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亚洲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二战前日本的工业水平同欧美国家比起来属于二流：当时工业生产能力最强的是美国，德国可以排到第二，第三就是苏联，后面就是英国和法国，日本只能排在这些国家的后面。日本因此被欧美列强讥讽为“贫穷帝国主义”，然而日本再穷再弱也得看和谁比。日本的工业化水平尽管远远不及欧美列强，但在亚洲的确是无出其右的。
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曾说过：“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制造“。由此可见新中国的工业化是建立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之上，然而相比之下日本在二战前就已是世界上的几个主要工业化大国了。当亚洲其他国家还在为争取民族独立奋斗时日本就已是一个能自主生产汽车、飞机、轮船的工业化国家。
二战期间日本被摧毁的只是有形的厂房和机器，然而日本在战前所积累的技术和管理层面的无形优势却并没被战争所摧毁。早在明治维新之前的1850年日本男孩识字率为45%上下、女孩为13%左右。这时日本的总识字率不仅超过了当时的清朝，也超过了当时的世界霸主大英帝国。1872年9月明治政府开始正式实施义务教育制度。到了1912年日本的学龄儿童就学率已达到98.2%。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日本经济迈入了高速增长时期：1966年日本的经济总量超过法国；1967年日本的经济总量超过英国；1968年日本的经济总量超过西德。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经济进入全盛时期。那时苏联由于阿富汗战争以及美苏军备竞赛、东欧诸国剧变已使其到了崩溃的边缘。美国则在经过1980年代中期的经济周期后逐渐走入低谷。
当美、苏两极都走上下坡路的时候日本经济却一路高歌猛进。当时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近10%，被世人称之为“日本经济奇迹”。1985年日本GDP总量达到了1.3万亿美元，同时期的美国是3万亿美元。当时的世界格局可以总结为“政治上两极、经济上三极”：所谓政治上的两极当然是指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至于经济上的三极则是北美、西欧、日本。
日本以一国之力得以与美国主导的北美自贸区以及欧洲共同体分庭抗礼。在当时的世界500强企业中日本占据了近一半。三菱、丰田、松下、日立、索尼、本田、日产、东芝等国际知名龙头企业全部进入世界企业前50，而在世界10大企业中日本就占了8家并席卷前三。当时的东京是世界500强企业总部最多的城市，东京的GDP总量是纽约的3倍，比我国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还高。
如今的日本尽管仍是仅次于美国和中国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然而日本在人均收入、社会福利方面是没法与北欧国家相比的。可直到1995年日本的人均GDP仍仅次于卢森堡和瑞士。这时的日本作为人均GDP全球第三的国家是碾压北欧诸国的。1995年对于日本人来说是一个记忆深刻的年份：这一年是日本历史上最辉煌的一年，也是日本走下坡路的开始。
日本媒体在报道日本经济时常使用的一个词汇是“失去的二十年”。日本媒体所谓的“失去的二十年”是指上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的二十年。在1997-2017年的20年间日本实际经济增长只有16.5%，年均增长率只有0.77%。同一时期我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是9.5%，越南的经济增速接近于8%，韩国的经济增速也大体保持在日本的3倍左右。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如今中国的经济总量已是日本的3倍多。日本的衰落并不是我们中国人出于民族情绪炒作出来的，而是早已被包括日本自己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已明确感知到的客观事实。早在1996年新加坡前领导人李光耀就曾对日本未来的国运预言道：“日本在未来相比邻国将日渐趋于平庸”。从1995年至今日本的发展基本上验证了李光耀的说法。李光耀之所以认为日本注定将走向平庸是因为他看到日本无法解决自己所面临的人口问题。
日本自从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以后就已呈现出经济衰退的态势。比泡沫破灭的直接损失更为严重的是日本国民的进取精神遭到了挫伤：在战后复兴时期日本国民所呈现给世人的形象被称为“昭和男儿”，而与“昭和男儿”形成强烈对比的另一个概念则是“平成废宅”。经济泡沫破灭后日本的“1亿准中流”的庞大构想也随之破灭：原来的中产阶级收入减少、购买力下降。
