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旧称淡马锡(Temasik)，也叫狮城(Singapura)。北隔柔佛海峡与马来西亚为邻，南隔新加坡海峡与印度尼西亚相望，毗邻马六甲海峡南口。虽然地理位置优越，但被开发之前，新加坡只是一个居民不足百人的小渔村。
新加坡现代历史要追溯至19世纪初期，英国正扩张其在印度的版图以及与中国的贸易。他们急需找到一个能够让其船只停泊、维修的港口，以期在与荷兰人的贸易竞争中取得优势。
经英国驻孟加拉大总督批准，1819年1月29日上午，英属东印度公司雇员，兼苏门答腊岛代理总督史丹福·莱佛士(Stamford Raffles)，率众在新加坡河口登陆。
莱佛士曾经是个苦孩子。14岁那年，被迫辍学到东印度公司伦敦总办事处当一名小职员，整天干些泡茶、扫地、夹文件、送资料，这类的杂事。莱佛士天资聪颖，智力非凡，坚持自学，进公司不过两三年，便开始为公司起草、上报重要的文件。10年后，莱佛士被派到东方，当时东印度公司里的欧洲雇员，没一个懂马来语，但莱佛士到后不久就学会了当地方言，熟悉了马来人的风俗习惯，深得印度总督明托勋爵的赏识，让他负责从海路入侵爪哇的准备工作，后升任爪哇代理总督。
经过考察，莱佛士认为新加坡是一个理想的港口，港湾的对面有供船舶停靠的泊位，又有充足的材料供应；同时，在河流的低洼处可建避风港，有一片宽广平坦的原野可开辟为城镇，在港湾的两侧还有一些海岛，有重要的经济和军事价值。莱佛士一眼看出，谁占领了这个港湾，谁就控制了海峡和印度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通道，于是莱佛士决定在这里建立自由贸易港。
新加坡镇
早期的新加坡缺乏资源，发展得差强人意，直到1824年才被英国承认为其殖民地。莱佛士给出的自由贸易政策过于高大尚，但免税是谁都能听懂看得见的“实惠”。马来人、印尼人、印度人、华人纷至沓来。十九世纪后半叶到二十世纪初，中国的封建王朝崩溃，在风雨飘摇。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从义和拳到辛亥革命，中国经历了长达百年的动荡不安。闽粤沿海的居民为了躲避战乱，纷纷下南洋讨生活。这些避祸求生的华人，为刚开埠的新加坡提供了重要的人力资源。英国人的管理和海军保护，让新加坡成为一个可以安心赚钱的地方。
有人靠倒卖燕窝发家，有人靠贩卖中国土产致富，有人凭手艺赚钱。无论是何种途径，华人移民们只希望在这里赚取一份家业，等到祖国安定时好荣归故里。华侨人口呈几何倍地增长，1860年新加坡总人口八万，华侨就占了五万，达总人口的63%。1901年华侨已增至16万多，占总人口的71.8%，妥妥的主体民族。
新加坡人多房少，房屋往往是下店上屋（一楼临街的成为商业店面，销售商品、开办餐饮、设立钱庄，二楼以及更往上的阁楼往往是居室或分割给不同的租户）的店屋。由于是人群聚居形成社区，也融入了本民族的建筑特色。华人在店屋的正面挂起牌匾和灯笼，伊斯兰教徒在房顶绘出星月和植物标志，马来风味的木雕、希腊罗马式的柱头和拱圈、殖民风格的盾牌和勋章竞相登场。居民说着不同的语言，过着各自不同的节日，互不来往，很少有交流。
到了20世纪初，新加坡迎来了经济大繁荣。随着美国工业发展，橡胶成为重要的进口原料，而东南亚正是橡胶的主产地。新兴的罐头产业，又刺激了马来西亚锡矿的开发。新加坡华商抓住了这个大好机遇，在马来西亚开橡胶园和锡矿，运往新加坡加工，再销往全世界。
富起来的华商，时刻观察著祖国的动态。他们不仅支持同盟会和其它革命党，抗日战争还为前方的将士，捐献寒衣、药品、卡车等物资。1938年，陈嘉庚领导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发动东南亚八百万华侨，为中国筹集了约合4亿余元国币的巨额外汇。
