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的打击，让许多年轻人的心态从不经规划的“闯一闯再说”，变成“知道无法久住、历练几年就回来”的有意为之。有的人甚至在出发前就定好了详细的时间表，这时的折腾也就成了一场限时旅行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本刊记者 孙凌宇 舍萌
实习记者 梁文雪 李丽贤
编辑 | 周建平 杨静茹
全文约8076字，细读约需18分钟
我们所采访的年轻人，在换城市时有的在意气候、饮食、居住环境；有的为了事业机遇，即使以上所有因素都变得不利仍尽力克服；有的不在乎落户这种父辈关心的“终极”问题， “在哪都是生活，换个地点而已”……
更频繁的城市迁徙，更多元的城市选择标准，已经很难被“奔向北上广”或“逃离北上广”这样的单一叙事所囊括。年轻人对自己“要什么”愈发在意，想做的工作在别的城市，去吧，喜欢的人在别的城市，去吧。这容易让人想起新生代常常被贴上的诸如“自我”、“个性”之类的标签。透过对人口流动的观察，我们可以看到，自我和个性的舒展，体现整个社会发展的质量。
“删除只在一瞬间”
顾嘉离开北京前的第三天，我们约在她家附近的咖啡馆见面。4月暖和，她穿得利落，长裤下踩着Timberland户外靴，包也不带。时间安排得紧凑，上午11点半得走，去见下一位朋友。近半个月都处于告别聚餐阶段，收拾行李不急，照常等到最后一天。
理科生顾嘉说，写数据总是一个缓慢而持久的过程，而删除只在一瞬间。
离开的直接原因是工作变动。她在一家VR平台公司做制片，负责平台上的自产拍摄内容。疫情发生前，公司有一百来人，顾嘉手头上也有好几个项目，有一些正在前期洽谈，有一些拍完了，在做后期。疫情发生后，所有拍摄项目停工，公司只剩三四十人。态度和气的老板多次想留她，有些想休息一段时间的同事也答应了停薪留职，但她始终无法接受就这么干耗下去不知何时到头的局面。
不可抗力当前，她心里明白，如果没有这种事情，老板绝不可能和她谈降薪或裁员。最终她决定平和地终止劳动关系，不说离职，这样大家都比较体面。解除劳动合同后，3月中旬，顾嘉从浙江老家回北京修改简历，很快在4月初收到好几个面试通知。她考虑了一番，在北京和离家特别近的上海之间选择了后者的一家4A广告公司，继续做制片。相比之下，上海的朋友会多很多，“在北京生活还是会孤单一些。”
离别在即，不舍的情绪总会占上风，特别大的灰尘和让人受不了的干燥冬天都过去了，眼下只有和煦的暖风与鲜嫩的绿树蓝天。动不动发现家附近的路因重要活动被封而要绕一大圈导致上班迟到的场景也不会再出现了。心中记得的，是去年就近去的两趟内蒙古，植被丰富辽阔的北方深秋。
她原本计划在北京待两年，现在进行到一半就突然中断，没待够。她还想见识一次蹦迪，看一看北京闹腾的livehouse和实验性强的鼓楼西剧场。朋友告诉她理想国新开了一间咖啡厅，疫情过去后应该会经常举办些文化沙龙活动，“就感觉挺好的，但是我那时候应该已经不在北京了。”
去年顾嘉刚来北京时，先签了半年租约，之后由于一直没找到室友，便独自在北三环的长租公寓住了一年，6000块一个月，小单间。这几年她一直在搬家，本科在加州学戏剧艺术，大学毕业后搬到洛杉矶，在那儿待了一年回国，上海的项目结束后来了北京，如今又要回去。
顾嘉离开北京的当天，站在公寓外
麻烦在所难免，但对她来说，打击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她一头短发，说话干净利落。多次搬迁成了一种训练——她收拾东西越来越快，同时是一份提醒，看到特别可爱的物件时购买冲动往往因着“在这地方住不久”的感觉而被克制。偶尔羡慕工位上摆满手办和小摆设的同事，看看自己整洁的桌面，一台电脑、一个手磨咖啡器、几本书、几份资料，没了。