阶级的固化让人们放弃了挣扎——既然努力也改变不了命运，那么不如一人一狗一台电脑过上不婚不育、不争不抢的生活，从而跟浮躁的社会来一次痛痛快快的“断舍离”。201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翻译出版了日本管理学家大前研一的《低欲望社会》一书。这本书揭露了日本目前所面临的现实处境：越来越多的日本年轻人在日益沉重的社会竞争压力下失去了上进心和欲望。
人们对明天不再抱有希望，也不再谈论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甚至已懒得结婚生孩子。少子化、老龄化、相对较高的自杀率、失去上进心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日本曾有相关的学术机构对1000名首都圈的年轻人进行过一项社会调查。这项调查就是向这些年轻人提出想不想出人头地的问题。结果回答非常想的只有12%、觉得能出人头地最好的有28.8%、没有执念的43.4%、完全没兴趣的15.8%。
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人口动态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日本新出生人口数仅为94.1万，由此创下自从1899年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最低值，同时连续两年跌破100万大关。同年日本新婚情侣数为60.7万对，这比上年减少1.4万对。日本厚生劳动省据此估算：日本人口将在2053年跌破1亿，到2065年日本人口将比2015年的1.27亿减少三成，届时日本社会超过40%的人口都是老年人。
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现象已造成日本国内市场的萎缩、经济的下滑、创新的停滞。人口的萎缩必将导致日本经济的衰退，年轻人会由于不堪重负而选择离开日本。尽管日本作为一个发达国家在之前的长期积累已使国民持有大量的金融资产，企业也有高额的内部准备金，然而却未能有效运用资金。无论是货币宽松政策或公共投资都无法提升消费者信心。
企业在减少成本的同时又不背负裁员的恶名，所以就往往大量雇佣非正式员工。一批靠打零工为生的“飞特族”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诞生：这些人没固定工作，只能到处打零工为生。这些人里有家庭主妇、有学生、有老年人。一边是疲于生计的2000万“飞特族”，一边又是200万年轻的“啃老族”。这就是日本的现状：经济不景气，老人们占据着高层岗位，年轻人则越来越看不到希望。
在日本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现象已造成国内市场的萎缩、经济的下滑、创新的停滞。人口的萎缩必将导致日本经济的衰退，年轻人会由于不堪重负而选择离开日本。李光耀正是据此预言：“中国的经济总量将在2030年超过日本”。李光耀这一分析是完全正确的，只不过中国的发展速度比他预计的更快，所以中国的经济总量在2010年就超越了日本，这比李光耀所预计的还提前了20年。
1993年NHK电视台的调查统计显示：51%的受访者认为不结婚也可以，而认为当然要结婚的只有45%。到了2008年认为不结婚也可以的人上升到了60%，而认为理所应当要结婚的人降到了35%。如果日本在未来不能有效解决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的问题，那么日本的衰落正如李光耀所说的那样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们把日本的衰落放在更为宏观的历史维度上就可以看得更为清晰。
历史上西欧的葡、西、荷、英、法、德等国曾抓住历史机遇实现率先崛起。这是因为这些国家抓住了大航海、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历史机遇，从而得以利用技术和制度上的先发优势弥补国家体量上的劣势；然而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果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使美、俄这种具有大洲级体量的国家得以脱颖而出。当世界由转型期转向平稳发展的时期后决定各国实力强弱的首要因素已从创新变成了体量。
说到底新技术、新制度总是会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正如英国发明的蒸汽机等产品必然是要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开来的。新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使后起的国家尽管在技术层面可能仍与先进国家存在一定差距，然而这种差距的大大缩小使各国之间已不存在明显的代差。这时拥有庞大规模体量的国家即使在技术上略微落后一些也完全可以通过质量不够数量凑的模式弥补自己的短板缺陷。
