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小坡有几条花街非常出名。在日据的昭南时期，海南街、马来街和马拉峇街，是日本人出入最多的地方，这一带莺声燕语，艳色无边，整条街都是讲日本话的寻芳客。在一张日本人留下的地图上，把这几条街划为花街。
马来街
根据史料记载百年前有个充满东洋味的社区“小日本”，它以密驼路为主干，北起实里基路，南延至美芝路，东西伸展到滑铁卢街、马来街、海南街和维多利亚街等街道。图为1877年小坡马来街的两家日本妓院。
根据记载，日本人在1877年便在马来街开妓院，后来海南街、马拉峇街也成了日本人的红灯区。到了1905年，新加坡已有633个日本妓女，109间妓院。那时候的日本妓女在本地的叫价是500至600日元。
海南街
昔日的海南街，昭南岛时代的红灯区。
1920年，日本驻新加坡的领事馆开始不让日本妓院营业。1945年，新加坡沦陷成为昭南岛，马来街、海南街等几条街，再次成日本人的红灯区。
日本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经历了一段相当困苦的时期。一些日本女子为了养家活口，被逼南来当娼妓，被称为唐行者（karayuki-san）。这个词原指到中国和东南亚等地工作的日本女子，但在二次大战后成了在海外工作的日本妓女的代名词。
大坡丁加奴街、万达街和史必灵街也曾有不少日本妓院。
在杨厝港附近，有个日本人墓地公园，葬的是军人、文人和女人。有报道指300多名日本妓女长眠于此。
妓女唤名，王沙吓跑
那年头，花街不止这几条，大坡的恭锡街、小坡的柔佛路、惹兰勿刹与梧槽路等地，也是处处秦楼楚馆的红灯区。
惹兰勿刹
惹兰勿刹一带，俗称“香蕉脚”的红灯区。
读书时代，我有个女同学住在惹兰勿刹一带，人家问她家住哪里，她难以启口，讲出家在惹兰勿刹怕给人笑话，可见当时惹兰勿刹是多么出名的红灯区。
惹兰勿刹有个杀猪场，我小时曾在天未亮时和几个玩伴去看过杀猪，后来“杀猪场”也成了红灯区的代名词。
柔佛路那时的青楼也很多。
柔佛路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柔佛路（Johore Road，现在的梧槽坊对面露天停车场处）是一个红灯区，也是人妖聚集的地方。这是柔佛路在1982年的面貌。
有一次与谐星王沙等人到白沙浮吃饭，饭后说说笑笑，散步到柔佛路。不料楼上的妓女，一眼看到王沙，大声叫喊他的名字，有些还向他挥手，叫他上楼来，吓得他跑到附近的咖啡店。那个年头，柔佛路的青楼很多，私会党徒也满街跑，到处藏污纳垢，我们胆敢散步到柔佛路去，实在胆大。
当年的小坡三马路，也就是奎因街，每当夜幕低垂，在昏暗的小巷里也有年华老去的流莺，一个个涂脂抹粉，依墙待客，挣扎求存，进去的都是年老的嫖客。我有个街坊，年少时是个少爷，父亲死后他什么都不是，年老时落魄，穿着破旧的衣服，在三马路陋巷被妓女呼来唤去，帮她们买烟买咖啡，看来真可怜。走出陋巷，对面是咖啡店，各路纹身的人马都有，动不动便大打出手。
小坡三马路几十年前改头换面，旧的去新的来，几条昏暗的小巷也走入历史，年老的妓女有些告老退休，有些转移阵地，到别处卖淫为生。
风流公子包下整排妓院
小坡在上世纪20年代末期，最出名的花街是陈桂兰街。
陈桂兰街
1980年的陈桂兰街两边的店屋都在。
陈桂兰是那时的一个富商，出钱做了一些善事，陈桂兰街因他而得名。
作为花街，当然免不了有烟窟赌馆，到处是私会党，私会党又买通暗牌（便衣警察），大家互相勾连。所以，那年代的陈桂兰街，可说是罪恶的渊薮。
上世纪50年代，我住在附近的一条老街，曾随母亲到铁巴刹买菜，都从陈桂兰街走过。陈桂兰街的对面，前后有两条小巷，走进去别有洞天，也是一个巴刹。
那时的陈桂兰街，已彻头彻尾改头换面，住的都是正当人家，店屋做的都是正当生意，很难想像昔日的陈桂兰街，是个销金窟。
