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鲁迅先生说“中国人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私生子”云云，一说到颐和园就会让人联想到清末的北洋水师，就会想到海军衙门挪用经费3000万两白银，为慈禧太后重修颐和园，导致北洋水师经费严重不足，以致甲午一战，惨败于日本海军。
那么如果不修颐和园，北洋水师是否就可以战胜日本海军？
上图_ 甲午中日战争
- 3000万两军费从何而来？
追根溯源之下，必须先弄清楚海军衙门挪用3000万两军费，为慈禧太后重修颐和园之事从哪里传出来的。
其渠道有二，一是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躲避在日本时于《瓜分危言》中所述，二是光绪皇帝身边的太监王世龢所说海军衙门3000万两军费花在了颐和园。
梁启超先生的道德文章自然是高超，但是为何甲午战败之初，没有人指出北洋水师战败是因为经费被挪用于修建颐和园所导致的呢？偏偏是戊戌变法被扼杀后，维新派才有此惊人言论呢？而一个小小的太监又是从何处得知挪用海军经费消息的呢？并且数目还如此的详尽？因此这些说法尚存疑问。即使海军衙门真的想“报效”3000万两白银，那他们有没有这笔钱呢？
上图_ 清朝属国琉球国官员
我们可以通过一组数据来分析一下，海军衙门当时可以从哪里拿出来这3000万两白银。
1874年日本企图吞并琉球，并进攻台湾，由此引发的“牡丹社事件”让清政府认识到了海军的重要性，因此下拨400万两白银用作大清海军建设，这里的400万两是全国海军一年的建设经费，并非某支海军的专项经费，而海军衙门彼时尚未成立。
在1888年北洋水师成立之后，每年朝廷核准的水师运转经费是130万两白银、修建旅顺海军基地耗费300万两。北洋水师的铁甲舰定远号购买时耗费白银140万两。
如果海军衙门要拿出3000万两重修颐和园，相当于是整个大清海军不吃不喝7.5年的全部运转经费；相当于是北洋水师23年的运转经费；相当于是修建了10个旅顺级别的海军基地；相当于是购买了21.4艘定远级铁甲舰。
上图_ 镇远号铁甲舰，清末北洋水师主力舰之一，属定远级铁甲舰
可是大清海军衙门从1885年成立到1895年裁撤只存在了不到11年的时间；北洋水师从1888年建立到1894年战败只有7年；旅顺同等级别的海军基地只有1所；定远级别的铁甲舰只有2列，所以海军衙门可以一次性挪用三千万两白银纯属无稽之谈。
但是海军衙门的经费也确实被挪用了，只不过是“颐和园工、山东河工、吉林放饷、开平煤矿、烟筒山铁厂皆有挪用”，并非只是因修了颐和园才导致海军经费枯竭。
上图_ 海军衙门制定的《北洋海军章程》
- 不能作战的北洋水师
关于清日甲午海战中军力对比的著述汗牛充栋，但是如此强大的北洋水师，在与日本的战斗中几乎覆灭，最重要的还是人的原因。
北洋水师在甲午战争爆发前，有世界第四或第六或第九（盖因各家史料各有己见）强大之海军的称号。当时北洋水师的主要战力包括定远、镇远铁甲舰两艘；致远、靖远、济远、经远、来远、超勇、扬威快船七艘；镇中、镇边、镇东、镇西、镇南、镇北蚊炮船六艘；鱼雷艇六艘。每年立冬后北洋水师还汇同南洋水师等舰艇“巡阅江、浙、闽、广沿海要隘，至新加坡以南各岛保护华商，兼资历练”，声势赫赫，远播南洋。
而之所以北洋水师在和日本的战斗中不堪一击，那是因为作为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就从来没打算和日本正面交战，所谓旅顺军港、大沽炮台、北洋舰队都是李鸿章“声威即张，敌情自慑”的纸老虎策略。
上图_ 建造中定远舰大口径巨炮
盖因李鸿章属下的淮军在北洋水师成立后早已经人才凋零难以为继。彼时“湘、淮军名将皆老死，鲜有存者，鸿章深知将士多不可恃，器械缺乏不应用”。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手里没人的李鸿章这才让淮军旧部所属的陆军将领丁汝昌做了水师提督，可是陆军与水军完全是不同的兵种，因此丁汝昌自上任后在军队建设上是左支右绌。