1941年底，英国完全低估了日军的战斗力。珍珠港事件隔天，日军在马来亚北部的哥打峇鲁登陆。1942年2月15日，英军总司令白思华宣布无条件投降，逾13万名英国、澳洲、印度等守军沦为阶下囚，日军占领了整个马来半岛与星洲。日本宪兵队踹开中国城一间间店屋的大门，抓走约二万多华裔男性，绝大多数被带到偏远的樟宜、榜鹅海边予以集体枪杀，剩下的则被送到泰国做苦工，以报复南洋华人对抗日活动的资助。日本投降，新加坡华人无不高兴雀跃。
新加坡市
1945年9月，英军回到新加坡。1950年，新加坡人口破100万，国民生产总值GDP达1.3亿元（当时的马来亚640万人口，GDP总值为4亿元，人均$62，只有新加坡的一半）。根据英国法令，当一个城市达到100万人口，就有资格升格为市。于是，1951年9月22日，新加坡镇（Town ofSingapore）升格为新加坡市（City of Singapore），吸引了30万人到市政厅（现政府大厦City Hall）门前的大草场（Padang）和周边街道聚集庆祝，前所未有。
战后的新加坡，人民要求在政府中享有更大的发言权。1948年3月20日，新加坡举行了第一次选举。1953年底，新加坡修改宪法，获得较大的自治权。1959年，人民行动党在51个立法议院议席中赢得43席，新加坡自治邦首任政府宣誓就职，李光耀出任新加坡首任总理。
1963年，新加坡同当时的马来亚联合邦、砂拉越以及北婆罗洲，共同组成马来西亚联邦，完全脱离英国统治。新加坡原以为在加入马来西亚后能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但始料不及的是，印度尼西亚并不满意身旁突然出现一个强大的邻居。在马来西亚成立后，印尼便断绝了和马来西亚的外交关系，禁止马来西亚的商人到印尼做生意，很多新加坡商人因此破产。
“马来人至上”的观念逐渐升温，联邦第一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担心华人会主宰马来西亚的政治及经济环境，最好的办法就是以华人为主体的新加坡独立出去。于是以巫统为首的执政联盟，在国会紧急通过修改宪法，以126票赞成、0票反对，将新加坡驱逐出马来西亚。
李光耀含泪作电视讲话，他为蕞尔小国的生存空间太过狭窄而流泪，为处于一亿多穆斯林包围的200万新加坡人的安全而流泪。在擦干眼泪之后，他公开发表施政宣言：“作为总理，不是为了随着别人的音乐起舞，更不是讨好和听命他人，我要对几百万人的生活负责，只有这样，新加坡才能活下来，而且活的像个样子！”在李光耀后来的自传中，他说一生中只哭过两次，一次是他的母亲去世，另外就是这次的新马分家。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成为一个有主权、民主和独立的国家，谋求“小国大外交”。
新加坡
李光耀意识到，只有让新加坡人民有生存的机会，才能获取人民的信任，才能实现真正的独立。而要获取民众的信任，就必须要解决民众最关心的两大问题：就业和居住，有了工作才有工资，才可以养活自己和家人；有了稳定的居所才不用颠沛流离。
李光耀刻意按照英荷壳牌石油集团的模式设立政府机关、行政部门和激励体制。新加坡的经济策略看起来如同商业计划一般，其公务员享有全球最高的薪水，并一直都被评为世界上最为清廉的国家。新加坡的福利体系跟欧洲如出一辙，包括国民医疗保险和低成本的教育体制，但它既不鼓励希腊人那种懒散的行事方式，也不提倡西班牙式的肆意挥霍。新加坡的失业率一直很低，几乎没有人无所事事。
新加坡为了求存求活，开始一连串的措施来发展工业及经济，于1961年设立的经济发展局致力于实行国家经济发展方针，重视制造业，裕廊工业区正式成立，并在加冷、大巴窑等地建立轻工业基地，为了吸引外资，政府决定给予外国企业优惠，同年，经济发展局重组，裕廊镇管理局以及新加坡发展银行也在该年成立。
1961年5月25日，河水山贫民区发生大火（Bukit Ho Swee fire），导致2800栋低矮的住宅被烧毁，16000人无家可归。新加坡政府抓住了这一机会，承诺在7个月内修建足够的、价格合适的房屋来安置无家可归的居民。新加坡政府迅速组建了住房和发展委员会，开始建设第一批公共住房项目。
