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典型的晋江人。在他们的性格里，有沙子般的柔软，也有礁石般的坚硬。”
晋江，奔流向海
“晋江经验”题材报告文学《晋江，奔流向海》在《中国作家》（纪实版）上刊登后，我们进行了首次连载。
☞晋江故事登上《中国作家》
由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力作家协会副主席任林举创作，文章展现了40年来晋江波澜壮阔的改革历程，同时也展现了晋江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以及多姿多彩的侨乡风情。
中国
作家
《中国作家》创刊于1985年，旬刊，是由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主办的国家一级文学期刊。
任林举
吉林人，曾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第六届冰心散文奖、第七届老舍散文奖、第二届丰子恺散文奖、首届三毛散文奖、2014年最佳华文散文奖。
“人文晋江”持续连载《晋江，奔流向海》，敬请关注！
相信用心的你，会从作品中读到晋江波澜壮阔的改革发展历程，更能够在隽永、优美的叙事中感受到闽南文化的深厚和文字本身的力量……
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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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奔流向海
第一章 海的声音
晋江东逝，一去千年，似乎从来都没有回答人类的任何疑问，但却一直都在紧紧地牵引着人类追问的目光，直至那最后的舍身一跃。
随着一个羸弱的声音和一泓单薄的流水消隐，大海腾起了滚滚巨浪，浑厚、雄壮的潮音响彻天地。一个过程完成之后，甘甜与苦涩相互溶解，涛声与潮音浑然和鸣，追求与境界彼此对接。如今，显现于人们面前的只有海，只有海的声音……那是一个雄浑、幽深、强悍和恢宏的存在，那是水的终点、水的归宿、水的成全。
“闽地瘠民贫，生计半资于海，漳泉尤甚。故扬帆蔽海，上及浙直，下及两粤，贸迁化居，惟海是藉。”（《八闽通志》）
从唐代开始，就有了晋江人以航海为生的记录。据《西山杂志》记载，隋初东石人林智惠、高逢桢驾舟远航文莱一带，因为“往来有利”，所以后来有很多晋江商人“竞相率航海”。及至宋代，晋江人闯荡海外，开启海上商贸或定居海外者就更是屡见不鲜。接下来的元代、明代、清代、民国时期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都有大批晋江人离开大陆或近海，远渡重洋。于是，一条“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得以确立，一代代从晋江出发的人们，带着金色的梦想，远涉重洋，去印尼，去新加坡，去马来西亚……入东南亚，过马六甲，打开了亚洲大陆和海外联络的蓝色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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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滩即景 施海滩/摄
千年之后，当党的十九大上再一次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伟大方略时，人们才重新将目光聚焦到时间深处那场旷日持久的海上大迁徙，发现并确认了那个历史事件的重大意义，也才发现了这一历史事件为促进东西方经济、文化、宗教、语言的交流和融汇，对推动科学技术进步、文化传播、物种引进，各民族的思想、感情和政治交流以及创造人类新文明，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由于长期往返于晋江和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菲律宾、越南、中国台湾地区之间，空间距离和物质的世界在晋江人的眼里变小了。虽然大洋周边码头之间的来去，多有千万里之遥，往来没有那么便捷和容易，但在他们已经变得越来越宽广的视野和胸怀之间，也早已不是什么难以逾越的鸿沟或障碍了。
