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ECD国家的早期教育和保育怎么做？

2001、2006、2012年，2015年OECD发布了4份强壮开端（Starting Strong）报告，总结30余个国家早期教育和保育经验。几乎所有经合组织国家，对于3岁至义务教育年龄的儿童都有一套课程或学习标准，许多国家为结构性指标设定了最低标准。但是早期教育与保育年龄段覆盖在0-7岁之间，中国是0-6岁。参考国际上的国别例证和最佳实践可以中国的早期教育和保育的规范和标准提供信息。比如我们说一个幼儿园好，可能指标很难量化，但是当我们说一个早教中心、托育中心、幼儿园不好的时候，它差在哪里？OECD的发现：质量较低的服务提供机构中的儿童，更容易出现语言、社会性与发展方面的问题。而进行补救性的教育干预，花费更多，收效也更为有限。

一、0-6岁早期教育和保育的意义

0-6岁早期教育和保育的核心工作是：儿童幸福感、早期发展与学习。目前的趋势是打破年龄界限，致力于一体化的服务，如北欧国家瑞典、挪威均有尝试，而中国也有一些托幼一体化的呼声。

学习离不开课程。课程就是教什么和怎么教，目标一般包括：学习如何做人（自信与自我欣赏）；学习如何做事（实验、游戏与群体互动）；学习如何学习（具体的教学目标）；学习如何共存（尊重差异性与民主化的价值观）。

从经济学角度上，早期教育和保育的投资回报在人的一生中是最高的。

从具体社会效应看，早期教育和保育在以下方面具有明显的意义：

• 提高儿童的生活质量与学习能力，为终身学习打下基础
• 促进儿童发展更公平，
• 消除贫困增强社会的代际流动，减少阶层固化
• 让女性劳动者获得更多劳动机会
• 提高生育率
• 提升整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

二、0-6岁儿童的关键学习领域

尽管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标准、内容，但是基本都围绕着以下核心能力图谱展开，

• 读写能力
• 数学能力
• 信息与通讯技术
• 科学
• 美术和音乐
• 身体与健康
• 游戏

除此之外，其他领域还可能包括：实用技能、户外活动、健康与幸福感、社会科学、宗教、外语、学习方法、宗教、道德与公民意识等。

早期大脑发展有着不同的敏感阶段，但总体来看在生命的头四年，对学习是最敏感的。具体见下图：

在具体的0-6岁早期教育中，目前有两种主流的方式，一种是主动学习，一种是被动学习，从儿童的视角来看：儿童发起的学习，具有长远的意义；教师教授为主的学习，通过直接教学开展的高质量学业课程在短期内对儿童的智商分数、读写能力与数学能力具有积极的影响。二者需要结合起来，不可偏废。

三、数据监测的7项目标

OECD的四份报告是数据监测研究，中国话的语境下叫督导。我们一直说用数据治理，用数据决策。具体而言，数据系统和监测本身越精确，就越能通过数据来促进儿童的良好发展；和社会建立双向沟通，增加信任和信心。

• 儿童的发展：儿童是核心，但是这个监测最重要也最难办。
• 工作人员的表现。这个受限于工具和手段，也相对困难。这也是大运在2014年率先开始幼师胜任力应用的起因。
• 服务的质量；这个弹性较大，包括结构性质量，过程性质量，结果性质量，也相对很难监测。
• 规章制度的遵守情况
• 课程设置和实施
• 父母的满意度：家长满意度调查从无（挪威）、每年1-2次（瑞典）、每两年（丹麦）、每三年（韩国）均有。一般而言，家长对不同的服务的质量并不完全了解；但父母参与到早期教育与保育机构服务中，可以提升孩子的各种成就和适应能力。因此OECD建议：可以吸引家长参与评估机构质量，同时把家长参与度/家园共育作为质量标准之一；改变运营时间，如韩国提供中央财政资金支持的延时服务，家长满意度从2009年的58%提升到了2010年的97%。
• 工作人员的后勤保障和工作条件：研究发现，低工资导致儿童发展的低质量，非现金奖励带来更好的工作满意度和更好的过程质量，提升从业人员的社会地位和专业认同感。园长干啥？是为员工创造舒适工作条件的关键要素。这个和我们的直观感受一致，但是不同的是，OECD更强调实证和数据。

基于以上7点，OECD基于经典的管理学工具，提出了早期教育和保育监测执行的SMATT原则：SMARTT，具体的（Specific）、可测量的（Measurable）、可实现的（Achievable）、实际的（Realistic）、及时的（Timely）、遵守时限的（Time-bound）。

四、哪些指标是至关重要的？

OECD认为，0-6岁的早期教育和保育应该有一个国家托底的最低标准，各地方在执行中有在此之上的弹性。而设定较高的最低标准，不仅是对儿童的投入，也是对整个社会未来的投资。

