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数据，平均每年中国都会有1万名左右的富豪移民，位居全球第一。另外，中国富豪总资产达到23.6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也就是说，这些移民的富豪，可能带走万亿财富，疯狂“掏空”中国。其中，新加坡逐渐成为中国公民海外搭建离岸架构的重点选择。
近日，包括汇丰、渣打及花旗集团在内的银行均见到香港居民咨询开设离岸账户的数量大增，其中众多因素之一，就包括因忧心中国将对香港实施国安法的决定，所产生的结果。汇丰（HSBA.L）和渣打（STAN.L）各见到询问数量跳增25-30%。
无独有偶，此前金融市场曾传出消息称，大量资金正在流入新加坡，而资金来源就是中国香港。
外来资本持续增长
2020年6月7日，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发表声明称，自今年初以来，新加坡的外币存款出现持续增长，声明指出，根据统计，截至今年4月底，新加坡银行体系中的非银行外币存款总额为7810亿新元（1新元约合人民币5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0％。
其次，中国银监会通过对香港市场银行业监管的深入，香港这个亚洲特殊金融港也逐渐从离岸公司、离岸账户聚集地，转变为跟随政策不断收紧的态势。
在国外，信托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税收的驱动，尤其是遗产税。家族信托在中国大陆开始出现时，也与遗产税脱不了干系。中国大陆征收遗产税的消息或谣言，已有多年了。由此，来自香港、新加坡的境外机构，纷纷在大陆推办家族信托，其中的噱头就是说，信托可以规避遗产税。
但直到现在，中国也没有开征遗产税（Estate Tax）。但是这并非说，海外家族信托对中国高净值人群就没有意义了。中国的有钱人在境外持有或购买房地产、股权、股票等资产可能会受到该资产所在地国家的继承法和税收制度的管辖。合理设立的家族信托能确保资产以最少的行政成本和税收成本转移到预定的受益人手中。
家族信托作为一种舶来品，在国内实际上根本就是水土不服，难有作为。国内的《信托法》说来也通过近二十年了，实践中，鲜有真正意义上的家族信托成立。最近几年，国内信托公司在严监管形式下的转型和回归本源，所能做的不过是资金信托而已，还无法满足高净值人群多样化资产信托的需求。
所以，要想充分利用家族信托，境外家族信托还是不二之选。
简单来说，设立信托是信托设立人将自己合法的财产转移给受托人（通常是专业的受管制的信托公司），而受托人尽管在法律上取得了财产的“法律所有权”，但其必须为了受益人的利益而占有、使用和处分信托财产。
最难以让中国人理解和接受的是，信托设立意味着信托财产所有权的转移。但仔细理解其运作的逻辑，也不难看出，受托人的的确确是有名无实的“所有权人”，不过是名义上而已，大可不必担心。再说，人家践行了几百年的法律制度，肯定有其存在的基础和价值。
我们所讲的离岸信托、境外信托通常是英美法系国家和法域的法律制度，肇始于英国，而后被英国殖民地所继承和发展，如美国、新加坡、香港、维京群岛（BVI）或开曼群岛（Cayman）。
我们以新加坡的信托制度为例。新加坡的信托采用监管制，专业受托人必须获得许可并受到法规的监督。在新加坡信托法下，委托人可以自己保留投资的权力（就是说法律上财产不属于你的，但允许你对财产的管理和投资保留话语权）。
由此，客户可能在管理投资方面仍然占主导地位。新加坡信托还允许委托人指定一个监管人（protector）（通常是专业律师或会计师）来监管特定领域内的信托活动。
根据新加坡税法，委托人和受益人既不是新加坡公民也不是永久居民的信托可以被视为境外信托，这意味着很大范围内的信托收入可以在新加坡免税，包括大多数的收入和金融机构收益，受益人收到这些免税的收益不需要再在新加坡征税。
保障财富以应对政治、商业和家庭环境的不确定性。人有旦夕祸福。提前把财产转入信托，作为一项独立于家庭责任财产之外的财产，在家庭遇到变故时候，可以起到应急之需。对于深处疫情危机的美国人而言，应该有深刻体会。对于已经设立信托的家庭而言，信托分配的资金可以帮助家庭度过目前的经济困难。
家族信托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在于有序地完成代际财富的转移。这是现代家族信托的核心功能之一。
信托能够在不同的继承人之间做出灵活的安排。让有能力又乐意接班的孩子实际掌管企业运营，让没有兴趣的孩子又能受益；而遇到不肖之子或纨绔子弟的，也可以避免家庭财富被迅速挥霍殆尽。设立的好，也许能打破中国人富不过三代的魔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