”之路，销量在千份之间起伏，第一年亏空严重。据《明报》老职员回忆：“查先生那时候真的很惨，下午工作倦了，叫一杯咖啡，也是跟查太太两人喝。” 那时，金庸住在尖沙咀，深夜下班时天星小轮已停航，要改乘俗称“哗啦哗啦”的电船仔渡海。

倪匡曾说：“《明报》不倒闭，全靠金庸的武侠小说。”当时金庸的武侠在《商报》上连载已拥有大量读者。许多人为了看金庸武侠，开始关注《明报》。慢慢金庸的武侠小说打稳了《明报》基础，加上沈宝新的经营手法，《明报》的广告业务稳步上升。

1960年代中国大陆特殊的政治变局为金庸的出人头地提供了机会，金庸拯救《明报》也靠的就是这个时候的社论，特别是1962年“难民潮”事件的报道社论。此时，《明报》才开始找到自己的方向和定位。“难民潮”结束之后，《明报》一改报格，从一份侧重武侠小说、煽情新闻和马经的“小市民报章”，提升到一份为读书人、知识分子接受的报章。1962年7月销量跨过3万份。到1963年，《明报》已完全摆脱财政窘境，平均日销量是5万份。

当时《明报》开辟“北望神州”版，每天刊登有关大陆的消息，满足了香港人对大陆一无所知的需求。正是在这段特殊的时期，《明报》成为报道中国消息的权威。也从此开始，金庸成为自由知识分子的英雄偶像。基于延续中国传统文化的考虑，金庸1966年创办《明报月刊》，自任月刊总编。后胡菊人出任总编，长达十三年。胡菊人将《明报月刊》经营成一份综合性的高水准读物，形成了一个全球高级学术刊物。 1968年，又创办《明报周刊》，经数年发展，也成为娱乐周刊中的佼佼者。

1960年代，金庸的名言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少做工夫，多叹世界”，被人认为是“亦正亦邪”的文人。金庸有自己的理想，更有纵横捭阖的谋略，在香港是“马基亚维里型的知识分子”。金庸的“政治现实主义”使得他在大陆、台湾、香港和港英等多方政治势力的博奕中得到大家认可。从1970年代开始，他成为政治圈中的重要人物。1981年，英女皇授予他OBE勋衔。撒切尔夫人首度访华，金庸单独会晤撒切尔夫人。他还出任过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改制小组召集人，曾三次北上，受到邓小平、胡耀邦和江泽民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尽管《明报》与查良镛在有关中国问题上常被人讥笑为“机会主义者”和左摇右摆的“墙头草”。但到1980年代 《明报》已经被视为一份拥有独立报格的知识份子报刊，赢得很高清誉。

1988年《明报》日销量已是11万份，1989年跃升到18万份。除了《明报》、《明报月刊》、《明报周刊》外，明报机构尚有一份《明报晚报》。金庸还成立了明报出版社与明窗出版社。1991年1月23日注册成立“明报企业有限公司”，当年3月22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明报集团1990年度的盈利高达七千万元，到1991年度接近一亿元。金庸个人财富在1991年《资本》杂志编辑《九十年代香港华人亿万富豪榜》中名列第 64位。1992年，金庸开始卖出《明报》的股份，估计前后可套现10亿以上。

帮主-金庸

金庸的理想是把《明报》办成全世界最好的中文报纸。他说：“报馆由一个人控制，一个人死了，报纸就不能生存；要是制度化了，即使个人被暗杀，报纸还是可以营运下去，所以我提出制度化。” 1992年2月金庸主动将《明报》的控股权转让给商人于品海。1993年4月1日，于品海取代查良镛出任明报企业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查良镛主政《明报》的年代结束。1994年1月1日，查良镛辞去名誉主席职位。金庸离开的那一天，在偌大的办公室，他将自己的日用品装进纸盒。虽然金庸还是《明报》的精神领袖，但是《明报》已经不再是查良镛的《明报》。

金庸在售卖《明报》前先后与多家媒体机构洽谈，著名的有默多克名下的《南华早报》、《镜报》集团、新加坡的《联合早报》集团和日本的《东京时报》集团等，但最终选择了和自己一样白手起家的于品海。成为《明报》第二代业主的于品海19岁在加拿大办中文手抄报纸；30岁以零成本收购马尼拉希尔顿酒店；后投入网络行业，现任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中国数码信息董事会主席。2000年以5.9亿身家位居香港千禧富豪一列。虽然他被金庸看重，但最后还是把《明报》转让出去了。《明报》现任老板是马来西亚人张晓卿。张晓卿买下《明报》时，曾诚意邀请金庸出山，被金庸婉言拒绝。

新闻传媒人王世瑜在谈及《明报》的成功时说：“《明报》的成功，可归功于查良镛个人的远见。由早期以武侠小说的金庸作号召，迈向1960年代以政论闻名的查良镛年代，以至目前上市以企业手法经营《明报》，查良镛成功地将《明报》塑造成一份备受知识分子尊敬的报纸。”在“黄色新闻”和贩卖“三S”盛行的香港，仅有的数份报纸中，只有《明报》走持平、踏实的路线，以客观和忠实的态度作为办报原则。

强烈的爱国心、永远相信自己是对的、政治上的实用主义、个人英雄式的竞争心理，金庸创造了文人办报不但不倒，而且极度成功的历史先河。这在中国新闻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奇迹，前无古人，后启来者。也正因为这个奇迹，人们怀念金庸主政时期的《明报》。

香港的文化人，多少都跟《明报》和金庸有过关系。所以，金庸在香港的文化和出版界，隐然有“帮主”之地位。《信报》老板林山木1960年代加入《明报》，先在资料室做资料员，受到金庸赏识被派往英国学习财经，后任《明报晚报》副总编辑，后来自立门户建立《信报》，成为香港经济学的教父级人物。现《成报》总编辑韩中旋与小说家江之南都曾经是《明报》的编辑。曾以散文广受欢迎的张君默是《明报》的记者。创办《新夜报》，后《明报》总编辑的王世瑜曾经是《明报》校对兼送稿生。胡菊人加入过《明报月刊》。女作家亦舒也在《明报》当过娱乐记者。现《苹果日报》社长董桥、《东方日报》主笔陶杰等都曾在《明报》工作和战斗过。

“生百政治家不如一文学家”

--王国维语

2000年，《明报》老板张晓卿邀请金先生到吉隆坡《星洲日报》演讲，还请金先生在他的大花园里种一棵树。金先生一看，旁边已种两棵，一棵是李光耀所种，一棵是马哈蒂尔所种，而自己种在中间，荣幸得直笑。金先生身上有很强的“权力崇拜”意识，让人看不上眼。三棵树种在一起，其实应该感觉荣幸的是李光耀和马哈蒂尔，而不是金先生。因为“生百政治家不如一文学家”（王国维语），因为“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曹丕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