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许多学校和校友会在新加坡舞台艺术的发展道路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早在上世纪初，养正学校的师生编写《毒妇现形》、《好男儿》（1915年）等剧、组织演出，是学校演剧的先锋。爱同校友会也在1930年代推出了原创话剧《呐喊》（1935年）、《傻大丧妻》（1935年）、《全民抗战》（1937年）、《怒涛》（1937年）、《巨浪》（1938年）、《灰》（1938年），成为话剧发展的一股重要的力量。工商校友会等为学校筹款或为天灾义演的游艺晚会上，除了演剧之外，更有歌咏、舞蹈、武术表演，在校园里播下音乐和舞蹈的种子。又如1940年的“爱同校友会、静方校友会音乐筹款大会”上，演出了教员林一平的作品《燃起强烈的火炬》、《游击队》和《中华儿女》，鼓励本地创作。到了50年代，为筹办中的南洋大学义演，校友会、学校、工会、戏曲团体、音乐社积极编创与演出节目，与反黄运动、建设马来亚文化热潮相伴而行，可以说是与新马文学作品逐渐从面向中国的“侨民文艺”，转型为“马来亚华文文学”的趋势相呼应。
当时，新加坡人民争取与马来亚联合邦一起独立，成立一个包括新加坡在内的新兴国家。不少学生学习马来文、学习印度舞，和兄弟民族文艺团体交流，加强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团结。跨文化舞蹈与戏剧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1957年，印尼一位出色的年轻舞蹈员廖春远（又名廖春慧）随印尼文化代表团到新加坡演出期间，访问南洋大学。这个与南大舞蹈爱好者接触的偶然机遇，掀起了学习马来舞的热潮。在短短一周里把她刚学会的苏门答腊舞、椰壳舞和蜡烛舞倾囊相授，传授给热衷于学习马来舞的南大生，启动了华人学习他族舞蹈的新历程。接下来几年，校友会、文艺团体（如艺术剧场、康乐音乐研究会、崇福校友会、爱同校友会、南大戏剧会、华中戏剧会等团体）的跨文化舞蹈与话剧陆续登场。
廖春远编导的《十二花采舞》，1959年首演
廖春慧编导、（从左到右）李瑞寛、郑良生、梁巧珍和史大伟，在1960年4月20日在牛车水露天舞台上演出马来舞《椰壳舞》
最先出炉的是青年印度舞蹈家巴斯卡，以印度古典舞婆罗多舞（Bharatanatyam）形式呈献的舞剧《梁山伯与祝英台》（1958年）。接着，为建立学生楼义演，梁巧珍编导的马来舞剧《阿里和法蒂玛》（1959年），南大戏剧会以华语演出、郭颜开导演的泰戈尔的剧作《第一个微波》（1960年），胡桂馨主演、马来亚大学学生会与中文学会联合演出英语古装戏《洛神》（1961年），马来艺术协会（Perkumpulan Seni）和美丽遗产艺术团（Sriwana）以马来语联合演出曹禺的《雷雨》。一系列的跨文化剧场（Intercultural theatre）演出，先后辉映。
《阿里和法蒂玛》南洋大学礼堂首演
1960年马来舞剧《幸福的戒指》林兴导（饰演阿里）、梁巧珍（编导、饰演法蒂玛)
