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加坡人的70%都是华人。的士师傅、早餐店阿姨、小卖部大叔，如果对方没有戴头巾、皮肤与国人相似，基本都能够用中文交流。他们对游客很热情，见到我们会主动打招呼：“你们是中国人？从哪里来？噢！上海！我在10年前去过……”
李光耀在新加坡开国之际将英语定为了第一国语，华语定为第二国语。虽然推行之初需要顶着巨大的压力，但意识到新加坡是弹丸之地，既没有像中东一样丰富的资源、又失去了马来西亚的腹地，想要生存且发展迅速，只能选择开放，与世界接轨得更加紧密。
异乡用国语交流固然很亲切，但听到“你们是不是中国人”这样的问题时，心里还是会有距离和失落感。有的新加坡华人在当地已经是第四代，他们的祖辈大部分来自福建、广东、海南，在20世纪初就远离祖国。在新加坡土生土长的他们，早已对新加坡有了浓厚的身份认同。当被问起“你是哪里人？”，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自己是新加坡人。
二
新加坡国立大学一景
第一天跟随高中同学到他的母校——新加坡国立大学参观了一番。学校建立于山坡上，道路回转曲折，两旁种满了树枝宽大的雨树。校舍错落有致，由七八条校巴路线相互连通。学校里的咖啡店坐满了学生，有的专注码字，有的在探讨项目。很多学生肤色虽然不同，但氛围却很融洽。新加坡为不同种族的融合做了很多工作，比如一个社区里，华人、印度人、马来人等种族的人数会控制在一定的比例，而不会让同种族国民过于聚集，而使种族间相互隔绝。
林同学硕士毕业后就在新加坡工作，满三年后能减免硕士学费的一半。新加坡的人口不到600万，生育率也仅有生育更替水平的一半左右。李光耀并不认为通过生育津贴等办法能够提高新加坡的生育率，因为当代的女性有了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加自由的选择，很多年轻的女性并不愿意过早将自己的青春奉献在生儿育女上。所以为了保持劳动力水平，新加坡采取了更加开放的外来劳工和移民的政策。
问到林同学是否会考虑移民新加坡时，得到了较为肯定的回答，“因为这里生活比较舒适，压力相比国内也没那么大。”林同学毕业后在一家城市规划公司工作，每天6、7点左右就能够下班。相比国内一线城市的设计院，多了很多自由时间。
顺应李光耀的口号“局者有其屋”，新加坡住宅地产的80%由政府主导，称为组屋。居民成立家庭后申请能得到较多的购房补贴，对于都从事蓝领工作的夫妻，只用支出几万新加坡元的首付，然后靠公积金基本就能覆盖月供。据同学说组屋的设计和质量也都很好。相比国内，新加坡年轻人的生活压力确实小得多。
三
新加坡国家美术馆
新加坡国家美术馆1号展厅一入门，陈列着很多新加坡早期画家在印尼的画作。或许看到我们在每一幅画前停留的时间比一般游客长一些，一位管理员伯伯不请自来，与我们分享画家在印尼的生活和作画的灵感。伯伯看上去六十出头，泛白且略显稀疏的头发打了发泥，十分整齐地梳向后额，他眼镜的度数很高，但没能让他有神的双眼失色。
“在前面转角过后有一幅徐悲鸿的作品，在我们博物馆里价值最高！待会你们可以过去看看……或者我可以给你们讲解一下。”说完便带着我们来到画作前，并请那里的印度裔管理员代为看管他负责的区域。作品的名称是《放下你的鞭子》，曾经在2007年拍得7000多万人民币的高价。目前画作为私人收藏，只是临时借给美术馆展出。
《放下你的鞭子》
“王莹真是一位很传奇的女性啊，曾在耶鲁大学读书，后来在白宫为罗斯福等美国高层表演，是第一个在白宫演出的中国人……” 伯伯从王莹的生平讲起，再到给我们分享这幅画的背景——抗战时期，王莹在新加坡演出来为国内抗战筹资，这也是徐悲鸿唯一一幅抗战主题作品。伯伯的讲解声情并茂，激动处还会模仿历史人物的动作和语气，足见他对历史的熟悉和画作的自豪。
后来在参观其他展厅时，很多管理员看到我们是中国人，都会来问我们是否去看了徐悲鸿的作品，生怕我们错过。他们大都年过半百，在介绍博物馆的历史和各种作品时，都如数家珍，也真诚地希望我们能体会到这些作品中所传递的精神。
新加坡很多做着基础工作的人，都有着相似的气质，温和、热情，且认可自己的工作。新加坡行程结束后，我们坐大巴去往Mersing港口，那有载我们去刁曼岛的客船。过关时我忘记拿护照，便请司机伯伯开侧箱门，他皮肤黝黑，身体显瘦而精干。因为过关赶时间他显然有些怨言，但表达得却很节制。进入马来后，岛上的路弯弯曲曲，大巴依然灵活且快速地穿梭其中。下车我赞扬了伯伯的车技，他大笑说：“我开大巴30年啦！马来西亚基本所有路我都开过。”旁边有一位美国小姐姐下车与他打招呼，伯伯也很开心地回应“I will miss you！”
