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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4位亿万富豪的地摊往事


撰文|季札 视觉|木鱼


▲1990年代,锦江边向老外兜售银元的一位成都摊主。By刘陈平


谁也没有预料到,2020年有一波地摊的“行情”。


本文要说的四位巨商,赫赫大名,如今身家亿万,其共同点是过去都摆过地摊:“杨百万”杨义安;声名远播的“言行美好”刘氏四杰之刘永行;“会展之王”邓鸿;店员可以帮你去打听对面打架是因为啥子的海底捞老板张勇……


当年他们摆地摊的布,如今浑如一张大大的风吕敷,把我们都包起来了。


出摊对成都来说,不奇怪。


成都商风极盛。现在有人觉得“扬一益二”是对成都的赞扬,但唐朝人卢求在《成都记·序》中就已忿忿不平,他觉得论经济繁荣,当时扬州还赶不上成都一半


这个论点似乎诗人也同意,那边厢“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这边厢“窗含西岭 门泊东吴”,每天都站在码头上噼里啪啦算FOB、CIF价。


蓉城商业积习顽强到什么程度?wen革中也未能“赶尽杀绝”。


殷明辉先生曾在《卖“夜光皮鞋”的年轻人》一文中,记述了wen革年间历久不衰的忠烈祠东街会府的早市。“交易在天亮之前夜幕仍浓时进行,临街摊贩多达数十,无街灯处手电照明,大都是旧衣服和翻新皮鞋,买卖兴隆。”


最奇妙的是,有的人专做“夜光皮鞋”生意。所谓“夜光”,指的是经过一系列翻新,将一双双残破不堪的皮鞋,处理得宛如童话中熠熠生辉的佳品;然后在朦胧夜光、浓郁雾气中相因卖,顾客很容易被“麻倒”。


我甚至觉得成都人有“夜光”情结,因为多年后这里出产的一款汽车,叫“夜明珠”。


四位巨商的地摊岁月,我们从年长到年幼者一一说来。


▲一度热力四射的春熙路夜市。By刘陈平



有点年龄的成都人,都知道“杨百万”。


为了拉近和现在成都人的关系,这样说吧——你肯定见过“狮子楼”嘛?


不是武都头从楼上飞叉叉跳到街面上斗杀西门庆的狮子楼,是川菜狮子楼。


那还是杨百万家的产业,至今。而且现在还开去了纽约。


▲1998年。成都东风电影院门口的背篼串串。By刘陈平


1985年刘震在《处女地》杂志第一期发了一篇《杨百万》,这样描述当年的成都青年路:


成都市中心的青年路,是经营日用百货的个体户市场。在这里,多少顾客买到了自己喜爱的商品;多少待业青年找到了职业;多少个体户由穷变富,由小变大……


“杨百万”不是青年,他是被时代耽误的商业老人。


“杨百万”本名杨义安,广汉三水镇人,青年路创业时期,已过花甲。


报告文学写到,1980年,“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与老伴刘淑琼蹬着一辆三轮车在青年路摆起了地摊。”


他的儿子杨祖伟回忆,父亲杨义安当时很激动对他说,“政策放宽了,可以做生意了。”


“儿子,我们有机会了。”


经商之于杨义安并非现学,1949年之前他就是商人。


他十几岁就到广汉县城德昌百货店当学徒,人很勤快,无论生意上的活计或老板的家务活都抢着干,而且经常琢磨如何把生意做红火。


他研究业务达到入迷的程度。有年冬天,为了了解一个穿着时髦的丝光袜的女顾客,知道她在哪里买的袜子,他不得不跟踪对方,在街上一脚踩空,跌进了粪凼但终于得知那是上海产的“工”字牌,高兴得不得了,随即到成都为店里进了一批工字牌丝光袜,十分畅销。他却因此害了一场寒病,脸和手指、脚趾都脱皮、发白。


学徒期满,杨义安在亲戚资助下自己开了一家永昌百货店,后来又跑宝鸡、西安、郑州等地做行商,两头经营川内外的缺俏货,后来又兼做金银生意,到大时代变化时,生意已做得相当可以。