世世代代的晋江人，临江而居，依海谋生，在不断与江、海打交道的过程中，参悟着水性和水道。在谋求生活的同时，探寻着人生的真谛，开拓着人生的境界，形成了与大陆文化截然不同的海洋文化。崇尚冒险，崇尚竞争，崇尚力量，崇尚自由，崇尚浪漫与激情，是他们从古至今一直没有遗失的文化基因。在晋江人的话语体系里，少有“好汉不吃眼前亏”“三思而后行”“靠天吃饭”“守成本分”“知足常乐”，更多的是“勇往直前”“爱拼敢赢”“奋不顾身”“向死而生”。
后来，他们在旷日持久的颠簸、沉浮之中，终于能够听懂海的声音，领会海的意志，听从海的召唤，应和海的节奏并与之共振、互动。
▴晋江两岸 吕俊英/摄
01
来自南太平洋的风，越过台湾海峡，拂过亚洲这片古老的大地，年年带来温暖、潮湿的气息，年年带来遥远而又迷离的梦幻。
对于地瘠民贫的晋江人来说，那些大洋深处的岛屿，不仅意味着逃离困苦的方舟，也是实现梦想的乐土。
300多万晋江海外游子，虽然每个人漂洋过海的年代、方式以及最初的动因千差万别，最后的结局和生存状态也各不相同，但最主要的理由却只有一个──追求美好的生活，而对其行为的描述也只有一个──下南洋。
如今的安海，高楼林立，道路纵横。五光十色的霓虹和喧闹繁华的市声之中，已经很少有人能够想象得出，就在这些飞旋的车轮之下，曾深深埋藏着安海的前生──古安平以及它的另一世繁荣。
举世闻名的安平桥，就坐落在安平古渡的旁边。时间的潮水将往昔的一切夷平、淹没，昔日的海湾已在人类历次的填海活动中，被填成平地。经年累月，平地上又耸立起一座座、一排排现代化建筑。而这座古老的石桥却仍然不屈不挠，从岁月深处探出它覆满沧桑的身姿。昔日桥头的那座白塔还在，却已和石桥在视觉上切断了联系，茕茕孑立，在失去了如林樯帆和往来客商的昔日渡口，显得格外孤独和寂寞。
所谓的古渡，据年长的老人介绍，已经只剩下两排尚且完整的石阶和一堆旧码头坍塌后遗留下的乱石，但人们能够看到的，不过是一圈严严实实挡住了视线的铁皮围墙，围墙里封存着那个失去原貌的古渡遗址。
这里就是晋江早期经商者──安平商人下海出洋的重要港口之一。
▴安海古镇 施清凉/摄
早年的番邦客们，正是提着柳条箱辗转行过三里街或跨过五里桥，来到这个泪水和海水交融的渡口，告别故土，告别亲人，乘船远去，开启了充满艰辛的梦想之旅。
明代李光缙《景璧集》曾经对晋江安平（今安海镇）商人有这样的描述：“贾行遍都国，北贾燕，南贾吴，东贾粤，西贾巴，或冲风突浪，争利于海岛绝夷之墟。”这说明至少从那个时期开始，晋江人的经商足迹就已经遍及海内外。特别是在明代禁海期间，晋江商人更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力。他们依托安海港海上交通的有利条件，私贸海外，奔逐于欧洲殖民者泊踞的海岛，如活屿、南沃、香山沃等地贩私、贸私，甚至远航至吕宋、占城、琉球、渤泥以及日本等地进行贸易。
在安平商人群落里，李寓西（1522—1572）应该是较早出洋并见之于记录的先行者。据《晋江县志》记载，李寓西12岁即随人去广东经商。他从小聪慧，在商业行为中诚信待人，灵活应付，因而得到人们的信任和尊崇，广东当地的商人都愿意跟他合作。后来，他又到了外国商人集聚的南沃，与他们频繁交往，又刻苦用功，学会外语，渐渐成为专营进出口商品的大海商。
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西班牙人占据吕宋，招募华人去吕宋经商，开始无人敢去冒险。由于李寓西长期与外商交往，情况熟悉，于是率先贩运出口商品进入吕宋进行商贸活动。因为他懂外语，不用翻译便可以与殖民者的首领直接对话，得到了他们的重视和信任，很快就打开了市场，获取巨利归来。
李寓西首航吕宋成功，带动着安海商人纷纷前往吕宋经商，以至于“十家而九”都争着去吕宋，为数百年来晋江人竞趋吕宋侨寓经商首辟了一条新的航道。
大批“下海”者，以巨大的基数和较小的概率，造就了一个个闪光的传奇，让一批幸运者、佼佼者和成功者，如陈斗岩、曾友泉、柯治宇、史小楼等，和李寓西一同以商业英雄的形象被历史和后人铭记，并激励着一批又一批的追梦者继续迎风踏浪前行。
然而，人们的双眼总是习惯性地凝视着成功者头上的光环，却常常忽略了成功背后的艰辛，也忽略了成功者背后或脚下的那个庞大而又灰暗的基数。
▴新加坡晋江会馆旧照
时至今日，对于半个世纪以前的苦涩往事，新加坡晋江会馆永久名誉主席柯千衙仍然记忆犹新──
过了1941年的冬天，家住晋江罗山林口村（今灵源街道林口社区）的柯千衙，就要过10岁生日了。这是日本侵略者攻占厦门的第三个年头，时局动荡，民不聊生，衣食无着，身家难保。
