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岁进入董事会，短短7年就入账200亿，且看他是如何笑傲江湖的？

一个集团48个分公司，却几乎都围绕修飞机。有人说他走的是一条“窄路”，或者是“小胡同”，甚至是“死胡同”。一路上，曾有无数人嘲弄他，质疑他，但他却都成功了，他就是海特的董事长李飚。

1971年出生的李飚是个听话的孩子。小学，初中都在父亲的安排下按部就班上学，包括日后去一所空军航空工程学校读中专。

那个时候，李飚最大的梦想就是端上铁饭碗，最大的愿望就是在城里分到一套房子。

不过，真等他1986年顶职去父亲所在的军工厂，得到的却只是一份3年的合同工，也就是大伙口中的“泥饭碗”，而且专业也不对口。

当时，在计划经济时代，当工人尤其是军工厂的工人相当吃香，自来水、煤气等都不要钱，隔三差五还发米、发油、发面。所以，很多厂矿子弟成天在一起唱歌、拉二胡，日子过得非常快活。

但是，那一切与李飚无关。因为他是合同制，只有干巴巴的十几元死工资，什么福利都享受不到。

李飚当然不甘心，他寄希望于读书改变命运 ，“函授、自考、夜校，只要能上的都去上。”同时，尝试着做生意，包括航空器材、建设有线电视台、卫星地面接收站、家用电器等10多种工作，李飚都涉足过。

不甘心的还有他父亲。老人家在体制内工作了大半辈子，可以说把最美好、最青年的一段时光都奉献给了祖国的国防事业。

但是，等到快退休的时候却赶上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厂里活越来越少，待遇越来越低，你说心里能不窝火吗？

所以，当1986年第一波下海经商热潮来临时，老人家毫不犹豫下了海，参与成都一家新技术应用研究所的成立，负责与军工配套的数字检测设备、放大器、滤波器、功能板卡的研发与生产。

他不只是自己下海，还把李飚也拉了过去。后来，李飚在研究所里担任市场经理，承担采购电子元器件、联系客户的工作。

没有想到的是，研究所第一年就赚到了2万多块。3年后，销售收入更是达到几十万，李飚自然也拿到了上万块的业绩提成，小伙子心动了，“别人能干，我们也能干！”

于是，1991年，李飚说服父亲拿出1万元，成立了海特公司。父亲负责技术研发，其余的销售、采购、后勤等工作全部由李飚承担。

刚开始，公司主要定位为电子零部件的维修。

那段时间，李飚每天早上7点不到就骑着自行车出门。为啥？赶时间！因为电子元件要求极高，比如一个电阻，其精度往往要精确到小数点后面4位数，所以李飚要在成都几个电子市场来回奔波四、五趟，才能在1000多支电阻里面才能找到一支合格的。

没有想到的是，钱没有赚到，病却找上们来。由于经常饱一顿饿一顿，李飚不久就患上了胃病，1992年春天更是痛到从自行车上滚下来，一头栽倒到农田里。那一年，他刚刚21岁。

父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必须调整方向！”

“往哪里调整？”

“进军航空电子维修业。”

进军航空电子维修业，那是说干就能干的？

要知道，如果说发动机是飞机的心脏，那么电子控制器就是飞机的大脑，“电子控制器是一场革命性进步，能在10毫秒内对发动机状态进行修正。”

要知道，当时国内不仅航空维修人才极度匮乏，即便熟悉的也是前苏联的模拟集成电路，对于新引进的波音、空客飞机的电子集中电路根本就看不懂。

所以，维修技术全掌握在美国、德国等少数国家手中。与上百年历史的老店竞争，那不等于送死吗？

更主要的是，航空维修业是国家管控的行业，你一家小小的民营企业怎么可能拿得到牌照？

但是，老人家主意却异常坚定，“首先进入发动机大修，然后进入发动机控制器的研发，最后进入飞机整机的改装与大修！”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老父亲唱的是哪出？

当然，别人看不懂，李飚看得懂，他明白父亲看中的正是航空业巨大的市场潜力。

要知道，中国是13亿的人口大国，旅游市场大有可为。

要知道，很多航空公司买得起飞机，却修不起飞机。为啥？因为老外的维修费用高得离谱，而且一遇到质量问题，动辄3到5个月的维修期，航空公司只能干赔钱。

要知道，父亲的高级工程师头衔不是混出来，而是扎根军工厂30多年干出来的，那手艺没得说！

此后，正是老父亲牵头，李飚组织了一个40人的研发团队，前前后后花了几年的时间，最终搞定了飞机发动机电子调节器的维修专利。

此后，海特顺理成章获得了民航系统颁发的适航维修许可证，要知道，那是四川第一家获得此资质的民营企业。

不过，有人不服，“成都有家民营企业胆大包天，竟然搞起了飞机维修……”最终，1994年春天，民航局适航司司长专程去到成都调查，人家目的非常明确，“海特不行就马上关门！”

