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2日在新加坡大选结束之际，笔者到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行为科学高等研究院，参加一个由贝格鲁恩研究所（Berggruen Institute）主办的工作会议，讨论被称之为“后党治理”（Post-Party Governance）的政治问题。这个主题关乎目前世界选举民主所产生的问题及其未来的出路，和新加坡选举也密切相关。实际上，如果把刚刚过去的新加坡选举放到治理这个构架内来理解，更具现实意义。
会议并不大，只邀请了十几个学者和前政要参加，大家先就“后党治理”这个主题发言并给予充分讨论。参加者包括意大利前总理蒙蒂（Mario Monti）、美国企业家贝格鲁恩（Nicolas Berggruen）、资深媒体人加尔德（Nathan Gardes）、来自斯坦福大学的福山（Francis Fukuyama）、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马塞多（Stephen Macedo）、来自斯坦福大学的利瓦伊（Margaret Levi，她曾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来自中国清华大学的贝淡宁（Daniel Bell）和汪晖、北大的姚洋和复旦的白彤东。
之所以提出“后党治理”这个概念，主要是因为主办者认为，目前西方民主国家的治理（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都出现了大问题。在工业化时代，西方建立在多党政治之上的民主政治运作良好，主要社会经济阶层例如资本和劳动者都形成了自己的政党，并积极参与到国家的政治过程之中。民主治理运作良好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工业革命之后产生了庞大的中产阶层，各社会阶层尽管都有自己的政策偏好，但能够对关键的社会经济问题达成共识。
就其本质而言，民主政治便是共识政治。但是，随着西方社会利益高度分化，多党民主开始运作不良，往往形成政治僵局。政治僵局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恶化问题。换句话说，传统上政党是社会力量的整合手段，但现在已经演变成社会分化的工具。在非西方国家，建立在多党政治之上的治理问题，要比西方更为严峻，尽管多党，但并不能发展出民主政治；相反，一些国家已经演变成“失败国家”，更多的是处于“失败国家”的边缘。因此，现在正是一个关键的历史时期，要求人们认真研究如何通过引入超越党派或者非党派（non-partisan）的力量，来重构社会政治治理机制。
会议主办者相信，更为广泛、更为有效的社会参与，要求有效的非党派力量的调解。今天的世界，不管什么地方，社会的政治觉醒已经成为事实，各种社会力量都想通过各种管道参与和影响政治。在人人可以参与政治的情况下，就必然会产生更为分化的利益和社会群体。这就需要更强大的、非党派性的、去政治化的调解力量的产生，去促成党派和选民的短期利益与国家社会的长远利益之间、在党派和选民的特殊利益与国家社会的普遍利益之间作出妥协，至少达成最低限度的共识。
能否进行政治创新
不过，问题在于是否有可能进行政治创新，构建一种整合直接民主、代议民主和“去政治化”的贤能政治（meritocracy）的“后政党政治”（post-party politics）制度，从而在使得权力更具知识、民主的决策更具有长远利益考量的同时，促成执政党承担政治责任呢？围绕这些主题，会议对如下几个领域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第一、检讨今天的多党民主不良运作及其僵局的原因。第二、检讨历史上有关政党政治或者派系政治，是否有害于社会治理的各种争论，包括美国国父麦迪逊、马克思、列宁和意大利新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等对此都有过很多论述。他们的论点和当时的提醒甚至警告，迄今并未过时，需要重新反思。第三、非党治理（即那些不是建立在政党政治之上的制度机制）和一党独大制度、一党主导制度可持续治理的历史经验，这里包括中国（近代革命之前和改革开放以来）、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日本的自由民主党和瑞典社会民主党等。这些政党都长期执政，并且在致力于建设一个富有社会的同时，社会治理也非常有效。第四、讨论如何在制度上设计一个同时能够获得共识和有效反馈的非政党或者后政党制度。
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要参与者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刻的思考。会议对中国等国家的治理经验，表现出非常强烈的兴趣。
我自己在几年前出版的有关中国共产党的书中，提出了“组织化王权”的概念，论证了近代以来中国的政治转型的主题，就是实现了从传统建立在个人和家庭之上的王权，到建立在组织之上的“党权”。一党主导体制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因为这个政党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使得其通过继续转型来获取和维持新的合法性。这种包容和开放性使得其在吸收了包括民主、法治等要素的同时，不会演变成西方那样的政治体系。更为重要的是开放包容性能够保障有效的决策和政策执行，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汪晖认为，在过去的数十年里，在世界范围内，政党逐渐演变成为国党（state parties）。在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再是20世纪意义上的政党，而是一个国党。共产党不再是一个自主的组织，而是几乎完全被整合到国家的各种建制里面，在国家的建制里面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说，政党经历了一个“去政治化”的过程。这种“去政治化”的过程，一方面能够推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但也往往使得政党和社会力量分离开来。
