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年，因为房价上涨、租房成本变高，经济环境等诸多因素等影响，很多国家的年轻人都搬回父母家里“啃老”了。
可是，有个国家反其道而行之，开始盛行独居趋势。
在新加坡，结婚前一直住在家里是很普遍的。2013年的数据估计，97%的15至34岁未婚人士都与父母同住。
01 27岁，离开父母独居
当艾伦决定搬出他在新加坡的家时，这位27岁、已经成为公务员年轻人仍然等了一个月的时间，才敢与父母提出这个话题。他担心他们不会理解，或者让他们心烦意乱。
艾伦家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地方。这个家庭住在一个三居室公寓里，离这个城市国家的中央商务区 (CBD) 不远。每天晚上桌上都有丰盛的晚餐，衣服也总有人替他洗好。他说：“我一辈子都和父母一起生活，所以我只是想体验一个人的感觉，你知道吗？”
虽然这种状况是由于根深蒂固的孝道观念推动形成的，但它也与政府对年轻人的住宿政策有关。截至2022年，超过 80%的新加坡人住在公共住房里，即由国家补贴的公寓“组屋”。大约90%居住在组屋的人都已经购买了所住的公寓。但至关重要的是，只有已婚的异性恋夫妇和35岁以上的单身人士才能购买这些公共住房公寓。
那些无法购买组屋的人可以通过私人房地产市场出租（或购买），但花费要高得多。Value Champio研究公司的计算表明，私营公寓每平方英尺的平均价格是组屋的三倍多。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教授蔡明发（Chua Beng Huat）博士说，住房成本限制了“大多数未婚的年轻人，他们只能与父母住在家里”。
现在，艾伦在新加坡东北部远离中央商务区的街区后港和两个朋友一起合租了一套公寓。越来越多的新加坡千禧一代和Z世代开始打破长期的文化规范。出于各种原因，他们认为独立的代价是值得的，并且积极出击。
02 需要“成长为成年人的真正空间”
近年来，新加坡以前主要限于外籍人士的租房文化，已经在当地人之中扎根。尽管租金价格上涨，但从2015年到2020年，35岁以下选择自己独住或远离父母居住的新加坡单身人士数量增加了一倍多。
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考虑搬家。当地房地产门户网站Property Guru在2021年的一项调查中发现，在22至39岁的受访者中，70%的人正在考虑搬出父母家。蔡博士说：“一旦你到了一定年龄，和父母住在一起会变得不舒服，因为你在家可以做的事情的自由受到限制。”再加上缺乏隐私，对于成年人来说，这其实非常困难。
和艾伦一样，布伦达·谭在22岁搬出家时，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但她想要获得更多的独立性。在纽约学习时，她曾在大学公用宿舍里和室友住过一段时间，但她认为下一步，她应该获得一个单独的空间。“和你父母住在一起会感觉一切都在进行自动驾驶，他们会为你完成一切。你没有完全可以自行控制你的空间，甚至不能决定自己的饮食，你只是吃着桌子上的东西。”
独居让现年26岁的谭能够掌控她生活的方方面面，从选择她喜欢的家居用品品牌，到能够更有创意地工作。“搬出去让我以自己真正喜欢的方式成长。我有了成长为成年人的真正空间。”
当然，与父母同住的挑战一直存在，年轻人对独立的渴望也一直存在。但蔡博士认为，与前几代人相比，最年轻的一代平均受教育程度更高，因此收入也更高，这是一个重要因素。2020 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5至34岁的当地居民中，有57%是大学毕业生，高于10年前的 46.5%，比2000年的24.4%翻了一番。提高收入可以让年轻的新加坡人更容易搬出去付房租。
另一个因素是新加坡人结婚变得晚了。蔡博士说：“以前，这个年龄段的很多人都会结婚，”这意味着他们有资格购买组屋。但如今单身的年轻人也不太愿意等到结婚，才尝到独立的滋味。
这并不意味着孝道观念正在削弱，只是方式正在改变。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家谭恩赛（Tan Ern Ser）博士对此表示赞同。他说，虽然年轻人“有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包括搬出父母的家独自生活或其他安排”，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关心自己的父母。
03 为了心理健康搬出去
虽然很多人是为了寻求独立，但房地产经纪人威廉·谭看到一个特定群体的租房比例有所上升：LGBTQ群体。谭说，虽然过去大多数潜在租户都是外籍人士，但他观察到了其中的变化。他为LGBTQ友好列表设立的脸书群组收到了更多来自新加坡年轻人的好友申请。
这不足为奇。虽然新加坡社会在消除同性恋污名化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许多人所持有的保守价值观仍然让一些人难以正大光明地出柜。2018年的一项调查发现，60%的受访者认为同性婚姻总是错误的。另一项调查发现，与朋友或同事相比，新加坡的年轻人对家庭成员同性关系的接受程度更低。
谭认为，新冠大流行可能加剧了许多LGBTQ年轻人搬出去的愿望。“由于过去两年的远程工作，他们可能在家中发生了很多冲突。许多人正为了自己的心理健康而搬出去，因为他们可能来自一个对LGBTQ群体不友好的家庭。”
恶劣的家庭环境等推动因素当然不仅限于伤害了LGBTQ群体的年轻人。对于那些住在小房子里，或需要共用一间卧室的人来说，他们的家就像一个高压锅。
贾与父母和姐姐住在一套两居室的组屋中。在大流行期间大学毕业后，她很快找到了一份实习工作。但远程工作是一场“噩梦”，因为她的姐姐也在实习。他们的在线会议有时会发生冲突。而且，她的父母关系并不好。在封锁期间被长时间困在室内，意味着他们的口头争吵越来越频繁。“有时我在电话中讲话的时候，我的父母就在后面大喊大叫。”
贾无数次考虑过搬出去。获得更安静的工作和生活空间的想法很诱人，但现在，她觉得自己宁愿把大部分工资都存起来，也不愿花在房租上。还有另一个让她退缩的原因：“我想如果把父母抛在后面，我会感到非常内疚。”
“而且现在我们都可以出门了，每个人的心情都好了。但如果两年前那样的糟糕情况再次发生，我想这次我会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04 “我花过的最值得花的钱”
新加坡已经建立了一种广受赞誉的成功住房模式。但是，一些年轻人的需求和愿望正在发生变化。
调整公共住房规则，为年轻人提供更多廉价住宿，可以为许多人，尤其是边缘化群体提供救济。谭恩赛博士建议，公共住房委员会可以考虑出租未售出的公寓，或建造专门设计的出租公寓，“以迎合需要自己的空间的年轻人的需求”。她认为，当前的政策应该“适应新加坡年轻人的生活安排”。
在那之前，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由于自身的思考，以及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年轻的新加坡人离家独立将变得更加主流。
布伦达·谭当然不会后悔她的决定。“这是我花过的最值得花的钱。独居让我重新调整了自己的情绪。这对我来说是无价的。”
而艾伦搬出去后，他的生活成本大幅上升。但他仍然每月给父母287美元的“津贴”，这是他在获得第一份全职薪水后所做的。他还比以前支付了更多的生活费用，比如杂货、水电费和保险费，这些都是以前由他的父母承担的。但他认为，这些额外产生的费用是他获得的独立性的一个值得权衡的代价。
他说：“我现在对自己的生活有了更多的控制权。你没法为此定价。”
编辑：Liz 排版：阿桃 监制：Apr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