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郁志荣（宁波大学海洋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本月初，第20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举行。共有41个国家和地区的571名代表出席，其中包括48名部长级代表、35名以上的国防高级代表以及知名专家学者。本届对话会举行了7场全体大会、两场部长级圆桌会议和6场特别论坛。此外，多国防务负责人还举行了若干场双边或多边会谈。
新加坡防长黄永宏在香格里拉对话会的最后一场全会上，针对日本说了一句震惊四座的肺腑之言---“日本的第一要务是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对此，日本应该高度重视、认真理解和反复推敲，进而深刻反省。
黄永宏防长在大会发言期间，当被问及日本能如何促进区域安全时，他说：“在亚洲，日本能为东盟稳定而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黄防长认为，日本与本区域国家还有一些“未解决的敌意”，它们潜伏在表层下。为了维持地缘政治稳定，日本和中国的关系越好，当这些未解决的敌意浮上台面时，回旋的余地就越大。日本应该做更多事情，让其他国家对日本的军事化和发展感到安心。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去年为香会发表主旨演讲时，宣示日本将通过“岸田和平愿景”，提升日本在本区域的外交和安全角色。他上台的这一年多来，积极推动扩军政策，并已敲定计划，要在五年内增加一倍的国防预算。到2030年，日本的军费开支预计会相当于法国，达到约600亿美元。
黄永宏提醒说：“我们从未遇到日本在国防上花费那么多的情况。如果日本可以持续让邻近的东盟国家和中国感到安心，在这个方面多加留心，这么做，对他们来说是好的。”
黄永宏防长的一番肺腑之言，实际也是对日本防相滨田靖一6月3日在第4届“亚洲进展的海洋安全保障秩序”会上发言的回怼。当时，滨田防相发言的主要内容，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四点：
首先，标榜日本为谋求和实现和平尽心尽责并发挥应有的作用。
其次，批评和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违反国际法，颠覆基于法律支配的国际秩序的“野蛮”行径。
第三，影射中国在东海和南海单方面用实力改变现状，利用经济胁迫进行海上扩张。
第四，鼓吹日本新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文件，是坚持基于法律支配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
滨田防相在香会上的发言，完全可以用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来形容。新修订的“安保战略”三文件，明确日本拥有“反击敌方基地能力”，一举突破“和平宪法”的约束，摒弃了70多年来坚守的“专守防卫”政策，转守为攻，日本为自己摘掉了战败国的“帽子”，一路向复活军国主义的老路狂奔。“安保战略”三文件充满着火药味，有浓烈的战争气息，堪比战争“宣言书”。
而且，更可怕的是，岸田政府一不做二不休，自从去年12月中旬内阁通过“安保战略”文件之后，又出台了一系列计划和构想等与其配套的措施，以期加快推进“安保战略”的步伐，尽早将其落到实处。
一、加快太空作战部队建设
6月上旬，日本内阁太空政策委员会发布首个涉及太空安保方针的构想草案——“太空安全保障构想”，强调加强与同盟国间的合作，宣称利用民营企业技术打造太空安保体系。
该构想主要研究日本太空安全领域政策措施，形成今后10年太空安全体系建设架构，为政府各部门横向联动提供宏观指导。
日本声称，太空已成为各国军事能力竞争的新领域，周边国家大幅增加侦察卫星数量，推进开发“杀手卫星”，破坏或致盲卫星，导致日本在太空领域面临的威胁不断增加。
有鉴于此，构想明确了两个基本发展思路，即具备应对他国太空威胁与风险的能力，以及利用卫星情报保护本国国土和民众安全的能力。同时，提出三大建设路径：一是扩大太空在安全保障方面的利用范围，即形成针对太空大范围、高频率和高精度情报搜集能力，强化卫星通信安全，提升导弹威胁应对、卫星导航和太空运输能力等；二是确保太空空间得到安全稳定的利用，提升对空间目标的探测、跟踪和识别能力，推动航天器循环利用，提升应对卫星攻击的反应速度和能力，参与制定国际太空安全规则等；三是实现安全保障与太空产业发展良性循环，包括提升自主太空技术研发能力，增强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的地位作用，激活卫星产业发展，加大对重点民间商业卫星公司的技术和资金支持等。
