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教学的工作。
除了给新加坡官员上课以外，我也有幸接触来自世界各地的官员，向他们介绍新加坡的发展经验和公共服务。
在众多的外国官员中，对新加坡的体制最了解的可以算是中国的官员了。毕竟，中新交往频繁，而新加坡的治理模式也让中国兴趣盎然，国内也有不少学者与专家写了大量关于新加坡的文献，许多中国官员对新加坡的体制或多或少已经有一些基本的认识。
作为老师，我最享受的过程不是在授课，而是聆听与回答官员的种种提问。我很快就发现在众多的问题中，最让中国官员感兴趣的是，新加坡的社区为什么是由义工管理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机制使得义工为主的社区管理模式得以持续运行近60载？新加坡的义工为什么愿意奉献时间和资源？做义工到底能获得什么好处？新加坡的居委会到底和中国的居委会有什么相似和不同之处？一次又一次的提问让我逐渐的意识到新加坡的社区管理经验中还有许多未曾被挖掘的信息，在中国境内也比较少学者深入的研究这个知识领域。正是这个知识的缺口激发了我对深入研究新加坡社区管理最初的兴趣。
▲2008年天津民政局考察新加坡社区组织，在我的住家附近的居委会留影
▲天津团组与社区义工和新加坡国会议员兼基层组织顾问留影
▲团组参观建于组屋区中的居民委员会
在一次翻查旧文档时，李光耀先生在1978年说的一句话映入眼帘：
“如果我们把建筑物，道路和运动场想象成骨骼结构或骨骼框架，住在里面的人民为肌肉，那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完整的神经网络，有着相互关联和相互联系到一个中央神经系统。这样的神经系统会提供给我们的感官知觉，将快乐或痛苦，热或冷，和睦与宁静，或张力或喧闹的信号传输到中枢神经系统，在经大脑中审阅后，采取必须的调整与改变，发出信号以使得生活更加富有效率。若没有中枢神经系统，人的肉体将会是毫无活力，无法像肌肉那样有反映。凭借一个完整和能够调的神经网络，人体的肌肉就会照顾好整个身体。基层组织网络是新加坡政治身体中重要的神经系统。”
新加坡的社区网络是他一手搭建的，背后的原因从这句话中显而易见。这也是为什么新加坡社区管理模式值得研究的核心原因。正是这一句话，让我决心对这个冷门的课题开始深度挖掘。我从旧文献中有许多意外的收获，也加入了我们社区居委会义工的行列。从简单的想了解新加坡社区组织的运作体系与运行机制，研究过程中我收获了对新加坡基层治理的全新视角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微妙互动关系。原本只是一堂课的内容，却变成了一本书，整个过程我体验了挖掘旧文献与写作的苦与乐。
▲新加坡开国总理李光耀
新加坡到底拥有怎样的社会？1962年年底开始，李光耀先生用了两年的时间走遍新加坡51个选区，这一次“下乡”的体验奠定了日后新加坡社区建设的轮廓与政策。（照片来源：旧人民协会刊物）
1964年新加坡迎来第一批社区义工- 联络所管理委员会，成员是从1962年总理下乡访问欢迎委员会中挑选。（照片来源：旧报章）
2017年8月我的处女作《国家与社会的协作共生-新加坡居委会发展模式》问世，本书主要目的是通过另外一个视角考察新加坡基层治理，希望跳出以往对新加坡发展经验的固化认知与观点。新加坡国家机器强大，行政体系健全，社区管理却选择了居民自治的模式。 这个模式是否成功的提供了孕育强社会的要素，把新加坡的社会变得富有活力和自主性？
当年建在农村的民众联络所提供人民一个聚集的场地看电视。政府从60年代就提倡：“民有、民享、民治”的联络所。（照片来源：旧报章）通过旧政府文档、国会记录等资料和新加坡社区组织发展的实践经验中，本书希望提供对新加坡社会发展另一个截面的观点：国家对社会的影响不是绝对而单向的，国家影响社会，而社会也在不断地影响国家,新加坡也是如此,这种相互影响发生在新加坡历史的不同阶段。在新加坡，国家并非全能或能力全面，对社会的全面控制也非理所当然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动态的，是双向的，是共生的。国家强改变社会，社会强也会影响国家，国家与社会是不可分割的二元体。新加坡在“强国家”模式的建立和推行中，社会并没有被弱化，而是建立起了一套能在社会与国家之间实现良性合作的机制，而从社区居委会的运作就能看到这个机制的运行。因此，我选择了基层细胞组织——居委会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居委会的发展来透视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演变，并探究其背后的影响因素。
如今的新加坡社区基层组织成为了凝聚国人、宗族和谐的核心纽带也是社会动员的主要机制。（照片来源：人民协会网站）
通过居委会的运作国家可以进行社会动员，贯彻国家意识与认同感，并实现政府管理目标。与此同时，居委会也是协商、合作、参与政治的平台。通过居委会的作用，建立了国家与社会协同合作的社区治理模式，使政府管理更加高效，使社会力量变得更富政治性和自主性，这也是新加坡社会治理模式的重要内容。
在访谈中，一位资深的居委会主席巧妙用”互相抓背”来形容基层义工与区议员的关系。居委会的发展与运作能够反映新加坡国家-社会之间如何由对立的态势，演变成一个相互依赖的合作关系，这一转变促进了社会的良好发展，也形成了有效的社区治理体系。在新加坡，权能强大的国家没有形成极端的权力垄断和对社会的压迫，而逐渐自主的社会也没有削弱国家的地位或导致社会阶层分歧，而是呈现出国家与社会合作的面貌。
▲《国家与社会的协作共生——新加坡居委会发展模式》
傅琼花著
“在认真阅读本书书稿之后，我学到了很多，并相信，该书会对中国党政干部和相关研究学者深具启发意义。本书作者傅琼花博士出生成长在新加坡，又作为外交官在中国工作多年，并在结束外交官生涯之后，承担起向中国党政干部讲解新加坡经验的工作。带着讲课任务，她反转身来系统探究新加坡的制度与政策、经验与教训，又将这些探究所得讲述给中国党政干部听。在此基础之上，她所讲的新加坡故事，自然会讲起来有血有肉，听起来津津有味。我曾将我的新加坡研究方式概括为“着手虽在狮城，着眼实在中国”。琼花博士的研究方式，也许与我相似相通。但是，由于自己对于新加坡的了解多属于纸上得来，而不是身体力行，所以，其着眼或勉强到位，其着手则难免乏力。与我不同的是，琼花博士因为既真切体认了新加坡，又深入了解了中国，她的这部向中国人讲述新加坡的著作，就能够既真真写出新加坡成功的亮点，又深深触及中国关注的热点。”购买资讯购买地点：中国各大图书网站：中国图书网、京东网等。若需要批量订购可联系复旦大学出版社编辑宋先生 songqili021@163.com。
作者傅琼花：
新加坡国立大学荣誉学士，上海大学社会学博士，新加坡前驻华外交官，欢迎关注公众号“琼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