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2年，莱福士重返新加坡，虽然这里的变化让他十分的高兴，但他对法夸尔的一些做法也非常不满，比如允许赌博和鸦片贸易合法化，让欧洲商人扩张到中央区城等。莱福士决定亲手处理新加坡的一些问题，并安置亲友和手下，架空法夸尔的权利，迫使对方辞职。公平来讲，莱福士对法夸尔确实有些过分，他一味苛责对方，完全忽略了当初新加坡面临的困境。
莱福士先是对城镇进行了改造，花重金铲平了一座小山，将西南沿岸的沼泽地填平，并疏通河道，再次为各族群规划了不同的住区。在市中心区域，房子都要按照规定建造整齐的街区，商业建筑都必须采用同样的砖石结构。而在商业区域，欧洲人和亚洲人的商铺、货仓相邻，有利于贸易发展，这也奠定了新加坡多远族社会的基础。至此，新加坡结束了这一时期的杂乱建筑时代，居民大规模搬迁。不得不说，莱福士的这一城镇规划理念，深深影响了新加坡之后的花园城市建设。
他又下令关闭赌场，废除奴隶制度，对酗酒和吸食鸦片课以重税，力求戒掉这里的一切恶习。在司法上，莱福士以英国法律作为新加坡的普通法，并提倡欧洲平民参与到行政和立法食物中来。在教育上，他集资兴建了一桌新加坡书院，以培养公务员和教师。在贸易上，他决定永久实行自由贸易，不向来往商船征税。在他离开这里之前，他还又与天猛公签订了一项新的重要协议：买断在划归他们的领地之外的司法权威和其他权力。以此防止天猛公等地方权贵干涉新加坡的发展。
虽然莱福士在这块土地上最后只待了8个月，但他的措施基本决定了这块殖民地未来的发展特点。他的继任者约翰·克劳福德虽没能贯彻他那些太过理想的政策方针，但完全秉承了自由贸易的中心思想，并遵循莱福士定下的城市规划。克劳福德不但免除关税，连停泊费等费用也都免了，使新加坡成为了一个连港务费都不收的自由港。1824年，英国与荷兰旷日持久的谈判终于结束，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都归英国。新加坡的地位得到了承认，克劳福德也与天猛公签订了新的条约，获得了该岛的完全主权和所有权。新加坡一跃成为东南亚地区的首要港口，其财政收入甚至超过了马六甲和槟榔屿的总和。
1826，新加坡与马六甲、槟榔屿合并为海峡殖民地，由槟榔屿总督统一管辖，这次合并结束了新加坡独立“创业”的岁月。不就，新加坡有了第一套正式的司法体系—英国皇家司法工作。但这些对新加坡而言，在最初的几年里并没产生什么影响。但这些对新加坡而言，在最初的几年里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但驻扎官如走马灯似的更换，也未在这个岛上留下多少政绩。反而因为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复杂的司法体系，导致财政越来越入不敷出，于是在1930年，海峡殖民地这一体系被撤销，新加坡成为孟加拉管辖区的一个下属辖区，司法部门也一度被关闭。
1833年，东印度公司失去了对华贸易的垄断权，新加坡的财政状况也雪上加霜，政府为了节省开支，削减了公务人员的薪水，直到1867年这种情况也没有得到多少改善。虽然公务员人员苦苦挣扎在贫困线上，但这里的商贸活动在1830年之后仍旧繁荣起来。当地人口迅猛增长，在1836年已增长到3万多，其中华人成了最大的社群。华商控制了新加坡与马来半岛东部严寒各个港口的贸易，新加坡的商业体系也主要以来欧洲资本和华人企业的结合。在这一时期，多家银行和媒体设立，商业机构和设施也建立起来，为新加坡成为国际现代化港口奠定了基础。当然，这里仍存在着诸多问题，除财政困难之外，新加坡扔得不到东印度公司的重视，币制混乱，海盗肆虐，工农业发展缓慢。
19世纪40年代中期之后，蒸汽船进入这片海港，新加坡作为贸易港口的地位更加稳固了，很多商人开始责怪东印度公司不重视港口的建设，他们希望新加坡能脱离东印度公司，接受英国殖民事务部管辖。但因为伦敦当局考虑到军费的开支和一位开明总督的到来，此事被搁置了10年。此后在总督加文纳的管理下，新加坡地主经济衰落的风暴，并成功地址了加尔各答当局的各种征税要求，另外公共工程得以修建，行政、警务、司法等领域也都得到改革和改善，新加坡开始有了城市的面貌。（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