该构想详细制定了2023年至2034年太空安全保障体系发展路线图，明确了未来10年卫星发射数量和计划，重点强调构建“准天顶”导航系统，提升太空目标感知追踪能力。
未来10年，日本计划平均以每年约1颗的速度研发光学和雷达卫星，至2034年，与此前日本在轨卫星最终形成20颗卫星网络体系，进一步提升综合情报搜集能力。同时在短时间内再发射3颗导航组网卫星，将目前“准天顶”导航网络升级为7颗卫星，中长期内进一步寻求与美国卫星技术合作，构建包含11颗卫星的导航系统。
美国GPS卫星网络只需24颗卫星就能实现全球覆盖，因此，包含11颗卫星的“准天顶”导航系统，实力不可小觑。同时，围绕太空目标感知追踪能力构建，构想还明确由日本防卫省负责重点研发和验证高精度红外传感系统，以实现对太空目标的探测和跟踪。
近年来，日本在太空领域动作频频。从2020年5月组建“太空作战队”，2022年3月成立“宇宙作战队”，日本正式拉开了向太空作战领域进军的序幕。宇宙作战队成立目的，对外声称只为了监视清洁“太空垃圾”，为全球太空环保事业贡献绵薄之力。
凡是有政治头脑的人都知道，这是日本施放的烟幕弹，也是它的惯用伎俩。组建“宇宙作战队”需要消耗大量时间、经费和精力，其目的绝不可能仅限于监视清洁“太空垃圾”，日本更不可能慷慨解囊为太空环保做贡献。监视清洁“太空垃圾”只是一个借口，其真正的目的是要打造一支名副其实的太空作战部队。
日本作为亚洲地区发达国家，在空天领域具有很强的实力。2014年成功发射“隼鸟2号”小行星探测器，并对其进行探测。“隼鸟2号”降落小行星龙宫后，仅用时1秒钟便完成了自主采样任务，这项小行星自主采样技术不可小觑。
此外，日本发射太空旅游火箭还可以回收重复使用，极大地降低了发射卫星的成本。日本组建“宇宙作战队”之后，又立即与美国太空军以及国家航天局建立协作机制，企图借美国之手进入太空事业发展的快车道。
日本“宇宙作战队”，从监视监测“太空垃圾”着手，培养人才，完善体系，锻炼队伍，增强实力，最终打造一支能与中、美、俄匹敌，甚至领先“三雄”超强的太空作战部队，以期在未来战争中掌握主动权。
二、大力发展无人装备人工智能
日本从俄乌冲突中，看到了在未来战争中无人装备以及人工智所能发挥超乎想象的作用，着手大力发展“无人装备、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通信、数字转型、高功率能源”等能“改变战争规则”的新技术，优先在西南诸岛部署由空中、水下和海上等无人装备构建的作战体系。防卫省已制定计划，将无人作战系统在陆海空全领域拓展运用，航空、海上、陆上自卫队都将新设无人机部队。
近期，陆上自卫队举行了大规模实弹演习—“富士综合火力演练”，除了提高传统作战能力外，还展现了“未来战争形态”—首次使用无人机对目标实施对地打击，通过智能分析、识别获取的图像等情报迅速锁定敌军部队，并辅助判断威胁程度、制订应对方案，以及下达作战指令，展示了人工智能(AI)辅助下无人作战链的实战效用。众所周知，防卫省将西南诸岛作为前沿阵地，一直在加强西南方向的兵力部署。着力打造无人作战系统，旨在借助先进技术建立起智能、无缝且成本低廉的前方瞭望哨和岛链拦阻网，从而强化“无人+AI”新型战力建设。
在空中，配备具有各种攻击能力的多用途攻击无人机和小型攻击无人机，以便能从空中搜索和识别人员、车辆、舰艇等，并迅速实施打击”。计划从以色列或美国引进攻击型无人机的同时，还将进一步加大国产自主研发力度，使攻击型无人机数量达到数百架。在下一代战斗机研发中，也设定了无人僚机的构想，实现有人/无人的协同作战。目前，从美国引进的MQ-9B“海上卫士”无人机，已经进行实战化部署，以大幅提升对周边海空域的情报侦察和监视能力。
在水下，防卫省组织研制的无人潜航器预计2025年投入使用。该无人潜航器将被部署到冲绳附近的水下航道，构建起持续性的警戒监视体系。该型装备全长超过10米，能自动避开障碍物、探查水雷，可以在水下自主航行长达一周，主要潜伏在深水区，通过声呐探测潜艇和水面舰艇，并借助人工智能技术自动跟踪目标舰艇。值得关注的是，防卫装备厅还在加紧研发能布设和扫除水雷的无人潜航器，届时可以轻而易举地阻碍对手从海上对西南诸岛的进攻，或扫除“敌方”水雷阵突破其海上封锁。
在海面，将建造能向无人潜航器发布指令的水面舰艇，力争实现无人状态下的水雷布设、探查和扫除。日本正在建造的新一代护卫舰—“平成30年度多功能护卫舰”，专门配备了无人作战系统，能搭载无人水面艇、无人潜航器和自航式反水雷弹药等用于执行水雷搜索和反水雷任务。
按照这个发展速度，日本的无人装备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广泛用于军事领域，领先世界很快就能实现。
三、推进第四期《海洋基本计划》
日前，日本内阁发布最新版的第四期《海洋基本计划》。作为日本海洋战略的国策性文件，该计划确立了未来5年日本海洋政策的发展方向。肆意渲染日本面临的外部威胁，强调要增强日本的防卫力量与海上执法能力，试图进一步突破和平宪法约束。
