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 综合报道】
今天（18日）上午，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电视转播画面中，几张外国人的面孔出现在主席台上。
大会上宣读了100位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及10位中国改革友谊奖章的人物名单，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为获奖人员颁奖。这几位外国人正是中国改革友谊奖章的获得者之一。
上图左起：克劳斯·施瓦布，罗伯特·库恩，阿兰·梅里埃，斯蒂芬·佩里
中国改革友谊奖章 图片来自联合早报
阿兰·梅里埃（1938年7月10日－）：助力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和对外合作的开拓者
阿兰·梅里埃，毕业于法国里昂医学院，梅里埃基金会主席，法国生物梅里埃集团总裁。梅里埃家族至今在法国政商界拥有至高地位，其历史也是人类和病毒较量的百年历史缩影，这个家族为医学界所做的最大贡献就是将疫苗实现工业化生产。100多年前，法国微生物学家路易·巴斯德因为发现细菌而闻名天下。当时担任巴斯德助手的马塞·梅里埃是梅里埃集团的创始人。1897年，马塞设立梅里埃研究所，从事结核病、破伤风等传染病的研究，为日后法国生物医学的发展奠定基石。
“1978年我第一次来中国，那时往返中国和欧洲的航班每周只有一班，周六抵达，周六出发的瑞士航空；北京当时的涉外酒店只有一个友谊饭店；那时马路上还都只有自行车。”
植根中国30多年来， 阿兰·梅里埃做出过两个重大决定，一是选择直接与中国政府卫生部门合作，比如参与非典和禽流感等中国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二是“在中国研发，到中国建厂”。最令阿兰·梅里埃自豪的是，帮助中国在武汉建立起亚洲首个P4级别高等生物安全实验室。据统计，目前该级别的P4实验室数量不超过20个，大多位于欧美发达国家。
这个项目是按照梅里埃在里昂的P4实验室的模板建设的。从2004年SARS爆发后，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访华时提出，到2015年初竣工，并于今年初正式运作，前后跨越14年时间，也倾注了阿兰·梅里埃的全部精力。他特意选择在中法建交50周年、又恰逢自己的“幸运年”——马年之际，将这份厚礼交付给中国。
里昂P4实验室是由梅里埃家族出资建设捐给法国政府的，也是当今技术最先进的P4实验室，目前主要由巴斯德研究所等机构使用。中法合建武汉P4实验室，顶着发达国家巨大的压力，阿兰·梅里埃为此几乎动用了自己全部的法国政界关系，最终说服法方与中方合作。当记者问他为何要在重重压力下帮助中国建P4实验室，阿兰·梅里埃开玩笑说道，“我想我是这些法国人当中流淌着最多中国血液的那个人。”
他信心满满地表示，“我是想P4能够成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个典范，始于里昂，抵达武汉。目前这个项目开展得很顺利，我认为是非常成功的，不仅对于中国，对全球也将发挥重要贡献。”
阿兰·梅里埃今年80多岁了，还是每年都来中国。“每次来中国，我都有种回家的感觉。”“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领导人总是让我感到被尊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的孩子们和很多中国朋友建立起了友谊。”阿兰·梅里埃也会经常与孩子的朋友们见面，看到他们，他仿佛就看到了自己的孩子一般高兴。
在看到如今中国的发展时，他坦言自己不了解了大数据、人工智能，“这超出了我的认知范围了。我认为这方面要向中国学习，中国的发展速度非常快。”但他表示，“生物梅里埃中国，我给它的目标是应该成为中法的企业，而不是法国企业的一个分公司。我们必须要开放，不管国与国之间在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有多大，但是科学无国界，合作才有未来，不开放就会止步不前。”
威尔纳·格里希（1920—2003）：我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位“洋厂长”
1985年，威尔纳·格里希和武汉柴油机厂员工一起拟定全厂劳动工资的改革方案。
威尔纳·格里希出生于德国巴符州曼海姆市，毕业于德国达姆斯塔航空技术工程师学校，曾担任过德国某车辆制造管理总局和某飞机发动机制造厂负责人。
1983年7月8日，邓小平同志发表“利用国外智力和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谈话，明确提出把引进国外智力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方针，作为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1984年8月，格里希作为联邦德国退休专家组织派往武汉的第一批3个外国专家之一，来到武汉柴油机厂担任技术顾问，为期4个月。