舞剧在中国，历史并不长。吴晓邦1939年创作的三幕舞剧《罂粟花》是这个艺术品种的开篇之作。新加坡观众对中国舞剧的认识，始于1959年拍摄的两部舞剧电影《宝莲灯》和《并蒂莲》，之后还有《蔓萝花》。这些电影，启迪了本地舞蹈爱好者创作思维，向话剧圈的同仁看齐，进军舞剧的新领域。一部以马来同胞的故事为题材的跨文化舞剧——《阿里和法蒂玛》面世了。舞剧的女主角与执行编舞、今年高龄81的梁巧珍（又名梁巧贞）自13岁（1953年）开始，就积极参加了小学教师联合会、新加坡华文中学毕业班艺术研究会、养正中学、工商校友会的舞蹈演出活动。她说：“在无数次为南大义演和校友会的演出过程中，我爱上了舞蹈艺术。南洋女中学姐吴素妮在芭蕾舞界的出色表现，也鼓励了我为舞蹈艺术做贡献的向往。”她和那个年代的许多华校年轻人一样，以舞言志，让想像力自由飞翔。“那时，我只有19岁，学长们集体讨论，把故事大纲定下了之后，要我编舞。我一面编，一面听取意见，一面改。大家都以最大的热情投入创作”。由年轻演员在南大礼堂首演的《阿里与法蒂玛》，受到热心学习马来文化、努力想以文艺促进与异族同胞友谊的大学生热烈欢迎。这部华人舞蹈员演绎马来爱情故事的作品消息，很快就传到马来、印族同胞的文艺圈。
小舞剧《阿里和法蒂玛》故事以阿里和法蒂玛两个热恋中的青年为中心。因为海盗来袭，阿里出海对付海盗前，把定情的戒指送给法蒂玛。一天晚上，法蒂玛拿出戒指在树下思念阿里，不料两个嬉戏的小孩跑过，戒指被打飞了。村女拿着蜡烛协助法蒂玛找戒指，最后终于物归原主。这场虚惊后，阿里也回来了。小舞剧在喜气洋洋的欢舞中落幕。尽管这次演出缺乏资源，舞曲是几首马来乐曲剪接而成。然而，梁巧珍巧妙地以她学过的马来蜡烛舞为基础，融合了其他马来舞如Joget的舞步，串联剧情，加上演员们真情流露的表演，观众看得津津有味。这个富有诚意的演出，有故事、有人物、有独舞、双人舞和群舞，有一定的美学价值与时代意义。翌年，《阿里与法蒂玛》入选文化部主办的《国际之夜》。在文化部的帮助下，找到国歌作曲者朱比赛（Zubir Said）为小舞剧作曲。舞剧的故事情节、舞蹈编排、舞汇提炼、灯光设计四个方面都做了调整，使演出质量大大提高了。1960年第44期的《行动周刊》以其剧照作为封面，说这部改名为《幸福的戒指》的小舞剧“内容比以前更为充实。整个舞蹈的演出，无论在情节上或舞艺上，都比以前精彩和优美多了。当地艺术工作者能有这种忠于创作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大大加以赞扬和鼓励的”。马来舞蹈界的青年编导农仄（Nongchik）和印度舞蹈家巴斯卡观赏后都给予很高的评价。农仄说：“我们有类似华族戏曲载歌载舞的艺术形式邦沙旺（Bangsawan），但是没有西洋芭蕾那样的舞剧传统，将来我们或许可以尝试编演舞剧。”17年后，他参与创立于1955年的美丽遗产艺术团，重新编演了《阿里和法蒂玛》，在舞蹈史上留下佳话。八十年代，该团的后起之秀又再重编了一次。
《甘榜的故事》和《巴督山的传说》
《阿里和法蒂》易名为《幸福的戒指》1960年重演成功后的翌年，华侨中学毕业生叙别会排演了一部原创寓言舞剧《甘榜的故事》寓言舞剧。内容是一个华族、马来族、印族和睦共处的“甘榜”（Kampong），突然来了一个金发的魔鬼，对村民百般欺凌与压榨。最后村民忍无可忍，团结起来，终于把这妖怪赶走。其呼唤民族团结、抵御外来霸权的主题，不言而喻。14年后，新加坡青年剧社与儿童剧社舞蹈团由华丽、郭淑女、蔡曙鹏、赵文娟、陈桂月、林锐标组成的导演团，在《甘榜的故事》基础上，重新编排故事，丰富情节、增添风妖、雨怪等角色，改名为《巴督山的传说》，发展成篇幅较长的舞剧，演员多达53人，在国家剧场连演十晚。一个故事两组舞蹈员时隔14年再次搬演，是跨文化舞蹈创作史上少有的特例。