对于更换城市，顾嘉和她身边多数朋友一样，都抱持“不妨探索一下”的开放态度。她觉得老一辈的人可能固定资产都在一个地方，对流动的牵制会更多，人际关系也更深刻。但现在的年轻人，到一个新的城市就可以交新的朋友。
至于落户，她也不是特别在意。“其实留学生回国的话，如果第一份工作在上海，可以在一年或者半年之内拿到上海户口，非常友好。包括现在像杭州、深圳也有这样的政策，但我好像没有特别care这些东西。还是跟地域有关吧，比如我新疆和黑龙江的朋友就非常在意这个事情，可能也是户籍的一些限制，另外觉得在比较偏的地方，可能以后要办什么事情会麻烦一些。”
她今年27岁，日后估计不会再回北京定居，但工作上还会跟这边有很多交流。同时也不想从此在上海牢牢扎根，有机会就去别的城市出差一段时间，广州或者东京，都很好。
顾嘉在拍摄现场忙里偷闲，假装修仙 图/受访者提供
工作优先
顾嘉是我在大众点评上无意中碰到的采访对象，在一家近期关门的咖啡馆的页面，我看到了她4月5日写下的点评：
为了蓝莓法式吐司值得一来，周末和朋友约了brunch，专门挑了一家没去过的，拓展北京美食版图。因为马上要离开北京了，所以收到了朋友的花作为goodbye gift，以后应该还是会很想念北京的……
大城市太难把握，城中的咖啡厅和餐厅成了外来者感知气息与制造回忆的最佳切口，也就不意外，内容中出现对口味环境服务的评价之余，常附带情感的流露。
就在顾嘉去这家咖啡厅的第二天，小麦也听闻即将闭店的消息，并“火速前往”。她在点评里说，“我决定离开北京了。不是立马，甚至于我也不知道确切的时间。其实从前就清楚自己呆不住，只不过突然间更加坚定。因为知道要走，所以还在的时候会更加珍惜生活，同时开始为离开做各种各样的准备。”
小麦热爱喝咖啡，但北京咖啡店的价格有时是广州的两倍，因此，她专门报班学习，并购置了一整套器具，在家动手制作咖啡 图/本刊记者 梁辰
硕士毕业后她来北京实习了几个月，去年1月份实习结束，回南方待了半年后再次重返北京工作。至今她仍觉得，“并不是很想回来。”难以适应的，不仅仅是食物与天气。疫情期间，她感到在北京的生活更难过了。周围是焦虑的声音，北漂们纷纷担心会遭遇失业或减薪。一家大型找房平台的调研显示，超半数租客因疫情在返回自己居住的社区时遭遇困难。她个人也因为其他室友无法返京、被迫与合不来的室友独处而十分痛苦。
租约未满，疫情稍有缓和，她便急着出来找房。自从住过呼家楼“破得刷新认知”的房子后，她对环境已不作指望，只求独居或室友和睦。新找的房子在四环外的十里堡，她同样行李不多，说十几平的单间对于生活比较简单的自己而言，“已经够了。”看房前她问自称房东的人有房子的产权证吗？对方嫌她事儿，不耐烦地答道，没有人问这个。
她是潮汕人，读大学前一直在广州生活，情感上更偏向深圳和广州，说起在深圳一个月3000块都不到就能租到单间、晚上饿了就跑到隔壁城中村买炒粉的经历，神情依然很开心。但这些都无法掩盖对工作的不满意。在深圳的律所团队做家事诉讼业务，但工作内容主要涉及离婚官司，跟当事人家长里短，她觉得没有那么适合。而且团队里还有其他和家事没关系的诉讼业务，她担心在那里难以聚焦职业方向。
两个月后匆匆离职，到了北京这家业务更吻合意向的公司。她喜欢研究家庭法，在美留学期间也学了美国的家庭法，还在学校的法律诊所帮本地的一个华人客户做了家庭财产规划方案。之后她打算聚焦私人财富管理，跟家庭纠纷有一定关系，但不用打官司。为了更接近理想的工作方向，明年过完春节，小麦也许会搬到香港或新加坡，去更国际化的公司工作。
对甚少牵挂的年轻人而言，工作调动往往是换城市的首要因素，对工作满意与否的考量远高于对城市本身的喜恶。一部分人像小麦一样，按着明确目标寻找符合的城市，还有一些则是在不断的转换中，逐渐明白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陈雾2013年从川美毕业，近七年间换了六份工作，从重庆到深圳到上海，从乙方到甲方，领域涵盖在线教育、游戏、电商、共享出行。传统的商品包装设计、互联网公司的对外招商PPT、APP的头图和banner（横幅广告），都做过了。清闲的七八点下班，忙碌的要在一个月内按三个方向完成品牌发布会所有的设计。