那时，因为土地没有收成，家家以红薯充饥，十天吃不上一顿饱餐。为了减少消耗，天一黑，家家户户的大人就会不停地催促孩子们早早睡下。这一天，小千衙虽然听从母亲的吩咐，早早地躺在了床上，却翻来覆去睡不着。白天里，同村的大人们一直在讲那些出洋的人如何个个过上了风光的好日子。那些下了南洋的人，在村民的描述中，俨然都活得跟神仙一样，不仅住在大洋房里，衣着光鲜，派头十足，还能顿顿有米饭，餐餐有肉吃。最让人兴奋的是，父母亲已经有了送自己出洋的打算。小小的年纪，他已经隐约听到了大海的召唤，已经嗅到了梦幻的气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他在急切地盼望着出洋的日子早日到来。
与儿子的兴奋大相径庭。此时，柯千衙的双亲内心充满了矛盾和挣扎──这么小的孩子，放在别人家里，可能尚在娇生惯养，如今就要送他出洋，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吗？此去重洋，千里万里，他稚嫩的身体能经受住那份颠簸吗？到了南洋，人地生疏、无依无靠，他如何立足，又如何找到谋生的出路？在家千般好，出门万事难。就算是找到了谋生手段，一个稚子在外边的孤苦无依、无疼无爱以及那种为生计而付出的奔波与辛劳，是一个10岁孩子能够承受得了的吗？更何况，眼下兵荒马乱，会不会半路上出个三长两短？但转念一想，若让孩子留在家中，守着这几分薄田从土里刨食，能不能保证一家人活命和温饱尚且不论，这样下去，将来又能有什么出息？
这样的煎熬，持续多日，柯千衙父母的心如同放在油锅上反复灼烤的饼子，时时发出痛苦的“嘶嘶”声。最终，他们还是把心一横，决定将孩子托付给一位从印尼返乡的华侨，让儿子去印尼闯一闯。一旦能够在外边站稳脚跟，将来一生的幸福和荣光或许可期可待。
这就是典型的晋江人。在他们的性格里，有沙子般的柔软，也有礁石般的坚硬。从中原到海边，不可抗拒的命运之旅，让世代的晋江人养成了一种只向前看而不愿意回头的天性。他们深深懂得，人生的希望永远不会出现在身后，希望在未来。为了未来，为了梦想，他们甚至不惜以身家性命为注也要全力一搏。
▴电影《海角有个五店市》中船上横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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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涉世的幼子即将远行，做父亲的心里如同打翻了百味瓶，酸酸苦苦、辛辛辣辣的汤水，盈满胸膛，从肺腑直逼双眼，但男儿有泪不轻弹，他得在孩子面前忍住。
临出门，他一改平日的节俭，亲手为儿子做了一大碗鸡蛋面线。
柯千衙少不更事，吃完这顿平日里难得一见的好饭，乐乐呵呵地随着父亲出了家门。可是父亲却不论如何也舍不得离开孩子。本打算出了村，把孩子托付给别人即回，可心里一阵酸软，便决定亲自把孩子送到厦门。
一路上，父亲埋着头一言不发走在前边，柯千衙人小步短，上气不接下气地跟在后边。两人好不容易从晋江赶到了同安境内，望着去厦门的方向，父亲突然停下了匆忙的脚步，紧紧拽着儿子的小手，沉吟半晌：“衙啊，我们今天不走了，明天再走！”
小千衙诧异地望着父亲，不知道为什么走了这么远还要回去，可是父亲并没有向年幼的孩子做出任何解释。
他看见父亲眼中闪动着异样的光亮，然后把头扬起，很坚决地转过身，拎起他，牵着往回走。多年后，柯千衙才懂得，那天，父亲转身时，是在强忍着眼中的泪水。
就这样，两人又从同安返回了晋江。
第二天，还是同一个时间，还是同一种方式，父子俩共同走到同安，父亲再一次牵着儿子的手，返身，把他领回了家。
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
在柯千衙的记忆里，父亲这样送他出门，半路又带他返回晋江，来来回回一共7次，足可见别离之痛、亲情难舍。
然而，这相似的情景，又何止柯千衙一家！海外300万晋江人，哪家没有一段生离死别的辛酸故事？怎奈，在那些不堪的旧日，国弱家贫，资源紧张，生计难谋。为了温饱，为了尊严，也为了那些无力和无意远行的同族同类，只能远走他乡。这种孤注一掷的出洋，与其说是为了追逐个人的梦想，莫不如说是为了无法远行的人们留下一条生路。
来源：人文晋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