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议长陈川仁近日在海南会馆165周年晚宴上，以主宾身份发表演讲，吁请海南会馆和琼州天后宫领导人相互妥协退让，认真寻找妥协方案，他还“自告奋勇“地表示有意充当调解人。
在这起拉扯多年的社团纠纷中，身为海南人的陈川仁事实上也在调解一事上碰过一次钉子。他这次的表态，勇气可嘉。
他在演讲中说，海南人的这场风波令人感到丢脸。
“唯一令人宽慰的是，海南人不是唯一闹纠纷的社群，但这绝对不是好事。”
他这句听来像是自我调侃的话，在坊间引起了不小的反弹，成为饭桌上的话题。
“身为政治人物，怎么可以这样说话！”
陈川仁“出师未捷”，已是一身红蚂蚁。
社团的争争吵吵，个中缘由不是外人所能完全理解。有关的族群人士无可奈何，也只能自叹丢脸。其实，类似事件在新加坡早有先例。
凤山寺与南安会馆的恩恩怨怨
位于莫哈默苏丹路（Mohamad Sultan Road）的凤山寺与南安会馆，是先有庙后有会馆。庙与会馆的关系也并非风平浪静，两者之间曾经有过纠纷，只不过它们之间的恩怨来得快，去得也快，也很快被人遗忘。
凤山寺在1978年被古迹保留局列为国家古迹。（联合早报）南安人在19世纪开始移民南洋的时候，带来了家乡南安的信仰，在1836年在丹绒巴葛一带设立凤山寺，供奉广泽尊王。至1907年，英国殖民政府征用凤山寺的所在地，给予搬迁赔偿。当时的凤山寺总理林云龙（即林路，抗日烈士林谋盛父亲）和几位南安族人负责选址，在现址重建凤山寺，历时5年完工。
南安族人接着在1927年正式成立新加坡南安会馆，南安人的宗教网络和乡亲网络终于结合在一起，凤山寺和南安会馆开始了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但在法律上，庙产谁属仍是个灰色地带。
1932年10月，当时的南安族群领袖，侯西反、王可术、林箕当、谢乌抐等人入禀高等法庭，起诉林金庆、蔡三重、林深泽等凤山寺领导。法官从历史文献、石碑勘查，终于判定凤山寺属全体新加坡南安人所有，并由华民政务司在1933年委任南安族群的社会领袖李光前为第一届信托委员会主席，其他六名委员包括产权纠纷的两派人士。
1936 ，南安闻人黄奕欢接替李光前，任凤山寺产业信托委员会主席，到了1973年，凤山寺的管理才正式由南安会馆执监委员接手，至90年代，凤山寺的账目进一步纳入会馆账目下，新加坡南安族人的寺庙和会馆终于完成了双结合的历史过程。
2019年4月8日，南安会馆会长陈奕福与署理会长梁佳吉清明节来到武吉布朗坟场，为凤山寺创办人梁壬癸墓地的修复工程进行谢土仪式。（联合早报）这起当年在华人社会中相当受关注的会馆与族人庙宇的产权纠纷和平结束，一时成为佳话。
今天会馆的纷争诉诸法庭，程序远比早期社会的程序复杂，耗时、耗力、耗资和消耗族群的凝聚力，有关族群大众摇头叹息，“不欲观之“。
南安会馆和凤山寺整合的历史中曾经的一段短暂纠纷，在今天仍值得华社重新温习一下。当年英殖民时代的华民政务司可以调解的事，今天的政治领袖想管又不敢管，敢管又不知如何管，对照历史，还真是一个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