北洋水师自丁汝昌以下各舰船管带，多为福建、山东、广东出身的新军人，导致“汝昌以淮军寄其上，恒为所制”、“号令不行”，北洋水师右翼总兵刘步蟾更是以自己福建船政学堂出身，且出洋办过差“视统帅丁汝昌蔑如也”、“总兵以下多陆居，军士亦去船以嬉”、“提镇多有妻妾，筑室刘公岛上平时自为嬉乐”。面对这样的情况，掌控着北洋水师的李鸿章心知肚明，因此他一方面聘请英国海军少将琅威里帮助丁汝昌整肃军纪，一方面又聘用德国陆军将领汉纳根也帮助练兵。
上图_ 北洋水师中的外国人
作为国之干城的水师让外国人插手，本身就不合适，何况列强也都是心怀鬼胎。英国和德国之所以愿意派人帮助北洋海军，不过是为了笼络李鸿章在该国购买军舰、武器，李鸿章也需要借重英国人和德国人的势力来自重，这样的利益互换，极易被现实利益所击破。
在1888年后英国人侵入西藏的事情被挫后，清政府和英国的外交关系逐渐冷却，英国人就和日本人开始走近，甲午海战中的日本吉野号就是英国阿姆斯特郎船厂建造的。且英国海军少将琅威里趁丁汝昌不在，以自己是副将的借口，将北洋水师提督的帅旗移到自己所在的船上，并向其他英国人炫耀，后丁汝昌部下又将帅旗移回原处，由此引发琅威里不满，进而辞职。
虽说琅威里虚荣跋扈，可他却实实在在的为丁汝昌严肃了军纪，他离职后，北洋水师其他人再无顾忌。而北洋水师内部的糜烂也正是李鸿章不愿意和日本轻易开战的原因。
上图_ 李鸿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
- 永无休止的朝臣内耗
在军纪之外，北洋水师日常所用器械，也多是劣器，负责这些装备的是李鸿章的外甥张楚宝，彼时张楚宝在天津专门负责北洋水师的后勤、军实，劣器事发后，据当时报纸所载，李鸿章手批其颊。甚至于李鸿章身边厨子的女婿，都借李鸿章的声势沟通犹太商人“奔走于诸将之门，承买军器”，从中牟利。朝中大臣更是以此为借口，批驳李鸿章拥兵自重，北洋水师浪费国帑毫无寸功。
面对日本这个蕞尔小国的挑衅，大清官员们脆弱的自尊心被深深的刺痛了，当时的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龢以及文廷式、张謇等清流力主开战，并“力劝光绪帝用兵”。同时翁同龢还深恶李鸿章贻误战机，屡屡奏请让两江总督刘坤一取代李鸿章。
上图_ 翁同龢（1830-1904），字叔平，号松禅
面对这样夺权式的攻击，李鸿章对翁同龢这位帝师也自然没有什么好脸色，且从光绪十四年（即1888年）后，清政府就按照以翁同龢为首的户部所拟的奏折，议定此后海军不购新械，导致北洋水师“武库已空空如洗”，也造就了北洋水师在黄海大东沟与日本海军激战之时，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主炮，只有三枚炮弹的窘境。因此对于握紧钱袋子，卡死水师脖子的翁同龢，李鸿章怨念颇深。
哪怕是在李鸿章将北洋水师的窘迫情景和盘托出，朝廷听从外国将领的意见，准备购买新的军舰和大炮充实水师，交给军机处和户部议定的时候，却仍是“屡议而屡败”。清流们一方面以北洋水师强大为理由支持开战，一方面又与水师为难，真真可称得上是清流误国。客观上来看北洋水师战舰吨位的确大于日本舰船，但在军械、炮火得不到有效供应的情况下，庞大的战舰只能成为活靶子，因此“中国海军实力虽略优于日本，而效力则逊之”。
上图_ 试航中的“致远”号巡洋舰
清、日海战从1894年7月一直延续到当年十一月底，整整五个月的时间，这么长的时间江浙闽粤足以调动除日常巡护任务之外的军舰支援北洋水师，结果却是同样拥有水师的“江浙闽粤四省督抚，作壁上观”，全凭北洋水师一军之力应对日本举国之攻。而在整个战役期间，政府“维知诘问北洋，以窘淮军，上下离心离德，自取覆败”。
国事艰难，修建园林享受自是不妥当的，但是将一场战争的胜负归咎于一座园林，岂不是犯了“红颜祸水”一样的错误。何况重修颐和园导致战败一事，未尝不是维新派与革命党的“舆论武器”。所谓“根深不怕风摇动”，可军队蝇营狗苟谋取私利、列强心怀怪胎各有打算、朝臣勾心斗角互为攻讦的情形使得清国这株参天大树，被各方势力蛀蚀一空，外强中干之下，自然被“举国一心”的日本击败。
文：魏四维
参考资料：
【1】《清史稿》赵尔巽 等编纂
【2】《中华二千年史》邓之诚
【3】《异词录》 刘体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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