舞剧《幸福的戒指》剧照刊登在《行动周刊》封面
青年剧社、儿童剧社1974年舞剧《巴督山的传说》右起林锐镖、张德顺、赵文娟、陈娟瑞、吴雪妮、严月婵等
跨文化舞蹈剧场在本地呈现的四种模式
跨文化剧场涵盖了好几种形式。一是以他族艺术形式演绎他族故事，如南大学生以马来舞演出马来故事《阿里和法蒂玛》；二是以本族艺术形式演出他族故事，如巴斯卡艺术学院以印度婆罗多舞演出《梁祝》；三是一个民族的舞蹈员以多元民族的艺术形式演出一个多元民族的故事，如华中学生演出的《甘榜的故事》以及青年剧社和儿童剧社舞蹈团演出的《巴督山的传说》。1959年新加坡各民族舞者因为文化部组织了200多场深入民间的（包括了华族、马来族、印族音乐舞蹈和芭蕾舞节目）“人民联欢之夜”，使异族音乐员舞蹈员有了同台演出的机会。他们在接触中感受彼此的文化，逐渐意识到多元民族艺术的丰富多彩，为华族舞者创作多元民族舞蹈积累了经验。1965年独立以后，华族舞者书写民族共建家园的作品当中，以1969年新加坡开埠150周年纪念活动，李淑芬为人民协会专业舞蹈员编排的《祖国颂歌》最具代表性。这个舞蹈将早期移民渡海南来，披荆斩棘、艰苦奋斗，把新加坡从一个渔村发展成现代化海港的历史进程，浓缩在舞剧里。1978年至1981年期间，她为凤凰舞蹈团再度创作类似作品，如《美丽的家园》等小舞剧，歌颂民族和谐共处的精神。
国家舞蹈团的跨文化舞剧代表作《渔村组曲》，多次出访，后排中间为文化奖得主Som Said
跨文化舞蹈的第四个模式是多元文化舞蹈（multicultural dance）：由多个民族的舞蹈员演出多个民族共舞的创作。成立于1972年附属于前文化部的国家舞蹈团和拥有三大民族舞蹈员的人民协会文工团，在七十年代中期，开启了在海外宣扬新加坡多元民族和谐共处、共建家园的形象工程。以1977年国家舞蹈团参加在吉隆坡举行的东南亚运动会文化节为例，选演的节目包括由华、巫、印舞蹈员合演的《苏·里兰组曲》和由Madhavi Krishnan、Na’aim Pani和黄秀珍合编的《渔村组曲》等。后者以轻松手法，描绘出五十年代新加坡渔村各民族简朴生活和纯良民风。这个节目于1981年再度出国演出，和李淑芬等人合编的《团结的节奏》，被推荐参加在雅加达举行的首届东盟艺术节。《团结的节奏》以三大民族的大鼓、铃鼓、腰鼓为道具，其急缓交错、大小声多次对比、队形变化多样、三大民族组成的造型多而不雷同，高潮迭起，引起观众的强烈共鸣。笔者在演出后的第一届东盟舞蹈研讨会宣读的《新加坡多元文化主义的舞蹈艺术》也引起东盟同行的热议。这是因为东盟成员国都是多民族、多语言、多宗教的国家，如何鼓励舞蹈家在作品中展现民族多彩文化遗产、紧扣国家形象塑造、发挥舞蹈文化功能，是大家关心的课题。印尼舞蹈学者I Made Bandem博士即席发言时说：“新加坡作品是个很好的实验。《团结的节奏》涵盖了各族多种鼓的舞蹈的本真性和整体性，齐舞时水乳交融。”泰国舞蹈学者Surapone Virulrak回应道：“《团结的节奏》有利于增强民族的文化认同，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泰国也可以挖掘其多元民族文化资源，做类似的实验”。极力认同《团结的节奏》的马来西亚编导Ahmad Omar，一年后带领吉隆坡的国家艺术中心文化代表团，在芳林公园演出。节目中也有一个跨文化舞蹈作品，富有新意。