如果我们将中等体量的西欧国家同美、中、俄这种洲级大国各自的人口、资源和工业生产能力加以比较就不难看出二者的巨大差距：1940年德国的总人口约7000万、全年钢产量为2150万吨、发电量为630亿千瓦时；此时尚未进入战时状态的美国的对应数字是1.32亿、6070万吨和1780亿千瓦时；而在技术上落后于德国的苏联则为1.7亿、1830万吨和480亿千瓦时。
尽管德国此时已用闪电战征服了西欧绝大部分地区，可即使德国得以调动整个西欧的资源，也只是使自己的钢产量和发电量稍微领先于刚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苏联，但后者的劳动力资源是德国根本无法企及的。至于和美国比起来劣势则更为明显——即使此时尚未进入战时状态的美国的生产能力还没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到1944年德国用四年时间将自己的军火产量提高了200%。
然而同一时期美国的军事工业规模膨胀了整整19倍，美国的军火年产量在1944年达到了德国的2.5倍、日本的6.7倍，在技术上相对落后的苏联也将自己的军火产量提升到德国的90%。德国、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生产力上的差距。在和平年代洲级大国在经济资源的调度上也显然具备比中等体量的大国明显得多的优势。
1945年戴高乐的顾问亚历山大·科耶夫攥写的《法国国是纲要》指出：随着技术环境尤其是经济规模的变化已使单一民族国家”不够大“了，只有那些由若干加盟民族国家构成的”帝国“才可能在国际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二战后法、德等欧洲国家也和日本一样在面对美、苏这样的超级大国时存在规模体量上的先天劣势，而近年来欧洲各国也和日本一样出现了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的问题。
在这种形势下欧洲各国不得不采用抱团取暖的方式增强自己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欧盟正是在这样的形式下应运而生的。我们不妨对比一下和日本同为战败国的德国：勃兰特总理甚至以下跪的方式向全世界表达德国对二战罪行的忏悔之意。在德国对二战罪行在道德上的忏悔和物质上的赔偿被视为是一项国家义务：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向德国就二战中迫害犹太人的罪行提出了赔偿诉求。
尽管此时德国自己尚未从战争的废墟上恢复过来，但仍在第一时间向以色列支付了价值30亿马克的赔偿。此后德国还协助以色列进行对纳粹漏网分子的追捕工作。截至1993年1月德国对欧洲各国受害者个人赔款支付总额已达905亿马克，德国民间企业也丝毫不避讳自己在二战中掳掠劳工等罪行：奔驰公司已累计向二战受害者赔偿2000万马克、大众累计赔偿1200万马克、克虏伯累计赔偿1000万马克......
两次世界大战失败的惨痛教训使德国在战后走上了一条与战前截然不同的道路：曾经穷兵黩武的德国开始利用和平的政治、经济、文化手段致力于欧洲一体化，如今德国已成为欧盟内部举足轻重的主导国家，当年希特勒用武力没能实现的统一欧洲的理想如今正被新时代的德国人用另一种手段所实现，而欧洲国家之所以接纳德国正源于德国对战争罪行的深刻忏悔。
如今的日本在经济总量上是超过德国。尽管名义上德国有正规的国防军，然而实际上德国的国防军还不见得比日本的自卫队强。如今德国的联邦国防军现役总兵力只有17.8641万，另有3万准军事人员。德国陆军目前只有大约800辆左右的各型豹2坦克，德国海军只有33艘舰艇。按说如今日本在经济和军事上都强于德国，可日本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却不及德国。
德国为弥补自身政治影响力方面的缺陷往往在欧盟的集体框架之下参与国际政治事务，所以德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往往可以依托于欧盟这一平台得到大幅提升。相比之下日本始终与中、韩等亚洲邻国格格不入，所以日本的外交政策几乎是完全依附于美国的支持，在国际政治事务中日本很少发出自己的声音。日本要想扭转自己在国际上日渐趋于平庸的地位也只能是与中、韩等亚洲邻国合作推进亚洲一体化进程。
如果日本能与中、韩等国构建一个亚洲版的欧盟，那么日本就能像德国一样借助这样一个国际组织增强自身影响力。然而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就有着强烈的“脱亚入欧”情结。二战后的日本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处于美国的控制下，所以日本这个亚洲国家与欧美国家的外交关系远比与亚洲邻国更为密切，然而日本在欧美各国眼中始终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如今的日本尽管在国家体制、外交政策上已高度西化，然而与此同时日本在文化上却又保留着浓厚的东方特色。日本要想摆脱日渐趋于平庸的命运就只有积极融入到亚洲一体化进程中。这需要日本放弃在外交上向西方国家一边倒的“脱亚入欧”思维，同时必须深刻反思自己曾对亚洲邻国造成的战争伤害。日本能否做出这两点改变取决于自己，这不是我们在这儿所能回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