自2008年起，日本《海洋基本计划》每5年更新一次，本次是继2008年、2013年、2018年以来的第四期。本期计划内容共分三部分：一是分析日本海洋领域面临的基本形势，确立了海洋政策的基本方针，包括“综合性海洋安全保障”“建设可持续开发利用的海洋”以及应采取的主要措施等；二是对今后5年日本将在海洋领域实施的政策、对相关部门紧密合作等做出具体规定，包括加强海洋安全保障、强化海洋监测能力、推进海岛保护和专属经济区开发、促进海洋产业发展等方面；三是对推进海洋政策必要事项做出规定，包括从强化综合海洋政策本部职能、对海洋政策推进状况进行多元评价等方面，进一步推进海洋管理体制建设，明确各相关部门的权责与合作事项，以及规定如何对外公布海洋政策信息等。本期计划有如下特点：
其一，强化防卫执法能力。
与上一期相比，本期《海洋基本计划》突出的方面，就是试图通过渲染周边安全威胁，强调强化防卫力量与海洋执法能力的紧迫性。为夸大日本所谓“国家利益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严重威胁”，文件不仅污蔑和诋毁中国海警船的正当执法维权行动，甚至刻意歪曲中国在东海、南海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合法行动。这些极为荒诞的言辞，折射出岸田政府借机扩军备战的危险图谋。
其二，加强军警一体化。
文件指出，为应对战后最严峻复杂的我国周边海空区域的安全保障环境，防卫省、自卫队谋求防卫力量的根本性强化，为此将全面提升日本的防卫力量和海上执法能力。一方面，推动军警一体化，加强自卫队和海上保安厅的共同训练、在事态应对中的密切配合，明确规定在“有事”时，允许属于警察性质的海上保安厅纳入防卫大臣麾下的军事作战指挥。无疑是将日本的海上警备力量纳入防卫体系，形成军警一体化。另一方面，推动渔业管理“警备化”，在农林水产厅下设渔业管理总部，加强对所谓“外国渔船违法行为”的管制，为渔业管制船配置防弹、防刃和防水枪等装备。
其三，加强情报获取能力。
文件突出强调要加强情报工作，在日本领海内综合运用防卫省、自卫队、海上保安厅和内阁官房等拥有的舰艇、巡逻船、测量船、飞机和卫星、海岸雷达，加强海上监视和情报收集。特别是要积极推动卫星、无人机、无人遥控潜水器等新技术在警戒监视中的应用。与此同时，文件还声称，日本将与所谓的“志同道合”国家联合打造情报收集、分析和共享体制。
其四，强调国际抱团取暖。
文件强调，在这个对抗与合作复杂交错的时代，日本将与美国等国一起，遏制“有事”的发生和单方面改变周边现状的尝试，推动国际关系、特别是印太地区实现新的力量平衡。具体而言，加强海上自卫队与他国海军的共同训练、开展联合演习，继续推进自卫队的海外派遣活动，加强安全保障能力和威慑力。同时，还要推动海上保安厅通过“日美澳印”等多边机制强化能力、推进与各国海上保安机关的合作。
作为确立日本海洋战略的国策性文件，新版《海洋基本计划》与其新版安保政策三文件一脉相承，不是聚焦于和平利用海洋、和平解决争端，而是反复使用“急剧变化”“深刻威胁”等词语，浓墨重彩渲染安全威胁，企图突破和平宪法约束，为增加防卫费和增强所谓“防卫力量”寻找借口。《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国际法文件，确定了战后国际秩序。以此为基础，日本军队解除武装、战后实施民主化改革并制定了新宪法。1947年5月开始实施的《日本国宪法》，以国家最高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和平主义理念，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但是近年来，随着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趋势的不断加剧，日本在侵略扩张的历史认知问题上，出现不断倒退的迹象。岸田政府在扩军备战方面比前任有过之而无不及，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新加坡防长黄永宏在香会上公开告诫日本，当前“日本的第一要务是要与中国改善关系”，这句话具有深刻的含义。目的是要日本认清形势，不要忘乎所以，趁美国全面打压中国之际落井下石，与真正主持和平正义的中国对着干，重走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老路。
日本加快太空作战部队建设、强化西南诸岛全面军事部署以及推进新版《海洋基本计划》，充满着火药味，和浓烈的战争的气息。日本新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三文件落到实处之际，也是将国家前途命运葬送之时。
对黄永宏防长的苦口婆心和肺腑之言，岸田政府务必深刻理解，冷静思考，做出明智的选择，必须紧急踩刹车，否则必将掉进战争的万丈深渊，摔得粉身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