三大民族（华、巫、印）意象作为封面的演出特刊
1982年，国家剧场信托局在文化部支持下举行的第一届新加坡舞蹈节，是本地舞剧发展的里程碑。在短短五天内，有《聂小倩》、《三角恋爱》、《魔链》、《姑嫂鸟》、《拉丁马士》、《海龟的故事》、《化蝶奇缘》、《马兰花》、《沙恭达罗》、《阿尊纳王子》、《阿·菲尔》和《鹿仙》共十二部舞剧首演。其中印度艺术协会呈献的跨文化舞剧《拉丁马士》，将印度婆罗多舞、爪哇古典舞、峇厘舞巧妙结合，演绎了黄金公主凄美的故事。
新加坡印度舞蹈团创作与演出多个有具体艺术内涵的跨文化舞剧。例如成立于1981年的艺术神殿（Temple of Fine Arts），先后推出了《白蛇传》（1990）、《天鹅湖》（1991）和《化蝶奇缘》（2003）共三部取材自他族经典作品的舞剧。《白蛇传》演员谢幕后，主宾许通美教授上台热情表扬了艺术神殿别具匠心的节目，鼓励各族艺术家多阅读他族文学作品和民间传说，多交流与合作。
新加坡印度艺协会1982首演的舞剧《拉丁马士》，融合了印度、印尼和马来舞蹈，风韵独特
来自斯里兰卡，入籍新加坡的舞蹈家妮拉萨地琳赓在1979年创立了飞天艺术团（Apsaras Arts），多次与聚舞坊创办人严众莲、马来族舞蹈家宋赛儿合作，在海内外艺术节展现了多元民族舞蹈。最早赢得美誉的是她1982年为新加坡国际艺术节制作的舞剧《娃丽的婚女》，受邀参加演出的除颜明理、蔡曙鹏等之外，还有知名马来舞蹈员多人。她对传承传统和创新同样重视，像李淑芬和宋赛儿一样，创作了不少多元民族舞蹈，自由地融合了印度舞中古典风格主义（Naryadharmi）的和现实主义（Lokadharmi）的编舞法则。
2002年的跨文化舞剧《五莲》，集中了不同宗教信仰、民族、语言与文化的舞蹈员，共同创作与演出
另一个71年来多次呈献跨文化舞蹈的新加坡印度艺术协会，曾经创作了两个风格迥异的四幕舞剧《五莲》（2002）和五幕舞剧《老榕树的传说》（2018），得到海内外舞蹈界的关注。前者讲述佛陀的故事，参加者包括了佛教、基督教、回教、兴都教等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八十多名舞蹈员、音乐员。他们合作无间，在排练过程结下深厚情谊。印度艺术协会、舞跃舞乡、Dian马来舞蹈团合力创作的寓言舞剧《老榕树的传说》，采用越南同名文本，2018年在河内与新加坡公演，完成一次跨文化交融与对话，为新、越舞蹈交流留下难忘的一页。
跨文化舞剧《老榕树的传说》河内首演后，全体演员与新加坡驻越南大使馆陈伟明副大使（第二排右四）、越南国家从剧院院长范玉俊（第二排左三）合影
正如前大法官陈锡强在多年前一次演讲所说的那样：“新加坡的成就在于以多元民族主义促进社会凝聚力和建构基石”。60多年来，一代一代的舞蹈家精心打造跨文化的舞蹈创作，是他们珍贵的集体记忆，也是我们的宝贵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们的经验，启发了后来人。尝试与他族同胞合力创作，已逐渐成为不少新一代舞蹈创作群体的自觉意识。我们期待新人出新作，继续探索多元文化艺术的当代审美表现。
（作者为新加坡戏曲学院创院院长、民族音乐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