• 师生比和班级规模：增加经常性的、有意义的互动
• 员工资质水平和专门化的培训：丰富刺激的环境和高质量的教学是靠更高资质的员工产生的，教得好是说高质量的教学产生更好的学习效果。
• 从业人员资质是否需要更新或多长时间更新存在很大差异。以幼师为例，美国部分州是5年一更新，新西兰幼师和保育人员3年一更新，意大利、芬兰、德国则无需更新，而在加拿大的马尼托，家托儿童的看护人须每年更新。
• 员工薪资：降低流动率。员工流动率低的话，儿童关系更紧密，儿童行为更平静，更少侵略性，语言发展也更好；薪资较低的员工更容易兼顾第二职业，由于疲劳和精力投入少了，影响本职工作的表现。
• 项目的持续性：如韩国的NUR课程，把分散的幼儿园课程和幼儿保育课程合二为一，并且与小学一二年级课程衔接。西班牙为0-6岁儿童制定了一个统一的课程框架，但是对于0-3岁的公共责任范围，不同国家执行的也不一样。
• 协调、连贯的课程：用简单和共通的语言编写课程，让员工和家长看得懂
• 环境的设计、布局和空间
• 员工性别与多样性：性别、民族、种族、移民等；在多元社会里，平衡多方不同的期望。

不同国家的数据差异较大，下面给出OECD基于20余个国家和地区统计的平均值：

幼儿园师生比1:18，日托中心师生比1:7,

幼儿园生均：室内面积2.9平米，户外7平米；日托中心生均：室内面积3.6平米；户外8.9平米；

女性从业者占比95%或更高，但墨西哥是个例外，男性占了17%。学前从业者平均年龄是40岁。

幼儿园流动率17.7%，日托中心是15.4%。

五、0-6岁早期教育和保育监测工具和应用场景

一般而言，常用的包括以下几种：

• 访谈
• 观察
• 标准化测试
• 监察
• 量表
• 档案
• 自我评估
• 问卷

对监测信息的应用则主要在于决策、反思和改善，OECD给出按优先级排序的以下应用场景

• 向员工提供技术协助
• 教师专业发展
• 纠错或处罚
• 改变政策
• 对课程的调整
• 向员工提供辅导
• 资金决策

六、如何管理私立服务机构

目前看，世界范围内的0-6岁儿童早期教育和保育都是以公共服务为主，成本分摊包括政府、家庭、社区等。私立服务机构没有超过50%，但绝对数量上并不少占据了一定的数量。对于私立服务机构的管理，OECD基于一些国家的最佳实践提出了几点建议

• 细化私立与公立机构的不同标准
• 通过公共资金引导私立机构
• 做出结构性或财政方面的激励，建立调节市场准入、监测、惩罚机制：

韩国儿童保育认证委员会是一家国家级机构，向达到质量标准的儿童日托中心发放官方认证牌匾，以示肯定。此外，韩国政府推出了全日制幼儿园课外活动项目推荐系统，目的是使课外活动项目的课程与正规幼儿园项目的课程更协调一致。重点包括4个领域：文化艺术、科学与创造性、日常体能教育、语言发展。

比利时的部分地区，不给不使用有执照日托看护人的家长免税和儿童保育补贴，这可以确保私营家托看护人有执照，遵守公共权威部门的规定。

• 建立信息披露制度，帮助家长在充分知情的条件下做出选择：澳大利亚My Child 项目，新加坡Spark项目。中国也在逐渐建立黑白名单制度，将合规的幼儿园和培训机构在媒体公示。

一个负面案例：澳大利亚ABC集团成立于1998年的0-5岁延时儿童日托中心，2008年市场占有率25%，但随后陷入困难，政府出面干预。这个例子说明，早期教育和托育具有公共服务的属性，一旦大规模的市场化和资本化，可能存在系统性的风险，这是2018年底《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禁止幼儿园打包上市的主要原因。

七、家庭学习环境有什么用？

根据一项实验，在儿童10-36个月期间：亲子互动低的孩子在长大后，认知技能测试得分低。

亲子阅读被广泛证明有效。

一个有效的家庭学习环境还有其他好处，这些好处，不光是儿童受益，大人也同样受益：

• 感觉更安全，大人和小孩的生活幸福感提升。
• 家长增加了自信；
• 改善孩子的教育效果；
• 减少了对公共援助的依赖。

因此，家长的参与程度可以作为优质早期教育与保育服务的标志。这次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期间，我们完成了一场大规模的教育试验，可以预判，未来早期教育与保育形态有望三分天下：1、机构里完成规模化、标准化的工作；2、在线化完成个性化的工作；校外教育，可以完成兴趣的其他一些工作。为了应对中国独特的独生子女家庭结构，一个在线的4-6个人成长共同体小组是可以尝试并被在小范围内证明成功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