2018年临近“6·18”的一个星期天，她打算回公司加班，早上醒来发现自己像《哈利·波特》里被石化了一样，动弹不得，花了一个小时才穿上裤子。医生说是突发性腰间盘突出，吩咐她连续每天按摩一个月，再休整一个月。
短暂休息了一周，陈雾就不得不回公司，跪在瑜伽垫上赶设计。她苦笑，“这几年双11我从来没参加过，就因为当时做活动做吐了。”“6·18”过后，她辞职回安徽老家待了四个月，养病期间意识到还是身体比较重要，并开始重新思考职业规划，认真考虑是不是要回家。
安徽比较多的是室内设计，平面设计的需求量和报酬都不高，她也联系了合肥的广告公司，工资6000，比上海低1/3。许多同行到了30岁，都面临转型，有的自己出来开设计工作室，有的转行跨到UI（界面设计）。陈雾琢磨，回老家还是想自己做点事情，打算在第二年创业做少儿绘画培训。
做教育需要考教师资格证，结果考到安徽一个偏僻的乡村，朋友们笑她的落差，从上海到了镇，连降四级。“在上海吃东西四五百出去，买衣服花1000都很正常，来这边工资2000，周围人对你也有质疑，亲戚朋友都觉得你现在去当特岗教师挺搞笑的，又不是说完全找不到工作。离想走的路好像越走越远。不过他们也非常包容我所有的变化，我太漂泊了，需要一个定下来的地方。上海房价让我定不下来，有人说找个上海男朋友啊，但我觉得很多事情不是这样的，不能为了这个而那样做。”
开培训机构的计划逐渐搁浅，陈雾找了一圈，“在安徽竟然没有找到一个合伙人。”如今她想清楚了，能持久干的，必须是自己喜欢的。她正在准备考研，想考艺术疗愈专业，一方面跟自己的老本行画画相关，另一方面，她说话生动有趣，很多朋友和她聊完天后都很受宽慰。但这个专业不太受主流认可，好多大学今年都取消了，上海的学校也没有这个专业，因此她把目标锁定央美，成功的话下一站便是北京。
归属感
去年出发去北京前，顾嘉还收到一份上海的offer，离家更近，收入更高。家人、朋友不解她为何择劣而选，顾嘉没有说出口的原因是，喜欢的男生就在北京。“过来追特别喜欢的一个男生，”她回忆得洒脱，“但是也没追到”，纠结、失望、尴尬，都浓缩进了末尾局促的一笑。
临走前，她说我要离开北京了，对方也不好奇，没有问你要去哪里，只说了声好好保重。
顾嘉在北京时常去书店，这张是在多抓鱼实体店拍到的一本影集的封面，她说，感觉人很多时候都处于这个候场的状态
遗憾渐淡，剩下一丝残念，往后提起，至少是这段生活里不可跳过的注脚。虽然我们不愿轻易承认，下定决心来到陌生的城市，除了换工作，往往是因着熟悉的人会是最初认定的归宿而义无反顾，而鼓起勇气离开或前来。
去年8月，林安从待了一年半的上海搬到北京。“当时是因为和在北京的男友谈了一段时间，综合考虑，觉得我换城市比他换城市更合适。而且我不太想让一个人为了我改变生活，最好都是我自己的选择。”
换城市对她来说不算负担，她觉得在一种生活模式里待个几年，换一下也挺好。加上现在搬家方便，有的还能帮忙打包。她把洗衣机、柜子这些大物件都卖了，但她特别喜欢保存包装盒，手机、首饰、耳机盒等等，所以最后光是小件东西还是装了二十几个箱子，花了两千多块。
来到北京后才开始找工作。林安大学的专业是电子商务，现在的工作专注于用户行为研究，主要是数据分析，工作方向跟她之前所学没太大关系，所以进公司后要比别人花更多的时间学习。
工作了大半年，她感觉北京适合创业，周末同事们都在加班，大家都很拼。相比之下还是更喜欢上海，白天再怎么忙，晚上大家还是会预留出生活的时间，打扮好相约去顶楼酒吧吹风喝酒。
在上海时，她每两三周就会去一趟当代艺术馆，“看些奇奇怪怪的展”，周末也会抽出时间去咖啡厅或是朋友开的古着店。
如今到了北京，“娱乐都集中在东边，我们住在后厂村，特别偏远，每次进城都心力交瘁，一两个月才去一次。有一回公司有摇滚音乐剧的特价票，我和男朋友一起去看，他很喜欢音乐，平时也有玩乐队，演出的地方在天桥艺术中心，挺远的，打车一个多小时，到了之后才发现是个儿童剧。”