新加坡基层工作的月薪两千出头，而大学毕业的开发工程师月薪五千左右，差距仅有两倍多。再加上政府的购房补助，人们都能够安稳、带着奔头去工作和生活。
新加坡夜景
离开新加坡前的晚餐，我们选择了紧靠滨海湾的一家大排档，一份炒粿条只要7块新元（30多人民币），位置还能眺望大海和金沙酒店等地标建筑。林同学说政府专门把这里的摊位租给普通的饭店老板，希望普通大众也能在这便宜地买上几杯啤酒，自豪地欣赏夜景的繁华。或许我们旁边的顾客，就是陪伴这块贫瘠之地，慢慢闪耀于东南亚大地的一份子。
“到头来，我此生最大的满足，就是自己曾经花了这么些年，争取支持、激发民心，打造了这么一个任人唯贤、没有贪污、种族平等的地方，并且在我之后还会持续下去。”短暂地接触让自己相信这句话名副其实。
四
刁曼岛旁的晚餐
刁曼岛最后一天的晚餐，我们选了一家最靠近海边的饭店，买了一只70多马币的红酒。海风习习，由绿渐蓝的海面随着黄昏降临，也慢慢褪色。
饭桌上问两位朋友：如果你们能够移民发达国家，且在不考虑父母原因的情况下，你们会选择吗？书中李光耀在一段采访中也被问到同样的问题，他的回答很真诚：我的那一代人……在英美完成学业后是不准留下来的。新加坡同样面临人才外流到欧美国家的问题，李光耀认为如果优秀的人才深造后回到新加坡，只有父母的原因。“你在说的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啊。整个天下是他们的舞台。”当采访者问到年轻人的爱国情怀，或者为国奉献的某种使命感时，他如是答复。
郑同学有着澳洲的留学经历，答复与林同学相似，如果母亲没有一再坚持，他会选择留在澳洲工作。他也考虑过为国付出的问题，但觉得自己的知识和技能都很渺小，并不一定能为国家带来什么改变。陈同学没有国外长时间工作和生活的经历，但他设想如果有机会，还是会选择回国。陈同学热爱中国历史，能很流畅地阅读《史记》、《资治通鉴》等大部头，令人羡慕。他很敬佩毛主席，把《毛泽东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诗词》反复读了很多遍。他为我们分享毛主席各大战役和占领地方后的管理方法时，如同他亲眼见证过这些伟大的时刻。
如果问自己，我想也会是林同学和郑同学的回答。对于这样舒适的生活，不敢说自己没有一点羡慕。
常书鸿先生是我国著名敦煌艺术研究家，现今我们看到的壮美敦煌，很大程度得益于常先生长年主持的修缮工作。他早年毕业于法国里昂美术专科学校的油画专业，他的很多作品甚至得到了国家博物馆收藏。后来常先生偶然在巴黎塞纳河畔的旧书摊，看到一本《敦煌图录》的画册，对于这块艺术瑰宝感到十分震撼，便毅然决定放弃法国优厚的条件和舒适环境，去到黄沙漫天的莫高窟，并把自己余生都奉献于此。
《雪朝寒雀》，常书鸿画于敦煌，现存浙江省博物馆
常先生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而回国。近百年还有很多前辈在国难当头、百废待兴之时，带着自己于西洋学习到的知识，出于救国情怀而毅然回国。
当看到像王莹，常书鸿等前辈的事迹和选择时，内心总会有感动和惭愧。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提到自己写作本书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唤醒国民对中华历史和文化的温情。扪心自问，内心的温情感也仅时隐时现，若有若无，对自己国家的了解还是少之又少。而国家的概念又该怎样烙印在年轻人的心中？孔子云：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我们在新加坡华人身上感受到的气质，是否可能更接近中国古代文化的精神？
望眼远方便是海天一线的广阔，让我们思考和探讨了一些宏大务虚的问题。短暂假期结束后，我们依然会回到自己平凡而渺小的位置。但时不时眺望远方，或许能令我们更加脚踏实地。酒也平凡，但携诤友而饮，总韵味无穷，回味悠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