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出政治领袖比大熊猫更稀有，比大熊猫更可爱，只可遇却不可求。很多技能都可通过大学学习获得，如通过学习成为规划师、建筑师、工程师、会计师、医生和律师，但极少人是通过大学学习成为政治领袖。在这一点上，新加坡非常庆幸，诞生过李光耀这位百年一遇的杰出政治领袖。他对这座城市国家的领导，特别是对新加坡城市规划的领导模式，值得深思。
我们知道，城市是一部巨大的生活机器，由许多复杂系统构成。每个系统又包含若干层次，并受其前序和后序条件制约。管理这些复杂系统的城市管理者们，其组成类似于一个身体。身体有不同肢体，各肢体功用不尽相同。若能各司其职，配合得当，就可让城市运转顺畅、井井有条。反之，若大脑不做方向性思考工作，代替手和脚的工作；或手和脚不做好本职，却代替大脑思考，会容易出现“手忙脚乱”，或“缩手缩脚”，无法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在城市规划中，城市领袖的作用就像大脑，负责思考城市当前的紧迫问题和未来的潜在问题，提供清晰方向，确定宏观目标，建立机构，选拔核心执行团队和提供财政支持。专业规划官员好比脚和手，负责完善宏观和具体目标，定义和定量，制定模式和标准，完善规划与设计，并负责具体的执行工作。
李光耀对新加坡城市规划的贡献，可归纳为五个方面：
第一，提供愿景和方向。
1963年，李光耀说：“独立后，我千方百计要找出引人注目的办法，以向世人显示新加坡跟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不一样。最后，我选定了一个使新加坡成为清洁和绿化城市的计划。” 这个愿景确定后，通过50多年规划引导、建设、发展和精细化管理，新加坡蜕变成一座“花园城市”。
1964年，新加坡政府又提出“居者有其屋”城市愿景。李光耀谈到这个愿景时指出：“我为何采用‘居者有其屋’？因为拥屋者将保持屋子内外环境清洁，这将保证屋子的价值不断提升…同时，我们让大家把儿子送去当兵，保卫国家。如果不拥有住房，他们的儿子为何要保卫这个国家？”。因此，在1971年概念规划中，确立了围绕新加坡中央集水区建立高密度组屋卫星镇的规划目标。目前，82%的新加坡居民住在政府提供的组屋里，且组屋价格是居民负担得起的。平均而言，新加坡一对年轻夫妇工作5年左右，完全依靠自己的存款和公积金，就可购买一套住房。因此，新加坡年轻小伙子求婚的时候，往往是拿着组屋的钥匙求婚，因此成功率比较高。
第二，确定具普遍规律的管理理念和原则。
不以意识形态定优劣。1959年，新加坡取得自治，脱离英殖民政府统治。但新加坡政府并不以意识形态挂帅，不加区别地消除殖民痕迹（有别于周边其他国家的做法）。反而是顶住压力，决定保留矗立在新加坡河畔第一任总督英国人莱佛士爵士的塑像。同时，完整保留由英国人规划和建设的市中心。
虚心向其他城市学习。李光耀说：“我们以其他城市为镜，有的以之为戒，好的学其所长。因为我们能够想到的办法，数以千计的城市都已经试过了”。1967年，新加坡政府决定着手制定指导新加坡长远发展的概念规划。鉴于当时新加坡专业规划人员屈指可数，政府向联合国申请资金，聘请九名澳大利亚籍规划顾问负责制定新加坡第一版概念规划，同时委派200多名官员从旁协助和“偷师”（通过这种方式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即制定了规划，又培养了规划人才）。
新加坡1971年概念规划奠定新加坡城市框架（来源：新加坡市区重建局）
政治领导和专业规划官员相互尊重，各司其职，相辅相成，避免越俎代庖。李光耀等政治领导给予专业规划官员时间和机会对规划宏观目标进行深入研究和完善，甚至允许规划人员提出不同建议。这样，确保专业官员得到充分授权，让他们既有巨大压力，也获得充分信任，从而调动工作积极性，努力创新。当然，在选拔专业规划官员，特别是规划部门负责人时，尽量按照是否具备“科学家的脑，艺术家的眼，人文学者的心”这三个标准来遴选。