在被称为“中国硅谷”的后厂村，人多房少，租房性价比极低。她从年前便想换个更好的住处，直到4月初才在闲鱼上看到一处满意的房东直租——小两居、高楼层、全新家具、落地窗，“只要六千多”。
林安在家中弹奏尤克里里，从窗口可以看到不远处正在施工的工地 图/本刊记者 梁辰
房租相对便宜是因为这个小区去年才交楼，周边配套不算完善。好在她们有台小车，也就不太介意，第二天一大早看完房子后就定了下来。林安说，要知道在北五环外这片地儿，遇到自己喜欢、价格还合适的房子，比在社交软件里找到真爱的概率还低。
在北京生活，屋子里很容易落灰。即使有扫地机器人，几乎每周也要专门花时间打理台面。为了减少做家务的时间，她会尽量把收纳都换成柜式或者带盖的，也会把不常用的物品都收回到盒子里，桌面上只放使用频率高的物品。
她过去在上海租的房子位于市区，交通方便，体验比北京好得多。北京太大，搬家后距离公司近了七公里，通勤的时间却差不多。
谈论城市时，论据大多离不开与之一起经历的人，不适、不满得到缓冲，因着身边的人才愿意忍受。而离开之后，最不舍的，也常常是这份共同的回忆与相互的寄托。
王慢在成都工作了三年，户口也迁了过去，本来准备买房，以为自己这辈子都在成都了。去年6月份却突然收到通知，要在一周之内调到广州的集团总部上班。走得太突然，几乎每次分别都要触动这个自认“一直以来心思都比较细腻”的男生的泪腺。
临走前，他去洗车。平日他负责公司的好几辆车，每天都有车要洗，和洗车的小伙子们混得熟，有时出车急，他们都会优先帮着洗。最后一次去洗车，王慢说，我下周就不在这里了，对方眼睛红红的，打趣着说舍不得。剪头发也是，走之前他在常去的理发店办的会员卡还剩一千多块钱，给他剪头发的人不知道他不会来了，但他自己心里面晓得，眼睛又开始泛红。
最后一次开车送领导去机场，从来都是坐副驾驶的领导那天坐在了后面，靠着抱枕玩手机，一路不说话，王慢想，“他可能也流泪了吧。”
领导比他年长近20岁，从来不用命令的口吻吩咐他应该怎么做，三年来把他带在身边，身体力行地教导，在他生病时也很关照。王慢感慨，“这种城市的变迁更不舍的还是人，教过我的东西、相处的不舍，占非常大的比重。大家都是外地人，过元旦时，室友们每个人做点菜，聊聊天，像一家人一样。平时一个人在成都，有时候周末也不知道干嘛，也不想去哪，从消极到坦然面对，心理成熟的过程都在成都完成了。”
他想起最初租住的有七个房间的大复式，想起从川大毕业后“不务正业”在家看金刚经、写毛笔字、泡茶、在阁楼花园全裸打禅的室友，以及室友从文殊院捡回来的一只小橘猫。他工作忙，每天晚上一两点回家，回去后到厨房喝个牛奶，吃点面包，橘猫布布醒了就爬到他肚子上睡觉。住到第二年，布布有天可能吃坏东西，自己找了个沙发的角落，安安静静去世了。他和室友们找了一周才找到，埋葬时小区保安也帮着一起挖坑、撒土。
小橘猫布布
现在受疫情影响，他在广州的工作量没那么多，不用那么晚睡。初来时，面对不同的圈子、不同的行业，一切都要重新适应。他也不知道哪里好玩，周末除了睡觉就是跑到办公室看书、整理文件。最近，他加了公司的老乡群，同事里很多湖南人，大家可以聊聊天，周末还约去室内滑雪。在这座城市，又“稍微有个途径得到了归属感”。
限时旅行
归属感能让当初的潇洒被淡忘，又在换城市时受到冲击。现实因素的打击还会让许多年轻人的心态从不经规划的“闯一闯再说”变成了“知道无法久住、历练几年就回来”的有意为之。有的人甚至在出发前就定好了详细的时间表，这时的折腾也就成了一场限时旅行。
四年前甘甘从北京来到广州，她当时大学刚毕业，在北京待了一年便决意离开。大二那年创业潮兴起，她也在校内创业，一年后“还是想出去试试”，来到北京参加创业大赛。比赛要求在72小时内组建团队并做出产品，三天的经历对她冲击很大。“以前觉得想法很重要，自己的团队很优秀，但见识了外面的世界，才知道有才能的人还有很多，还是要去尝试一下，年轻就要折腾。”
