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发达国家因大量进口疫苗而被批评为“疫苗民族主义”，但若从这些国家的疫情严重程度来看，它们希望尽快让国民接种疫苗的举措合乎情理。
新加坡国立大学医院传染病科高级顾问医生戴尔·弗斯尔（Dale Fisher）指出，发达国家如果在控制好疫情的情况下大量抢先进口疫苗，难免会引来批评，指疫苗应先送往疫情较严峻的国家。
但在冠病疫情中，亚洲和非洲国家取得了比美国、加拿大、西欧、东欧和中东国家好的防疫表现。
弗斯尔说：“吊诡的是，疫情种族主义现在显得合情合理……我们避免了没病的富国给自己注射疫苗，却牺牲多病、较贫困国家利益的尴尬局面。”
美国学者戴蒙教授指出，冠病凸显了各国合作的重要，但国际合作不应仅局限于抗疫，而应该放眼更长期、后果更严峻的挑战，如气候变化、全球资源耗竭和不平等现象。
戴蒙说，以冠病2％的死亡率推算，冠病最严重的情况下将夺走1.5亿人的性命，但上述危机危害的是地球上所有人。冠病之所以比起其他课题更成功迫使各国合作，是因为气候变化等长期危机的致命性伤害要更多时间才显现。
“冠病虽然是场悲剧，但它也带给我们希望……也许全世界在意识到冠病是讲求全球合作的全球问题的同时，也终将采取行动处理气候变化、资源耗竭和不平等现象等庞大的全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