1990年，陈桂兰街拆了，但只拆一边，另一边保留。
拆掉的一边，有一间三层楼的店屋，是今年初过世的本地作家与文化奖得主英培安的家，楼下是咖啡店。30年前我去找过他，印象最深的是屋子里的书架又高又大，整个墙壁就想一片书海，让爱书的我，羡慕不已。
陈桂兰街这个著名的红灯区，有个流传至今的故事。话说那时有个姓余的花花公子，家里有钱，常到陈桂兰街找女人。
余大公子有财有势，喜欢显威风，摆架子，每次到陈桂兰街，都带着大批人马，包下整排妓院，带来的跟班，有些是他的仆人，有些是保镖。这些随从，手上都提着一个个红灯笼，灯笼上写着大大的余字，挂在妓院门口。让人一看便知道，余大公子包下了陈桂兰街的红灯区。
故事也许是虚构，但一直流传下来，可见当年的陈桂兰街，在新加坡是排名第一的红灯区。
吃完饭后，公馆变青楼
出名的红灯区，小坡是陈桂兰街，大坡是恭锡街。
恭锡街
现在的恭锡街“三街坊”，已从娼寮林立的红灯区转型为时尚餐饮区。
恭锡街是为了纪念陈恭锡而得名。陈恭锡（1850-1909）当年曾任华人参事局与保良局委员，又受封为太平局绅。
早期的恭锡街，琵琶仔最多。琵琶仔是年幼的歌女，说是只卖唱不卖身，但为了生活，为了家里的父母和弟妹，有些也无奈陪客上床。
琵琶仔都是出身贫困，漂洋过海来南洋。她们靠着原始本钱养家，个个有把辛酸泪。到恭锡街当琵琶仔，最大的心愿是赚点钱让弟妹多读点书，让家人多些温饱。
有些琵琶仔，不想长期深陷火炕，干脆当有钱人家的小三。一把辛酸泪，有苦自知。
不久前，本地有个可敬的琵琶仔，年华老去，将存在银行的30万元，捐出做慈善。
琵琶仔是那个年代的产物，时过境遣，已不复在。
早期的恭锡街，虽是青楼，但多是妈姐主持的公馆。公馆也是变相的青楼，客人到公馆吃饭应酬，琵琶仔唱歌助兴，吃了饭再找床上的游戏。有些别处的公馆要找女人，也找到恭锡街，一个电话来，女人便送到。
到了1960年代，恭锡街的公馆很多已消失，琵琶仔也没有了，但恭锡街还是恭锡街，红灯区的名气更响亮，门口长方形的玻璃门牌亮晶晶，直接做妓院生意。
除了恭锡街，大坡的史密斯街，有个演广东大戏的梨春园，从前叫戏院街，现在是美食街，几十年前也是闻名遐迩的花街，街上有20多家妓院。
史密斯街
史密斯街几十年前处处是青楼。
那年头，嫖客都懂“五块六”这句话。大概当时在娼寮找女人，“五块六”是公价。那时嫖客常常开口闭口“五块六”，就是去找女人的意思。
现在年轻一代，相信不知道“五块六”是什么；但60岁以上的人，大多知道“五块六”指的是那回事。
牛车水的烟花女子有几人？
图为早期被带到新加坡卖淫的日本穷家女。照片取自2009年194期优一周《海南街不只三条，四街是花街柳巷》一文的档案照。
1819年以后，随着新加坡的开埠，一批批华族男子从中国南来打天下，但在宗教思想及妇女应该留在原住地的传统习俗影响下，起初只有男性南来，使本地华族人口两性比例悬殊，而且差距不断扩大。
1823年，华族人口男性近3000人，女性近400人，比例是8对1；1850年，华族男性人口增至2万5700人，女性则只有2200人，比例为12对1；1884年华族男性达6万名，女性为6600名。根据殖民地政府的保守估计，其中2000名女性是妓女。她们是19世纪末，在中国重重天灾人祸的驱使下南来卖身的。而牛车水也差不多在同个时期成了本地的“红灯区”中心。
根据美国史学家詹姆斯·沃伦的著作《新加坡妓女1880-1940：阿姑与唐行者》的记载，1905年牛车水的华人妓院共有93间，这并不包括那些没登记的妓院。
清代书生李锺珏著的《新加坡风土记》就有一段描述1887年牛车水妓院的文字：“牛车水一带，妓馆栉比，闻注籍于护卫司之妓女，共有三千数百人，此外，私娼女伶，尚不计其数……”从中我们不难了解当时牛车水妓院的“壮观”景象。
（图·作者、新加坡报业控股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