▲当年的汽配一条街,广告牌如林。By刘陈平


五十年代杨义安做过一家商行的经纪人,代理过新太隆百货商店的经理,还成为一个酒精厂的股东。一九五六年作为职员参加公私合营。一九五七年以后,他炼过铁、喂过猪,在东城区蔬菜公司的小店跑过运输,卖过饮食,当过锻工,最后在中新街汽配组退职。


在一个如此低的新起点背后,迥异于别人的是他几十年的练达。


开始,杨义安没敢存多大奢望,每天辛辛苦苦早出晚归,卖掉几件衣服回或小零碎,赚头仅够全家生活。


后来使他生意大翻梢的,是自产自销彩色尼龙蚊帐。


▲90年代,新华公园附近路上洗车的“新行业”。By刘陈平


当时彩色尼龙蚊帐还是个稀奇东西。此前几年,只有—些云南知青从缅甸边境捎回成都,但未普及。八十年代初,成都一些大商场开始经营,价格昂贵,仍得到消费者赏识。


杨义安—家敏锐地预见到彩色尼龙蚊帐即将成为新潮流行商品,便打起了自产自销的主意。


杨义安到人民商场、总府街等处看样式,买样品,又根据顾客意见,自己画图案、尺寸,叫老伴和女儿裁、缝,将蚊帐方顶改为圆顶,大受顾客欢迎,一床蚊帐能盈利十多元。有的顾客主动交订金,生怕买不到。


杨义安正待扩大经营,原料却卡了壳。正如看样品时被国营商店的营业员认出是青年路的“串串”而遭拒绝一样,百货公司批发部也因他是个体户不卖给他尼龙纱。杨义安跑遍成都,一无所获。


他正待去云南或下广州进尼龙纱,打听到邛崃县二轻局进口了一批日本尼龙纱,正愁销不出去,杨义安闻讯高兴得一夜没合眼。他第二天顾不上吃上饭就赶车奔去邛崃,好说歹说,签下分期运货、分期付款的合同,交了两千元押金,将那批价值二三十万元的尼龙纱全部吃了下来。杨义安卖一批蚊帐进一批货,进入良性循环,生意格夕红火。那批货让他足足自产自销了十四个月,营业额突破百万元,向银行存入26万元巨款,在青年路的新富中首屈一指。


1980年代,去银行存26万的成都人,而且是个人,不是单位——银行职员已经傻了吧。


▲1993年,春熙路上一家火锅城的广告艺术。放在当下,仍然是前卫的。By刘陈平


“杨百万”的大号传开了,称道者有之,眼红乃至嫉恨者亦有之。树大招风,流言不断。直到他在青年路上重新露面,给了疑虑者“定心汤圆”吃,青年路上摊贩立刻增多。


这里90后可能读不懂。这样说吧,当时其实还没有工商所,叫“打击投机倒把办”。


经商一度涉嫌违法啊,童子们。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中旬,“百万蚊帐商店”在青年路正式开张,这是青年路个体群体中的第一个金字招牌,“杨百万”的名声越传越响。


“杨百万”神话,对人们的影响、冲击比后来的亿万富翁还要大。


他给成都人思想、情绪、心理、观念的摇撼,无异于一场强烈地震,迅速强化(注:或说复原)了成都人的商业意识。


我们想说的是,看看狮子楼在2015年之后的变通和发展,你就知道一个商人如何在时代中变化。


当时几十道菜品,30元以上的只有三道菜,最便宜的素菜只要2元钱。“过去人均消费要150至200元,现在只需要50至60元。”