武柴是新中国第一台小型手扶拖拉机的诞生地，是全国首家拥有上万台生产能力的农机骨干企业。但当时面临着与大多数国营企业一样的问题。当年10月的一天，他自言自语地说了句：“如果我是厂长，决不允许这种现象存在，一定要加强管理，提高产品质量。”
翻译听到这句话后，向时任武汉市外办主任丁华汇报情况。“好，就让他来当厂长。”丁华一锤定音。1984年武汉市政府聘请格里希担任武柴厂长，任期为1984年11月1日到1986年11月4日，成为中国国企第一位“洋厂长”。当时，国外评论称，格里希当厂长是中国对外开放和改革进程中“一件令人吃惊的新闻”。
在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期间，格里希大胆改革、从严治厂，引进国外以质量、市场为核心的管理理念，改变了工厂管理落后、质量低劣的面貌，使柴油机实现向东南亚7个国家批量出口，开创了全国引进国外管理型专家的先河，对我国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产生了强大冲击。
为了提高产品质量，格里希每天背上工具包逐个车间巡查；为了解决管理上人浮于事的情况，格里希免去了严重失职的总工程师和检验科长的职务，将一批能干的技术人员调到质检部门，质检人员甚至拥有与厂长同等的质量否决权；为了调动员工积极性和责任心，格里希在1985年初提出了结构工资制，在此制度下，职工的工资随着工龄的延续、岗位的变迁、工作成果的变化而升降，每两个月浮动一次。
不过他的改革方案也曾受到抵触。1986年11月，格里希在卸任后曾对一位国务院领导感叹说：“中国人当厂长肯定比我的困难要多，因为我当领导，中国给予我关照。我希望武汉市政府像支持我一样支持中国厂长。”
在他卸任这一年，武柴的业绩发展到一个空前规模：柴油机气缸杂质从5600毫克下降到100毫克以内，居国内领先水平；废品率由30%至40%降到10%以下；向东南亚7个国家出口，创汇超过百万美元。
此后，格里希又多次来华。1993年4月，格里希重回武汉，先后三次来到武柴，但武柴的产品质量令他不甚满意；2000年6月生前最后一次访问武汉，多次要求“回武柴看看”，但随行人员怕他接受不了武柴已于1998年破产的事实，找了各种托辞才隐瞒下来。
格里希撰写的26万字的企业机构设置和劳动重组方案，得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的重视，并获誉“质量先生”。1986年5月，格里希被授予在华永久居留权资格，成为来武汉外籍人士中获此荣誉的第一人。1987年5月，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批准，格里希受聘为武汉大学荣誉教授。1987年7月，联邦德国政府授予他联邦十字勋章。1994年，武汉市政府授予他“黄鹤友谊奖”。
1987年，时任国家经贸委副主任的朱镕基在为《格里希在武柴》一书做的序言中称，“洋厂长从严治厂的经验，受到我国企业界的普遍赞赏，引起了国外人士的关注。他成为我国引进国外智力政策取得成效的一个典型。”
2003年4月17日，格里希在德国去世。2005年4月17日，武汉市和德国的杜伊斯堡两市分别竖立格里希的铜像。特地从德国赶来参加铜像揭幕仪式的格里希夫人称，“格里希生前的遗愿就是，把骨灰撒入长江，看着中国崛起，伴着武汉成长。这个愿望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今天，铜像弥补了他的遗愿，我的丈夫终于可以和他魂牵梦绕的武汉永远在一起了。”
克劳斯·施瓦布（1938年——）：促进我国对外经济交流合作的国际活动家
克劳斯·施瓦布出生于德国拉芬斯堡，后加入瑞士籍。他于1971年倡议创建了世界经济论坛，并担任论坛主席，随着影响力的不断扩大，1987年改为世界经济论坛，定在每年的一月末在瑞士小镇达沃斯举行，此外还担任联合国发展规划委员会副主席。
1978年，施瓦布敏锐地感到中国将会发生巨大变化。1979年，他第一次踏上中国大陆，并积极邀请中国派代表团参加瑞士达沃斯论坛。当时，中国派出第一批代表团成员，迈出了融入世界经济的步伐。
1981年，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企业联合会已开始在北京举办年度“企业管理国际研讨会”，此后一直延续下来。在这个世界经济的最顶级论坛上，中国的分量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如今世界经济论坛日内瓦本部专门成立了中国组。而这个论坛组织在全球除了日内瓦之外，设了两个办事处，一个在北京，一个在纽约。2007年，施瓦布又创建夏季达沃斯论坛，定在每年六月或九月在中国天津或大连举行。
“经过多年的发展，世界经济论坛把目光投向新兴经济大国和成长型公司，而中国已成为新领军者之一。”施瓦布曾断言：“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完全可以肩负起更多的全球责任。”