赛后团队解散，她顺势留在北京锻炼沉淀，加入了一家规模不大的创业型广告公司。老板曾经是国内知名广告公司高层，工作强度大，她和同事们“经常为了一个项目几天不睡觉，赶完后全身被抽干。”那一年，虽然收入相当可观，但白天努力工作、对客户笑脸相迎，积攒的压力只能靠每晚去簋街吃烧烤、喝酒排解，“蛮空虚的，也不知道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忙碌。”
到了广州后，她觉得很舒服，终于有机会喝喝早茶，悠闲地感受生活。每天遛猫、晒太阳，周末叫朋友来家里喝茶、吃清远鸡，虽然不会再有一群酒友随叫随到、烤串与啤酒相伴的热闹，但那些急躁也消失了。最近，在北京广告公司的朋友跟她聊天，说熬不下去了，正在看老家的房子。她想到自己的情况，“广州待久了，至少会考虑在佛山买个房，但很少听到认识的人说打算在北京买房子，都是努努力回老家省会发展。”
李欢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她去年6月和男友一起从北京回到云南。她是昭通人，考虑到日后在北京买房、落户、孩子上学都比较麻烦，出发前就在昆明买了房子，计划好去北京“进修”两三年便回来。
李欢和男友离开北京那天，她在朋友圈里说，“吾心安处便是家。你扛着琴，我背着伞，我们一起仗剑走天涯。”
她学的是财经新闻专业，大学曾在《工人日报》实习，毕业时不太清楚自己的方向，起意还是应该去外面闯一下。2016年新媒体高潮期，她来到北京，在一家旅行服务平台做新媒体，后来因为一本在国家图书馆看到的书，去了作者旗下一家服务于企业家的社交平台做产品运营，觉得可以学到很多新媒体的传播理念。待了一年，又因为公司举办的一次有关雄安的课程认识了下一任老板，跳槽到新零售垂直方面的新媒体。
李欢去年回云南时才25岁，她没有过多的纠结，“这个年纪虽然很年轻，因为考虑到要是在北京真的太稳定的话，可能会更加回不来了。再加上以后反正都要回来，还不如早点回来打基础。”
回昆明后她最大的感触是，“比在北京租房好太多了！”
三年里她在北京搬过三次家。在回龙观的合租房，除了要忍受“上个厕所都要排队”，还因住的是客厅隔断的违规房而三番五次遭遇保安疯狂敲门。现在，买的房子还没交楼，住在附近新装修的三室一厅，每月租金两千二百多，比北京还便宜一千来块，更重要的是，“终于有自己的两个厕所了！”
虽然居住回忆不太愉快，但李欢依然认为这段进修“挺必要的”。“在北京的这几段工作给了我不一样的收获，最开始可能不太有自信，但是后面慢慢就认识了自己，再明确自己的方向。而且也可以说是回昆明做的这份工作的敲门砖，现在公司内的80%员工都是北上广深和海外来的回流人才。”
回来两周后，她便找到了现在这家互联网公司的工作。虽然工资比起在北京少了一半，但她自觉对物质方面的要求没那么高——口红只有五六支，好几支还是朋友送的。“我完全没有囤东西的欲望，满足需求就好了。”
刚去北京时，身边有朋友觉得她胆子挺大，毕竟上学不在北京，难免有种摸不着头脑的感觉。但她想，反正在哪都是生活，只是换个地点而已。对这座人来人往的大都市，她适应得挺快，走的时候也没有那么的不舍。她发朋友圈说，“回忆太多还显得矫情哈哈哈，还是好好一步一步按照规划向前走比较重要。回去又面临买家具买车找工作一连串事情，不过就像当初来北京一样，勇敢去做就好了。”
这代年轻人的漂泊更多是出于自发且清晰的选择，苦情与无奈掺杂得不多。就像顾嘉说的，“来去匆匆，有些不知该如何表达的‘但是’，留到下次见面再说吧，也许会比想象的快！”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除顾嘉外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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