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旅居新加坡学者董玉振博士
在亚洲，很少有哪两个城市象香港和新加坡这样具有鲜明的特色而且又有着类似的特质。而且这两个明星城市也始终在进行着对比。这出“双城记”还将继续精彩地上演下去。
居民构成上看，都是华人占多数；历史和法律上看，都有英国殖民地经历和英国法律制度的继承；从市民文化上看，南粤民俗文化影响至深；产业结构上，都将金融、贸易、航运和航空枢纽作为重要产业方向；从政治上看，新加坡被马来西亚赶出来而被迫成为独立的国家，香港在“一国两制”制度下享有高度的自治。
但和新加坡相比，香港就显得太幸运了!
新加坡自1965年被马来西亚赶出联邦后，不得不面对如何生存的残酷现实问题，李光耀当时含泪而无奈地宣布新加坡的独立建国。由此，在经济上，失去了马来西亚这个市场腹地，失业率高达12%。在用水上，完全依赖马来西亚进口，面对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签署的供水合同，新加坡政府不得不做被断供及不被续约的风险控制，为此，新加坡投入巨额资金开发海水淡化、新生水，以及覆盖全岛70%土地面积的雨水收集体系和十多个蓄水池。
在土地资源上，六百多平方公里的狭小土地上没有任何资源的情况下，还要去实现居者有其屋，以及发展工商业以解决国民的就业，实现经济发展。从建国到现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新加坡政府不得不拿出庞大资金填海造地一百多平方公里。
新加坡地处马六甲海峡，这即给了新加坡发展航运业的区位优势，也使得新加坡处于一个重要的战略要冲而成为战略敏感区域；再加上紧靠周边种族和宗教问题敏感国家，新加坡不得不拿出巨大的财政预算（大概每年400亿港元以上）来发展和维持一支亚细安最现代化的军事力量。在人口规模制约的情况下，不得不实行强制兵役制度，要求每个新加坡男子在中学毕业后必须从军两年。这虽然是个锻炼的机会，但也是国家宝贵劳动力资源的占用。
新加坡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虽然拥有自由权利，但也意味着维持一个独立国家的巨大责任和负担。新加坡不得不维持一个完整的外交系统，包括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
李光耀在1997年还念叨“不排除和马来西亚合并的可能性”。由此可见，新加坡的独立中有多少的无奈，只有李光耀这种建国者才明白其中的酸甜苦辣。
那么香港又如何呢？
香港在经济上拥有中国内地的腹地可以凭靠，大量内地企业在香港设立分部，推动香港总部经济的繁荣。在金融业发展上，有内地的庞大融资市场，更有中央政府外汇储备的随时支援，香港也是中央政府外汇和黄金运作的主要平台。航运物流业上，内地的庞大货源确保香港成为世界十大货柜港口。在水供上，在广东本地用水都吃紧的情况下，东江水对香港的供水被当成一个必须无条件确保的政治任务（虽然香港花钱买，但用水成本比新加坡雨水收集和海水淡化的成本低得多。当然，新加坡和马来西亚1960年代以当时情况和价格签的供水合同不具有条件可比性）。香港完全不需要向中央政府缴税，不需要为国防开支分文的情况下，却可以接受解放军的全责任保护。在自己不需要支付外交开支的情况下，中国庞大的外交系统可以为香港民众提供全方位的外交领事支援。香港年轻人中学毕业后就可以立即进大学深造，或开始自己的事业，而他们的同龄新加坡人正在34度的赤道热带雨林里挥汗如雨地进行军训操练。
新加坡为发展旅游业，将大陆游客作为重要的旅游市场来开发，并提供中文旅游资料等方面的服务。但面对香港那潮涌似地内地游客，新加坡似乎只能羡慕，毕竟，空间的距离使得香港比新加坡更便利的利用了大陆天量的旅游市场。
李光耀为了华人社会的沟通便利，积极推动说华语（普通话），并呼吁华人少用方言，多用华语，而且紧跟中国大陆的脚步而使用简体字。这使得新加坡成为世界上唯一兼顾普通话和英文教育的城市（新加坡的中小学教育中，华人学生同时学习标准华语和英语），对新加坡成为国际中心城市意义重大。但香港在回归祖国后仍然坚守地区性语言的广东话，而放弃成为中英文双语教育枢纽的机会。而新加坡则将成为教育中心作为战略目标而欢迎来自各国的学生。
在两个城市的简单对比中，香港民众是否有生在福中不知福的嫌疑？大陆游客大量购买奶粉被香港人反感和限制？这在新加坡政府听来简直是天方夜谭，如果这些大陆客把新加坡超市里的奶粉全抢光，新加坡政府和民间都会乐观其成，反正在贸易自由化的今天，没有哪个奶粉生产国会对新加坡禁运，他们也绝对不会担心新加坡的婴儿没有奶粉喝。如果因此而让新加坡成为东亚奶粉贸易枢纽，那岂不是一件美事？当然，这种美事是轮不到新加坡的，因为没有香港的区位优势；但香港作为一个贸易中心却对这个贸易机会似乎完全排斥，将上门的客户往外赶，这真是一个异乎寻常的商业大都会。笔者由此担心的是，香港是否有类似于台湾过去20年民粹化的趋势？如是，那香港作为国际性枢纽城市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
香港年轻人要以非法瘫痪城市运作来追求民主吗？如果“占中”这样的行为发生在新加坡中央商业区乌节路（相当于铜锣湾）、中央办公区来福士坊（相当于中环）或牛车水（相当于旺角），那么新加坡政府只需要半分钟就可以做出决策：强力清场，并将主要组织者投进监狱，在经过法庭公诉审判后，让这些公然藐视法律和损害公共利益的狂徒不仅坐牢，还要面对可能倾家荡产的赔偿。至于那些煽风点火的媒体，看一下李光耀是如何对付那些知名媒体的就明白，香港这类媒体如果在新加坡将会遭遇的命运。
香港城市治理和社会管制并非完美无缺，世界上任何大都会都有自身的问题，但如果不能珍惜自己的优势条件，生在福中不知福，而是有病乱投医，以搞乱香港为代价来实现自己的治港理想，那未免有点轻率和不负责任。占中人似乎忽略了藐视法律下的民主诉求结果永远只能是无政府主义。新加坡近50年来成功的一大经验，就是在确保政局稳定的情况下，实现国家治理政策的一以贯之。新加坡民众在最近两次大选中将几位反对党送进国会，但无论反对党还是民众，都是在确保国家政局稳定的情况下表达诉求，而不是轻率地诉诸于激烈的政治运动。安居乐业的市民生活任何时候都比各种伟大的政治理念来得现实和重要，毕竟，任何伟大的政治诉求的根本目的还是为市民生活服务的。当然，它被一些政客利用来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则另当别论。
当然，和新加坡相比，香港有一个特殊的因素：他是迅速崛起的中国的一部分，而且受中央政府的掌控很弱。那些唯恐中国不乱，试图阻止中国崛起的外部力量，难免不利用如香港和台湾这样的地区，来达到他们的丑恶目的。香港是否能成为他们对付中国崛起的子弹，根本取决于香港市民的政治意识成熟度。
“双城记”这出戏最好不要有输家，而应在相互学习和借鉴中谋求共同的进步。首要的是两城居民必须对自己的城市有清晰的认识，并树立起公民责任意识。
（感谢旅居新加坡学者董玉振博士授权新加坡眼分享本文。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来源于http://blog.sina.com.cn/nanyangbook。作者为著名毛泽东及政经研究专家，出版人，城市及开发区发展战略、旅游及产业规划师；有两本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