此后一个多星期，从流程到制度，从团队到技术，从产品到财务，把海特折腾个底掉。意外的是，那位司长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没想到你们干得这么好！我们就需要你们这种敢闯敢干的企业，为航空公司解决实际问题！”

就这样，海特公司意外走红，并迅速成为民航系统的维修样板工程。也正是在海特的带头下，我国一大批民营航空维修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海特呢？短短4年销售收入就超过5000万，并迅速走出四川，迈向全国。

然而，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不期而至。

眼看周围很多厂倒闭了，海特的工人坐不住了，一位李飚亲手带出来的徒弟喊得最凶，“赶紧把赚到的钱分掉，落袋为安，不出三个月，海特就要完蛋了。”

现在回头来看，海特的股东只有李飚与他的父亲，其他的员工都是职业经理人。也就是说，只有李飚爷俩能决定公司的经营决策。

但是，当时的工人不管那个，“已经付出了劳动，理所当然也要利益均分！”

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最后，李飚与父亲只好妥协，把公司账面的现金全分了。

最惨的1999年年末，公司账面资金只剩下10万元不到，维持公司日常运转都成了问题。

怎么办？最后，父子俩下狠心把家里的房子、车子等所有能抵押的财产都抵押给了一家商业银行，将获得的60多万贷款全部投入到公司运转中，公司才度过难关。

在那段日子里，李飚好几次都挺不下去了。关键时候，又是父亲的话起了作用，“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熬过来，才能继续往前走。”

果然，否极泰来。

此后的5年，海特的事业进入了快车道。航空维修、飞机拆解、研发制造、培训租赁……父子俩在产业链条上左右逢源，做成了“一站式”航空服务体系，甚至开展了中小型航空发动机的大修、翻修业务，并创造出多个第一。

第一家飞机中小型发动机维修基地

第一家民营的飞机大修企业

第一家运输飞机模拟机的制造企业

第一家研制出直升机救援电动绞车

第一家研制出驾驶员脉冲供氧系统

第一家获得“国防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2004年7月21日，海特一举在深交所上市，此后10年，市值翻了39倍，2015年市值更是突破200亿。

海特也成为一家涵括航空技术服务全流程的民营集团，拥有包括国航、东航、南航、海航等四大航空公司在内的100多位客户，并与波音、空客、庞巴迪等20多家国际知名公司建立合作关系。

4年后的2008年7月，老爷子放心辞去海特高新董事长、董事职务，正式将公司管理权移交给了李飚。

李飚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他投入1.5亿造直升机的计划成功了，“飞行高度8000米，性能高、可靠性强、使用成本低。”此后，李飚连烧了三把火。

第一把火在混改。早在2003年，李飚就尝到了甜头，与东方航空合资成立的沪特航空，第一年就盈利3000万。所以，2010年他继续发力，与四川航空、港机工程等3家公司成立了四川飞机工程，开展空客飞机的整机大修。

2011年以后，李飚又一次走到了军民融合的最前面，宣布“民参军”。在朱日和阅兵的战机上，在海军舰艇上，在民航客机上，甚至在国家领导人出访的专机上，都留下了海特人的身影。

6年后的2015年9月3日，抗战胜利日大阅兵，装有海特电子控制器的战机，成功飞过了天安门上空。

第二把火是进军客机改货机市场。2010年以后，随着“三通一达”以及顺丰的快速发展，货运市场迎来大爆发，很多航空公司的货运业务甚至超过了客运。

客改货听起来容易，就是拆解几个座位，其实是一个技术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加装大货舱门、货物处理系统，而且还不能改变飞机的空机重心。

当时，除波音和空客之外，全球获得这一资质的企业不到5家。

但是，李飚手下最不缺的就是人才，全公司2000多人，85%以上都是科研人员，光从海外引进的博士有40多位。一到年度会议，来自美国的、日本的、新加坡的，德国的博士济济一堂，仿佛在开联合国会议。

而且，李飚心态很开放，“有钱大家赚！”最后选定的合作单位是以色列的宇航工业，那是以色列的最佳防务和航空公司，在航空航天、计算机应用等领域，拥有世界级尖端解决方案的能力。

所以，A320或A321飞机的客改货订单有多少，李飚就能消化多少。

第三把火是进军芯片。2015年1月，李飚联合中电科29所合资组建海威华芯，在国内率先生产出6寸芯片，正式挺进高端射频芯片领域，“高端集成电路，国外不卖，就自己搞”。

没有想到的是，仅仅1年半以后，海威华芯的生产线就下线了6寸的砷化镓、氮化镓产品，一举成为这一领域的最先进生产线之一。

目前，李飚静待5G爆发，“车联网、物联网与基础通信网络的长足发展，为砷化镓芯片的应用创造广阔的市场空间。”

“对于追梦这件事，如果有机会去做，有能力就去，那就赶快去做。人生没有休止符，不然，每一次停止，都会在后面感到错过了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