姚洋讨论了中国“去利益化的政府”（disinterested government）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他认为，较之西方和非西方建立在多党政治的政府，中国政府更能促成包容性增长。在多党政治的情况下，各政党往往代表各种特殊利益，而不能考量其它利益。中国共产党则不是这样，它不是代表任何特殊的社会利益，而能考量到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利益。因此，即使一项改革会损害到一些社会群体的利益，只要对国家的长远利益有利，政府也是会照样去推进。
贝淡宁近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等东亚国家的贤能政治，并且比较东亚贤能政治和西方民主政治，看两者如何可以互相学习调适。他的著作在西方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他刚刚出版了《中国模式》（The China Model）一书，认为建立在“去政治化”之上的贤能政治政府，加上一些民主制度要素，使得中国的制度具有其自身的优势，有可能超越西方形式的选举民主，形成自己特色的制度。
福山在其近著《政治秩序及其政治衰败》（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一书，讨论了美国民主所面临的问题，认为随着社会群体越来越多元化及其规模的迅速扩大，建立在传统共识基础之上的决策效率一直在恶化。美国民主已经演变成“否决制度”（vetocracy），其中庞大的既得利益能够阻止有损于它们利益的任何变化。加州州长布朗（Jerry Brown）甚至认为，美国的政党只不过是“筹款机器”（fundraising machines）罢了。
变成单纯的分配政治
自其诞生以来，西方民主一直处于变化之中。今天，在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社会，政党政治给西方社会造成了越来越具有负面的影响。在政治方面，政党不仅不能整合社会力量，反而使得社会越来越分化。政党现在只代表狭隘的利益，不会也不想考量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在经济上，“一人一票”民主能够保证“一人拿一份”（社会福利），但不能保证“一人贡献一份”。而“一人贡献一份”才是“一人拿一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就是说，政党政治演变成单纯的分配政治，而非生产政治。如果引用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生前所说的话，民主政治已经变成了“福利拍卖会”。再者，在经济上，政党之间的互相否决，使得政府不能出台任何有效的政策来发展经济。在今天的西方，经济的恶化受损最大的就是中产阶级，中产阶层的规模越来越小。从前，庞大的中产阶级促成了政党之间的共识。但随着中产的变小，社会的分化，政党政治毫无共识可言。
如何应对和解决社会所面临的治理问题呢？与会者的一个共识是，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超越各党所代表的狭隘利益。正如白彤东所建议的，在政治体系中发展出一个超越所有利益之上的力量和组织，可能是有效的方法。不过，与会者也认为，各种制度之间尽管可以互相学习，但制度借鉴的空间并不是很大。人们可以设计很多理想的制度，但这些理想的制度可能永远难以实现。因此，各国也只能针对自己的国情来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在多党政治下，“后党政治”很难实现，因为已经是多党制了，就不可能改变成为一党主导或者一党独大的制度；再者，社会利益的高度分化也已经成为现实，而分化的利益不必然表达于政治过程之中。也就是说，无论哪里，政治不可避免，只能在承认政治前提下，制度设计才具有现实性。更为重要的是，人们需要考量自己的文化和政治传统，因为它具有一种天然的合法性，即容易得到本国老百姓的认知和接受。马塞多就特别指出美国国父所强调过的混合宪法的制度，其中的“民享政府”需要足够的分权和建立“非政治化”的制度，能够超越狭隘的社会阶级利益而考量到国家的普遍利益。利瓦伊也强调政党之外的市民社会的作用。她说，社会的政治参与要超越“投票”。如果“投票”不能超越自己的利益，也不能考量到其他人（社会群体）的利益，民主便会失败。根据她的研究，很多社会组织确实可以超越自身的利益。因此，所要考量的是什么样的条件能够促成利益的超越。在如何超越狭隘利益方面，意大利前总理蒙蒂根据其执政经验，认为组建大联盟（grand coalition）不失为有效的手段。
另一方面，对中国那样的一党主导的政治体系，或者日本和新加坡那样的一党独大政治体系，尽管执政党能够考量到社会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但也面临各种挑战，例如如何避免和社会利益脱节？如何不断调整自身而适应社会变化？如何在实现各阶层社会利益的基础上，维持一党主导或者一党独大？
如果说一党主导和一党独大的体制的优势在于政府的韧性，民主体制的优势在于社会力量的韧性。这两种体制之下的社会，都必须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建设治理制度。从目前的情况看，前一类社会的政府更有能力和可能促成治理制度的改善，因为这类社会毕竟存在着有效政府。后一类社会，尽管社会也在坚韧的生存和调节自身，但如果不能产生有效的政府，很难作治理制度的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