林教授采访新加坡第二任总规划师蔡炳才先生
第三，建立良好行政文化和一体化工作机制（“系统背后的系统”）。
新加坡城市规划“一张蓝图干到底”。所有部门的工作均围绕这张蓝图展开。因此规划制定和落实工作必然牵涉众多部门，非市区重建局一家可以独揽大权或独自担当。为了确保规划制定和执行的科学、统一、透明和高效，新加坡政府建立总体规划委员会（“总规委员会”），打破行政壁垒，塑造“整体政府” (Whole of Government)行政文化。总规委员会由总规划师担任主席。该职位由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部长任命，代表部长行使在规划领域的职权，享有很高的权威。
同时，为避免政出多门，确保权责统一，政府建立起一体化的行政体系。比如，1995年，为提升城市交通效率和市政管理水平，打造一个“无堵城市”，新加坡政府大刀阔斧进行机构改革，将道路署、地铁局、车辆注册局与陆交司四合为一，建立起一体化的新加坡陆路交通管理局（“陆交局”），负责以下职能：
制定交通发展政策和战略
道路、轨道交通和公交车网络规划
道路、轨道与乘客基础设施发展、设计与建设项目管理
道路交通管理，包括非法停车执法和交通灯设置等
道路结构与设施维护
监管公共运输和车辆
陆交局约有5500名官员（专业官员有3000人），管理上“一竿子插到底”（新加坡交警只负责发放驾驶证和与交通行为有关的执法）。换句话说，陆交局掌握新加坡陆路交通有关的几乎所有权力。权力很大，但责任也很大。若出现与陆路交通有关的问题，公众和上级领导的目标自然会指向陆交局。这样，权责统一，行政边界清楚，不易出现扯皮、懒政和贪功现象，同时确保施政高效和连续性。
第四，应用常识做出理性和正确判断。
在第一版概念规划尚未完成前（1967年至1971年），有些紧迫的重大工程，无法等规划制定后再做决策，比如国防训练基地、高速公路、水库等工程。李光耀和他的内阁同僚，在确定这些重大项目的选址上，应用了常识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确保项目布局不干扰老百姓的生活。
第五，注重细节，但不拘泥于细节，确保规划解决实际问题，达到目标和效果；并要求执行官员具实验和开拓精神。
新加坡第二任园林与康乐署署长（相当于局长）黄尧堃先生在接受我们采访时，曾提起一件与李光耀先生共事的趣事。有一次，在陪同李光耀视察城市绿化时，李光耀要求园林部门将道路两旁裸露墙面（大约有9米高）全部绿化，因为他认为一个城市若被钢筋水泥包围，将影响居民的精神气。
按照当时技术和财力条件，黄先生不假思索地回答到：“不好意思总理，我们做不到”。李光耀对这个回答很不满意，半开玩笑地对黄先生说：“我要把你的头给’砍了’；他接着说，如果园林部门回去做实验，经过若干次尝试，如果仍然做不到，再回来答复他，他可以接受；但若未经尝试，就说做不了，要把黄先生的头给“砍了”。
新加坡墙面和人行天桥绿化
新加坡在很短的时间实现了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巨大飞跃，成功迈入国际一流宜居城市。很多人往往将其归功于规划师、建筑师和工程师及其他专业人士。然而，杰出政治领袖才是指挥中枢，起了“城市大脑”应有作用。大脑与身体其他部位紧密配合、各司其职、相得益彰，发挥了身体的整体功用。在不到两代人的时间里，将一个“落后、混乱和肮脏”的第三世界城市变成“安全、干净、畅通、空间充裕、对外四通八达、安居乐业”的第一世界城市，成为华人社会的典范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