松下幸之助(1894年11月27日—1989年4月27日)：国际知名企业参与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
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会见松下幸之助（前排右一）。
松下幸之助是日本著名跨国公司“松下电器”的创始人，被人称为“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先生是最早支持中国改革开放的国际友人之一。
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在参观松下电器公司茨木工厂时，已83岁高龄的松下幸之助亲自到工厂门口迎接。邓小平在展厅参观了双画面电视机、高速传真机、汉字编排装置、录像机等产品，并挥毫题词：中日友好前程似锦。就在这次访问中，邓小平对松下幸之助说：“松下老先生，你能否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帮点忙？”松下当即允诺，愿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提供协助。
在改革开放的大幕刚刚开启时，松下幸之助曾两次访华，松下电器成为中国首个日本投资的外企公司（北京松下显像管），开始陆续在中国投资，把松下在中国的事业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融为一体。从电子材料到零部件，从部品到整机，从家用电器到工业机器，到目前为止，在中国进行的技术合作项目160多项，建立合资独资企业53家（上海7家公司），总投资近15亿美元。
大平正芳（1910年3月12日——1980年6月12日）：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支持我国改革开放的政治家
1979年12月，大平正芳（中）访华期间参观陕西省博物馆。
大平正芳，日本政治家，曾任日本首相。一生中，四次踏足中国。第一次到中国是29岁那一年。1936年大平正芳大学毕业进入大藏省（日本主管财政、金融、税收的中央政府机关），3年后被派往位于张家口的兴亚院蒙疆联络部。当时，中国的满目疮痍、贫穷落后让他感到震惊，日本军队的野蛮行径也令他深感厌恶。
第二次来到中国是30多年后。1972年9月，大平正芳作为外务大臣，随首相田中角荣访华。这次访华拉开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序幕。在谈判过程中，大平正芳的真诚努力，起到了极为关键的推动作用。
当时，中日双方争议的焦点，一是台湾问题，二是日本侵略中国的那段历史。田中角荣到达北京当晚，在欢迎宴会上发表演说时有句话是：“过去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对此，我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如此轻描淡写的致歉辞，让战争中饱受伤害的中国人无法接受。随后的两次会谈中，周恩来总理都表示对这句话非常不满。
眼看这次访问就要无功而返，大平正芳提出去长城参观的路上想与姬鹏飞外长同车。当时车中情形，担任翻译的周斌在《大平正芳印象》一文中有详细的记述。
车一发动，大平正芳就发表了一通恳切的长谈：“姬部长，我和你同岁，都在为自己的政府不断争论。我们双方首先看重的，都是维护自己国家和国民的利益。想来想去，我觉得，现在问题的焦点和要害，在于如何看待那场战争。坦率地说，我个人是同意贵方观点的。我大学毕业进大藏省工作后，曾受命到张家口及其附近地区作过社会、经济调查，为期一年十个月。那是战争最惨烈的时期。我亲眼所见的战争，明明白白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可以说不存在任何辩解的理由。但是，我现在只能站在日本政府外务大臣的立场上说话。考虑到日本当前面临的世界形势，加上又与美国结成的同盟关系，两国政府的联合声明，完全按照中方要求来表述，实在是太难太难了。这一点如果得不到贵方理解，那我们只能收拾行李回日本了。”
“田中首相在战争后期也被征兵，到过牡丹江，不久就患病被送进了陆军医院治疗，他没有打过一枪战争便结束了。但他也熟知那场战争，观点同我一样。”
“虽然不能全部满足中方要求，但我们愿意做出最大限度让步。没有这种思想准备，我们是不会来中国的。既然来了，我们就会豁出自己的政治生命，以至肉身生命来干的。如果这次谈判达不成协议，田中和我都难于返回日本。右派会大吵大闹，兴风作浪，党内也会出现反对呼声。田中和我都是下了决心的，这些都请你如实报告周总理。”
大平正芳的这番坦率表态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最后，他提议的“日本国政府对过去日本通过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灾难，痛感责任，深刻反省”这句话为中方接受，写进了两国政府的联合声明。
当时，日本政坛派阀林立斗争不断，大平正芳的表态让日本的反对派势力极度不满。1974年，大平正芳再次亲赴北京进行航空协定谈判，临行前不断接到恐吓，不得不隐匿行踪，乘坐普通航班绕道香港，最终平安抵达北京。