一度“狮子楼”也取了下来,变成“大同味”。


现在,狮子楼三个大字,又再度出现在二环那里。



杨百万走上青年路的1980年,刘永行也摆起了地摊。


当然,他比杨义安要年轻得多,当时只有32岁。


1978年恢复高考时,刘永行已是一个两岁孩子的父亲。他翻出教科书,挑灯夜战了两个月。没有想到,刘永行竟然一不小心考了新津县理科第一,进入成都师范数学系学习。


但是,出来工作之后,他仍然要面对现实的生活问题。


1980年,为了满足儿子“过年能够吃肉”的愿望,刘永行摆出了地摊——他的地摊不是卖东西,而是技术型的——专门修理电器。当时的电器,也就主要是收音机。


十几天就赚到了300元。


那个年代300块相当于普通公务员几个月的工资。


▲店面装修仍坚持营业的90年代成都商铺 。By刘陈平


1982年8月,四兄弟(刘永言,刘永行,刘永美(陈育新),刘永好)召开家庭会议,一致决定辞职做生意。


兄弟们卖掉手表、自行车、收音机等等家当,凑了1000块之后准备大干一场,从养殖业开始。


在1983年底,孵出的小鸡、小鹌鹑共6万只,还有了11个客户,成绩喜人。


1984年的一天,资阳县的一个养殖专业户给他们下了10万只小鸡的订单。


这笔订单带来的不是好事,而是一场灾难。四兄弟借一大笔钱买种蛋,孵化2万只小鸡运送给对方,不久就收到消息,对方跑路了。后来才知道,2万只小鸡运输中就闷死了一半,另一半因为养殖场着火都被烧死了。


兄弟四人陷入了绝境。不过最终他们还是决定面对困难。大家决定将8万个鸡蛋搬到城里去卖,8万个鸡蛋四个人卖,难度可想而知,但他们完成了。


1985年,刘氏兄弟在成都青石桥的批发总店每天能卖出约300万个鹌鹑蛋。两年后,刘永好将10万只鹌鹑宰杀,进入猪饲料行业。


兄弟四人协力,先后养鹌鹑,卖饲料,楞把“希望”饲料做成销量全国第一。1993年,四人平分股权,分头发展,刘永行掌控东北地区,成立东方希望,并在山东投资建设10家饲料厂。


后来的故事,无需在这里多说了。


▲90年代,北门大桥,三轮车夫将模特搬进商铺。By刘陈平


杨百万一将功成,此后十年,成都掀起了三次全民经商热潮。


1984年至1986年,主题为“离职”。


邓鸿就在这一波大潮中宣告出山。


上文我们说过,此前经商还是“没有办法”的选择,经商对当事人是生计所迫。


而到1984年前后,一批新的经商者产生了。所谓新主要是指他们的背景和素质。他们或者错过了大学或不屑于读大学,都有职业,但职业大多非个人所愿。


他们热烈地拥抱这个可摆脱现职人身依附关系的机会。


出生军人家庭的邓鸿,1985年底已是正营级干部,此时领导正要提拔他,但他选择转业。身边的人对于他的选择都觉得不可思议。邓鸿后来曾说,“不喜欢束缚。”


转业后,邓鸿做过很多行当。小时候学过国画,他最初是以给人画路牌广告为生。


▲2019年邓鸿在微信朋友圈还发过这张照片。1986年11月,他和罗伦健、王发林一起搭起竹架子,画的这张巨幅宣传画。


在没有打印的时代,画画其实很来钱,这张大幅海报一共收了3000元。


之后,邓鸿又开始在成都青年路“卖吼货”——站在地摊旁边,一边用手甩着牛仔裤,一边高声叫卖。


成都商业风气之先,开拓新潮流的是青年路摊区的崛起。


青年路成气候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有—定关系关系。成都市区的实际中心点在提督街的文化宫,青年路平行于文化宫以南近―华里,正好位于成都最繁华的文化宫、盐市口、春熙路金三角之间,而且背倚热闹的东大街,西口正对盐市口成都最大的百货店人民商场。


青年路宽不过二十米,长不到一华里,周围的小街相对僻静,恰好留出了自我发展的余地。约从1980年起,一些人自发地在这里以街为市摆地摊,贩卖各种日用百货。


这是经营方式上的一场革命。在此以前,只有贩卖农副产品的自由市场如此经营,人们买日用工业品都得进商店看营业员脸色,价钱均由商家决定,不可议价,也不能仔细挑选,每次请营业员从货架柜台取拿一次商品,都有劳驾对方的感觉,顾客拘束、心理压力大,已经习惯了花钱买罪受。


到1983/1984年,青年路的名气已传播到全国,与武汉的汉正街、广州的高第街一样驰名远近,盖过了素有成都的王府井、南京路之称的春熙路。从早到晚市声鼎沸,即使走马观花转一遍也要半天时间。