新加坡的城市规划保密性极强，专门出台法律，规定政府有权，为公共用途强制征用私有土地。且政府只会按照发展建设前的地价进行赔付，使得人们很难通过土地投机行为获利。如今，80%多的新加坡居民都居住在政府组屋中，而不是像别的国家，只有少部分低收入或者需要照顾的特殊群体才能居住在政府提供的廉租房、公租房中。新加坡公民在买卖公屋的过程中，必须要保证此栋楼内的华人、马来人、印度裔的人口数量比例维持稳定。华人最高比例为84％和87％，马来人在每个街区所允许的最高比例为22％，印度裔最高比例为10%和13%。不是一家人，但进一家门（小区门）。
在大家最关心的养老问题上，新加坡将老年人照料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对待。要求个人必须负起责任规划自己的晚年生活；家庭要成为提供照料的基础；社区要协助和支持家庭，担负起照顾老人的责任；国家提供基本框架，创造条件，帮助个人、家庭和社区各尽其责。
对个人，推行以房养老模式，即：60岁以上老年人把房子抵押给有政府背景的公益性机构，由公益性机构一次性或分期支付养老金，老人去世时产权由这个机构处分，“剩余价值”（房价减去已支付的养老金总额）交给其继承人。对家庭，则鼓励子女和老人同住。子女和老人同住的家庭，可优先申请政府的廉租房，同时采取其他多种措施以确保家庭仍是老年人快乐的主要源泉。
新加坡的养老机构，由于有政府管理服务运作成本的补贴和社会扶助，经费不再是其考虑的主要问题。因此，其工作任务和目标就明确在努力提高入住老人的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达到专业化、精细化、科学化。服务对象也定位于那些满足政府标准要求，经评估确定后真正有护理需要的身体虚弱和低收入的老人。
作为国际自由贸易港口，新加坡没有货币管制、货物税收，外资享有最惠待遇，新加坡政府对土地、劳资关系、资源分配、市场运作和商业决策都拥有强大的法律与行政管制权，是典型的“政府指导式的资本主义体制”。“新加坡模式”时常被批评为温和独裁，称其集权、政府廉洁、经济自由，但同时压制政治对手、对言论自由和公开集会管控严格。
新加坡的政治精英们，在政治上坚定依靠美国，把自己的国家命运系在美国的“战车”上；以此抗衡周边国家和潜在敌对势力。根据美新协议，新加坡机场的一半归美国空军单独使用，新加坡的所有港口美军舰艇都可以无须事前告知地停泊。但同时，新加坡又努力维持与修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在经济上则扩大同中国的合作，利用中国的优惠政策，在大陆投资建设工业园区获得巨大收益。
李光耀从自己治理新加坡的亲身经验出发体会中国的治理殊不易，他在书中说：“5000年来，中国人一直认为，只有中央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中央软弱则意味着混乱和动荡。每个中国人都理解这一点，这也是中国人的根本原则。西方一些人希望中国变成西方传统意义上的民主国家，但这不会发生。中国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巨大国家，文化和历史都与西方不同，中国有自己的方式。”
“小国大政治”从来不靠谱。小国的杰出领导人需要审时度势、深谋远虑，或左右逢源、扩展空间，于复杂国际政治中，最大限度地保全本国利益。
英国人从来没把新加坡人视为自己的公民，也只是维护英国东南亚商业利益的中转站。在恶劣的东南亚地缘政治环境下，饱含中国人气质的新加坡人，既需要扬弃、改造英殖时代奠定的政治架构，在反殖、自治、联邦、独立、去殖等重大事件中，缔造出一个独立的国家，一个全新的民族，一个安全的社会。新加坡做到了，不得不说是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