大平正芳最后一次来中国是1979年12月，这一次是作为日本首相，来华商量如何加强两国多方面的合作。抵达北京的第二天，他见到邓小平，询问起中国的现代化蓝图。很多年后，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领导人时不止一次地提起这次谈话，“自从1978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重点搞经济建设，一心一意搞四化，但是实际上达到什么程度，步子怎么走，心中还没有数。大平先生提出的这个问题，把我问住了。我有一分钟没有答复。”
“提到这件事，我怀念大平先生。我们提出在本世纪内翻两番，是在他的启发下确定的。”“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是在这次谈话中形成的。”
大平正芳还正式向邓小平提出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经济援助，1979年以来的27年中对中国建设发生了巨大作用。改革开放初期，日本每年向中国提供长期低息贷款和一定金额的无偿援助，第一笔贷款就是在大平正芳任首相期间落实发放的。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接受的首笔双边政府间贷款，时间长、利率低、数额大、没有附加条件，对于当时百废待兴、资金短缺的中国来说，是一笔至关重要的外汇来源。贷款持续长达近30年，一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程。
北京会谈后，大平正芳还游览了西安，以示对中日文化渊源的重视，并写下意味深长的四个字——“温故知新”。面对西安民众的鼓掌欢迎，他开心地对妻子开起了玩笑：“应该把选区搬到西安来，不用拼命竞选也能赢了。”
半年后，大平正芳辞世。邓小平会见日本外相伊东正义时说：“大平正芳先生的去世，使中国失去了一位很好的朋友，对我个人来说，也是失掉了一位很好的朋友。感到非常惋惜。尽管他去世了，中国人民还会记住他的名字。”
李光耀（1923年09月16日——2015年03月23日）：推动新加坡深度参与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政治家
1978年11月12日，李光耀在新加坡机场迎接到访的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
李光耀，新加坡华人，祖籍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高陂镇党溪乡，毕业于新加坡莱佛士学院，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创始人之一。曾任新加坡总理(开国元首)。
李光耀在70年代末开始与中国大陆交往，双方都放弃了60年代时敌对的政策，李光耀会晤过会晤过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多位中国领导人，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制定方面有重要影响。
有学者总结，李光耀曾助力推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早在1978年，中国改革开发前夕，邓小平就曾去新加坡考察，从李光耀那获得启发，学习新加坡发展经济和治理国家的经验，并由此坚定了改革开放的决心和信心。
上世纪90年代，李光耀退居二线，但仍然在推动中新的第二轮合作，即新加坡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建立了苏州工业园区，由此通过带动一个城市的发展，进一步拉动了长三角经济的飞速发展，开创了国家经济合作新模式。在本世纪初，李光耀又推动了中新第三轮合作，建立了一种更加环保、更具生态意义的经济模式，即在天津建立了新加坡生态工业园区，将一种新的生态经济模式引入中国。
李光耀曾表示，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政治稳定，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1920年7月17日——2010年4月21）：我国奥林匹克事业走向世界的推动者
2007年6月24日，何振梁（右）与萨马兰奇在第十三届世界奥林匹克收藏博览会开幕式上，共同欣赏2008年奥运会火炬“祥云”。
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国际奥委会终身名誉主席，曾担任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长达21年，任内成功推动奥运会商业化，让国际奥委会脱离财政危机。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他亲手颁发中国在历史上获得的第一枚奥运金牌。萨马兰奇长期关心和支持中国的体育事业，为中国1979年重返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以及中国成功申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做出重大帮助。萨马兰奇对中国怀有非常友好的感情。他曾不止一次说过：“我的真正朋友在中国。”