机遇,就在日常之中。


1988年底的一天,邓鸿经过繁华的春熙路,他看到街口的亨得利钟表店(当时在春熙路北口,就是现在很多人照相的群塑像附近)贴了一张告示,要招标装修公司,预算60万元。这是成都当时客流量最大的一家商店,从没做过装修的邓鸿立即主动上门应标。


他称自己不收分文,垫款给亨得利做装修,还免费帮后者出租二楼库房。这样的好事自然吸引了对方的兴趣。邓鸿免费的条件是:亨得利在一楼给他一块一百多平米的铺位开店,不收租金。对方同意了这一方案。


邓鸿迅速成立了一家装修公司,在报纸打广告称,优惠出租亨得利摊位。“都是一米一米出租。”叶鹏介绍。常年在成都青年路与春熙路的地摊主们,纷纷搬至亨得利摆柜台。由于有优惠政策,很多摊主都季付、半年付,甚至年付租金。同时,邓鸿还出租了二楼墙面广告位。


邓鸿迅速收到大量预付租金。他用这笔现金完成了店面装修,付完二楼出租底价之后,仍有不菲结余。他随即从广州进了一批服装,开了一家女性高档服装店,店名叫“红房子”。这是成都第一家女性高档服装专卖店,生意火爆。


老友叶鹏曾认为,这是邓鸿的转折点。


这段“摆摊摊”的经历,是邓鸿最得意事之一,他常常会讲给身边人听。


他对这座城市的眼光,有同样的独到。


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他在沙湾会展之后,又在21世纪初相中了当时尚是荒芜之地的世纪城会展之地。


邓鸿的多个项目择址,几乎让人想起了1940年代太平洋战争时美军的“跳岛战术”。从沙湾到高新,再到江口水镇,时间总是证明了他的犀利眼光。


▲远处的环球中心,世界最大单体建筑。背后隐有一个曾在春熙路摆摊的商人。By 木鱼


张勇很勇。


去年8月29日,福布斯发布了2019年新加坡富豪50强排行榜,海底捞老板张勇以138亿美元(约合989亿元)身家,击败位居榜首10年的远东机构黄志祥和黄志达兄弟,成为新加坡首富。


1971年,张勇出生于简阳。初中成绩一般,加上家里生活困难,就在父母的安排下进了一所保证分配工作的技工学校学电焊,最高学历是中专。


和同时期出生的商界大佬相比,张勇只能用“没背景、没学历”来形容。


所以他的选择特别简单——1994年的夏天,他脱掉了电焊工人的工作服,拉了4张桌子,在街头摆起了麻辣烫小摊。


张勇后来说自己不爱吃火锅,因为过去摆地摊的时候,每天忙到凌晨后都吃别人剩下的火锅。


▲1998年,在展览馆二楼开户的人排班站队。当年这里有信托、国泰、华夏等几家证券交易公司。By刘陈平


在内部培训中,他曾经讲起过小时候附近一个邻居摆摊的故事。


细节这里不说了,总之,艰辛到残忍。


他甚至对艰辛直言不讳。尽管很多人说张勇很温馨,他也直白地说过,“(公司的)家文化本身是他们的想象,是媒体、(黄铁鹰)教授还有我们员工自己想象的”。


摆摊是个街头的营生,但发展到现在,张勇还在脚踏实地。


▲2015年8月的《中国企业家》杂志封面。


海底捞仍旧是餐饮业一个“现象级公司”,张勇还得继续为海底捞筹谋。


“我怕风停,我就摔死了。”


5年前《中国企业家》杂志写道,他说这话的时候,有点悲壮。


5年后,入籍新加坡并成为首富的张勇,“悲壮”风马牛不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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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他们的故事,你想说什么?