斯蒂芬·佩里：中英友好的传承者、中英经贸人文交流的促进者
斯蒂芬·佩里，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主席，伦敦出口有限公司常务董事，对促进中英友好关系有着杰出贡献。
1950年，英国成为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但是中英关系很快因朝鲜战争而转变为对立、冻结状态。佩里的父亲正是被誉为中英关系“破冰者”的杰克·佩里。1953年，时任伦敦出口公司董事长的杰克·佩里带领一批英国工商界人士，率先打破西方世界对新中国的封锁，克服重重困难，与中国开展商贸往来。翌年，48家有志开展对华贸易的英国公司创立“英中贸易48家集团”，并于1991年更名为“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60年来一直致力于对华友好合作。
斯蒂芬·佩里曾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称，“我父亲在去中国之前，曾在剑桥大学见过周恩来总理派来的代表，其中包括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冀朝鼎先生。他们说需要我父亲的帮助，来打破中英之间的贸易壁垒。”
“随着家里和中国开展商贸往来，我们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也随之破裂。我们遭到孤立，周围的人都在议论我的家庭。当时我还只是个孩子，这对我来说很不容易。”“我记得有个美国小男孩和我住同一条街，我们玩得很好，可是他父母却从来不和我父母说话。”
尽管遭到质疑、排挤，老佩里仍坚持致力于发展中英经贸。1954年，中英达成互派代办协议，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1972年，双方关系升格为大使级外交关系。正是那一年，佩里第一次跟随父亲来到了中国，“我第一次去中国是因为尼克松总统访华，他们需要我们帮助介绍中国。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帮中美准备具有破冰意义的商贸协议，这令人非常激动。”
这次访问让佩里对中国感触颇深。要回英国时，他从深圳拖着行李穿越大桥前往香港，突然感到依依不舍，“我承认，我被中国牢牢地吸引住了。” 此后，佩里先后200多次到访中国，亲眼目睹了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继承了父辈的“破冰者”精神和促进中英经贸交流的事业。
佩里还积极促进两国文化交流。1977年，他首次将英国足球俱乐部介绍到中国；上世纪80年代，他为中国烟草业引进技术、开展合资合作牵线搭桥；他还是将西方音乐剧引进中国的第一人，努力促成了安德鲁·韦伯的音乐剧《猫》在中国首演。
48家集团作为中英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由佩里延续到了今天，2008年,48家集团俱乐部成立“青年破冰者”组织，旨在促进两国年轻人之间的交流。佩里的儿子——与祖父同名的杰克·佩里就是“青年破冰者”组织中的一员。
在斯蒂芬·佩里看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令人印象深刻，相信未来前景光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前无古人的、能够引领世界经济百年可持续增长的项目。它将引领全球经济增长进入22世纪。它通过建设最新的基础设施，促进城市和农业可持续发展，进而引领全球的商业贸易和经济发展。它将创造可持续的发展，增强世界各国融合与沟通。
莫里斯·格林伯格：倡导并推动中外经贸合作和中美友好的企业家
莫利斯·格林伯格是美国国际集团(AIG)原总裁，1969年格出任AIG公司的CEO，任职期间加速了公司的全球扩张。
AIG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1919年由康那利斯·斯达在上海创立，在二战期间离开中国。所以很多人说AIG现在在中国的经营是回到故乡。格林伯格和AIG也因此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
1980年，AIG重返中国，在北京开设了一家代表处。1992年，AIG获得了第一张中国授予外国公司的保险营业执照。为了开发中国市场，格林伯格先后访问中国几十次。格林伯格对中国多年来一直密切关注，他对中国问题有着深刻的理解。毫无疑问，格林伯格应该是真正了解中国的美国人之一。在中国，AIG与中国工商银行、民生银行、平安保险等机构进行了一系列合作。自1975 年11 月首次率团访华以来，格林伯格至今仍保持着每年访问中国三次以上的频率。
值得一提的是，27年前，在格林伯格的主持下，史带基金会(Starr Foundation)以51.5万美元从Paris Gallery处购得1900年被八国联军盗取的颐和园万寿山佛香阁西侧铜亭宝云阁的十扇铜窗，并将其无偿归还中国；2017 年，年逾九十的格林伯格全力推进“中国大熊猫入住纽约”(The Pandasare Coming to NYC)项目，希望在2020 年前迎接两只中国国宝进入纽约中央公园。
2016 年12 月，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Relations)为格林伯格颁发终身成就奖，以肯定和表彰他对中美建设性关系作出的努力和贡献。另一名获奖者为前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
罗伯特·库恩（1944年－）：致力于向世界讲述当代中国的国际友人
2015年5月28日，在美国纽约，罗伯特·库恩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研讨推介会上发言。
库恩博士是花旗集团全球投资银行的高级顾问，专职负责跨国公司策划并执行在华战略，包括并购活动。他还与中国主要企业合作，对它们在资本市场上进行融资、重组及并购活动提供便利。他致力于向世界讲述真实的中国，尤其关注中国的改革开放，被称为“美国的中国通”。
上世纪八十年代，库恩应中国国家科委的邀请首次访华，此后对中国产生浓厚兴趣，频频来往于中美之间。他曾作为策划和总制片人，与中央电视台合作拍摄了8集电视系列片《资本浪潮》，播出后引起巨大反响，这是中国第一部有关资产重组的电视系列片。
1997年开始，历时3年出资150万美元拍摄英文电视纪录片《来自中国的声音》，在美国全国公共电视网的357个电视台同时播出，这是一部介绍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巨变的片子。库恩称，许多美国人看后告诉他，你向我们展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一些人出于无知的惊讶真令我着急。”接着，他动员许多美国大公司赞助和支持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和文化部主办的2000年“中华文化美国行”活动。
2000年，库恩收看了江泽民接受美国哥伦比亚电视网《60分钟》节目主持人华莱士的电视采访，决定“通过真实的人物传记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的中国。”2005年《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正式出版。
当时在谈到写作动因时，他称，“尽管中美关系解冻已经有几十年了，但美国人对中国的偏见和误解仍然存在，这种偏见的严重程度有时真令人感到愤慨”，“今天的中国，不仅成为世界的强国之一，也非常稳定，同时成为全世界的引擎。在政治上，更被外界视为世界稳定的力量之一，这种变化是巨大的。”
2009年，库恩的又一本新书《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出版。这是回顾和纪念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回顾和纪念的一本书。在长达6页的后记里，库恩用4页纸的篇幅罗列了近200位受访官员名单。在致谢名单里，排在第一位的是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接下来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中宣部部长刘云山、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和各部委、各省份的官员名单。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库恩认为，“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推动世界多极化，推动和平发展，加强人文交流，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同中国的长期外交理念是一脉相承的。中国要在多极化不断发展的世界中开展“大国外交”，除了依靠自身实力，还必须提出“一带一路”这样世界需要、又有道义感召力的倡议。“古丝绸之路沿线2000多年的交流史说明，只要坚持相互信任、平等相待、包容共赢、互相学习，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政治制度和文化背景的国家可以和平相处、共同发展，而这正是‘一带一路’所传达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