请留言


附录:这些大佬都练过摊


一批如今我们耳熟能详的企业家,当年也曾是摊主。


柳传志


1980年代,柳传志拿着中科院计算机所给的20万开办经费“不知道去干什么”。


于是,包括柳传志在内的所有员工都当过“倒爷”、“板爷”,在中关村拉平板车去卖运动服装、电子表、旱冰鞋、电冰箱。


宗庆后&任正非


1987年,宗庆后和两位退休教师组成了一个校办企业经销部,主要给附近的学校送文具、棒冰等,当时已经42岁的他开始蹬三轮车送校簿、卖冰棍。在送货途中宗庆后发现很多家长烦恼学生营养问题,一年之后他带头做出了一款儿童营养液叫“哇哈哈”。


同一年,因为损失200万元物资而被南油集团开除的任正非,拉着5个朋友众筹了2万元成立了华为,先后卖过保健品、减肥药、火灾报警器等,在有了“第一桶金”之后开始代理香港的交换机,正式进入了通信行业。


陶华碧


20岁那年,出生于贵州遵义某偏僻山村的陶华碧(原名陶春梅)结婚,之后陆续生下了两个儿子。没过多少年,丈夫离世,留下她和两个儿子。由于从小没上过学,目不识丁的她为了生存,开始以卖米豆腐(贵州当地的凉粉)维持母子三人的生活。


当时为了制作米豆腐,在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她得赶最早的一班车到5公里以外的油榨街采买。可当年车少人多,她经常因为背篼占地方而被司机制止上车。直性子的陶华碧有时还会跟他正面杠上几句。每次采购完都得背着差不多100斤的东西回龙洞堡。


1989年,她在龙洞堡贵阳公安干校的门口靠拾砖头搭起了一个棚子,取名“实惠饭店”(其实也就是个小摊),专门卖米豆腐和凉面。周边学校的学生和一些开车路过的司机经常光顾,其中,她亲自制作的免费提供的豆豉辣酱、香辣菜、酸菜等调味咸菜备受欢迎,甚至很多人是特地来吃咸菜的,还有人吃不够想出钱买走。


就这样,米豆腐生意越做越差,辣酱咸菜喧宾夺主上了经营C位。后来她便办起了食品厂生产“老干妈”。


马云


1992年,马云是杭州电子工业学院的青年教师,28岁,工作4年,每个月的工资不到100元。在辞职之前,马云便开始了创业,当时在杭州,需要翻译的人很多,然而偌大的杭州城却没有一家翻译机构,身为英语教师的马云看到这种情况,决定利用自己教英语的优势来创办一个翻译社。1994年,杭州第一家正式在工商局注册的翻译公司——海博翻译社成立了。


当时经营举步维艰,翻译社一个月的营业额是200多块钱,可光房租就要700元。第一年实在不行了,马云就背着口袋到义乌、广州去进货,卖礼品、包鲜花,甚至还有内衣和袜子。用这些钱养了翻译社3年,才开始收支平衡。


蔡文胜


创办美图秀秀的蔡文胜,1985年和中学同班同学姜盈谦各自找家里借了500块钱,一起在石狮大仑街摆地摊,“我还记得那时候卖的是计算器、傻瓜相机、化妆粉饼,有时一天能赚百来块钱。赚了钱我们就去买万宝路,要知道当时年轻人都是按根买香烟的,而我们一买就是一包。”两年后蔡文胜赚了点钱,先给自己买了一条金项链。


周鸿祎


1988年,刚进西安交通大学没多久的周鸿祎,和同学打架生活费被抢走,不得已只能去学校门口摆地摊,卖用过的高考参考书。就在摆摊的时候,周鸿祎发现有人用电脑算命很赚钱,于是自己也编了个小程序,然后叫了两个同学,到电影院门口摆起个小摊,写上“电脑算命”。生意不错,这让他挣了好几百块。


罗永浩


1990年,因为“厌学”高二就早早退学的罗永浩,摆起了旧书摊,还曾以短期旅游身份去韩国销售中国壮阳药及其他补品,倒卖过走私车。有了这段丰富的经历后他去过传销公司给学员上课,为后来的直播带货埋下了“伏笔”。


此外,包括京东创始人刘强东,早年在中关村摆地摊卖光盘;新奥集团创始人王玉锁,早年曾摆地摊卖过啤酒、葵花籽等,甚至还卖过女式内衣;收藏界传奇人物刘益谦,早年开过出租车,在上海城隍庙摆过地摊等等。

(综合整理)


资料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 黄剑

杨百万,刘震 《处女地》杂志1985年第一期

水漾成都三千年 李政

其他细节 一一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