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位驻新加坡专业外交官左秉隆领事
青年参考特约撰稿 王凡夫（作者时为中国驻新加坡使馆外交人员） 发自新加坡 2009-08-25 15:56 请点击“阅读原文”查阅详情。
新加坡虽然迟至１９９０年１０月才与新中国建交，但新加坡却是中国历史上首个海外领事馆设立之地。左秉隆是中国派驻新加坡的首位专业外交官，但他的事迹却鲜为人知。本文作者现为中国驻新加坡使馆外交人员，赴新之后发现国内对左秉隆的了解甚少，故撰成此文，供国内读者参考。
１．移居海外的中国人曾被斥忘祖叛君
书法讲究逆锋起笔，讲述左秉隆的故事也要对其时代稍作追溯。众所周知，中国自明朝初至清末，虽然在明成祖朱棣执政期间派遣郑和率大规模船队下西洋，但基本上历代统治者均实行“禁海”措施，对海外侨民漠不关心，甚至认为移居海外的中国人属忘祖叛君之徒。乾隆五年（１７４０年），荷兰殖民者在爪哇（今属印度尼西亚）制造了屠杀逾万华人的“红河（溪）惨案”，竟被清政府称为海外侨民“孽由自作”。
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逼迫清政府在海外侨民政策上作出改变。随着大量华工被转运国外，清廷在海外侨民政策上由“概不闻问”逐步变为实施领事保护。１９世纪７０年代，清朝重臣李鸿章就曾格外关注海外华工待遇问题，并建议总理衙门保护华侨。李鸿章还特别派员赴南美洲秘密调查华工受虐问题，由此可见晚清海外侨民政策已发生根本转变。
１９世纪中叶以降，中国东南沿海居民因社会动荡和自然灾害等原因，纷纷下南洋谋生。在短短２０年时间内，中国海外移民大增，并在东南亚形成较大经济实力，引起了清政府重视，并最终决定派使节驻外。新加坡为东西方交通汇合点，清政府的外交官称其为“南洋第一埠头”，所以首个领事馆选择在新加坡落户。落户时间为１８７７年，迫于英国的压力，首位中国领事只能用当地华人胡璇泽（又名胡亚基）。等到１８８１年，清政府才派中国的专业外交官左秉隆任领事。
２．与英国争夺新加坡侨民人心
早在元朝时，就有中国人移居新加坡，比英国人莱佛士１８１９年登陆早４００多年。新加坡成为商埠不久，华人迅速增多。左秉隆在任期间，当地中国侨民大都文化水平低下，生活困顿，华社帮会林立。有鉴于此，左秉隆在争取侨民权益、改善侨民民生等方面做了大量积极努力。
左秉隆首先遇到的难题是与英国殖民当局周旋。“弱国无外交”，近代中国海外主权受严重侵犯。为争取对新加坡当地华人的领导权，英当局对清设领一事曾百般阻挠，并紧急在当地设“华民护卫司”（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ＯＲＡＴＥ）。该司名为维护华人利益，实为分化华族，争取华人效忠英廷。英虽后来同意清廷派左使新，却对其正常工作极尽干涉骚扰之能事。左对此曾感叹“世无公理有强权”。但感叹归感叹，左秉隆面对强权从容应对，不卑不亢。在贩卖劳工、侨民治安等问题上，左与英人努力周旋，据理抗争，迫使英人做出一些让步，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国侨民权益。针对英人大肆培养亲英分子等分化华社的行径，左积极倡导华人团结，培养华人忠于清廷的“内向之心”。因左工作颇有成效，清廷后将其领事任期由原定３年延至１０年，并在１９０７年派其再次出使新加坡。
左任驻新领事前，当地华族私塾教育已有一些发展，文化程度较高的侨民甚至还创办了书院。但华人社会人文气息仍然淡薄。左莅任后大力推广中华文化，在当地掀起兴学之风，颇有“启蒙运动”之势。在左的推动下，新当地侨民先后创办书塾书室。左以受华文教育的侨民为对象，设立“会贤社”，每月出命题作文考评，曰“月课”。左亲力亲为，自己出题考评学子，往往批改作业至深夜。左还把自己的一部分薪水捐作奖学金鼓励学子。左在首任即将结束时曾写诗自我总结：“欲授诸生换骨丹，夜深常对一灯寒。笑余九载新洲住，不似他官似教官。”
左年轻时曾在北京同文馆学习英文和法文，英文极佳，曾随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出使伦敦。左除创立“会贤社”，还特为懂英文侨民创立“英语雄辩会”，每两周在领事馆集会，鼓励大家对政治、社会、文化等重大话题进行讨论。１９０８年，左在侨民中选拔学生赴南京和广州留学，这些学生中成就较大的有新加坡著名企业家、慈善家李光前（著名华侨陈嘉庚之婿）。今天，新加坡的“李氏基金”和“李光前图书馆”即为纪念李本人而设。
３．收容生活窘迫的女性
在左的努力下，中国在新侨民兴文重教之风大盛——史载当地华界“稍稍有文风矣”。在创立的书室中，较著名的有培兰书室、毓兰书室、乐英书室、养正书室，一时间诵论之声相闻于道。此外，左１８８１年９月莅新上任，同年１２月１０日新加坡首份华文报纸《叻报》问世，该报也是东南亚首份华文报刊。《叻报》自１８８１年创刊至１９３２年停刊，历时５１载，是东南亚“二战”前报龄最长的华文日报，成为中国近代在新侨民了解国际形势的主要渠道。左１８９１年离任后，黄遵宪接任。黄延续了左倡导文教、在新加坡奠基中华文明的主要措施。
左也关注劳苦侨民的生计。当时，中国侨界存在两大严重问题：娼馆丛生、缺医少药。关于前者，今天的新加坡华人聚居区牛车水（当年主要为广东人聚居区）有条名为“ＳＭＩＴＨ Ｒｏａｄ（史密丝街）”的小街，即为当年生意最为兴隆的“红灯区”所在地；街口现立有数种语言写就的铜牌，记载了当年该地的繁荣“娼”盛。左于１８８５年建“保良局”，将生活窘迫的女性暂作收容，使其避免沦为娼妓，并为其寻找生计。
针对缺医少药的问题，左积极推动建立正规华人医院，施医赠药，结束了侨民长期以来有病难医的痛苦。今天新加坡的同济医院即在左当时倡导下由当地华社集资落成。左同时还注重发展侨民体育活动，以改戒不良生活嗜好。１８８７年７月，海峡侨生俱乐部（Ｓｔｒａｉｔ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Ｃｌｕｂ）在芳琳埔（即今日芳林公园，英文名为Ｈｏｎｇ Ｌｉｍ Ｇｒｅｅｎ）——正式创立，左秉隆受邀并发表演说，阐述体育在生活中的意义和作用。
４．在宗教问题上持包容态度
左任内还有项工作值得一提。左本人信奉基督教，但他在新期间注重维护当地各宗教、族群间和谐共处，注重促进华社团结。这使当时华社帮会林立、一盘散沙的局面大为改观，也在相当程度上让英殖民当局对华社“分而化之”的招数失灵。左为当地供奉不同神像的华人庙宇——天福宫和城隍庙里——分别题匾：显彻幽明、聪明正直。这两块匾额至今仍完好无损，是左在宗教问题上包容思想和治理华社的“统战”策略的最好例证。
５．曾严密监控孙中山在新加坡的活动
左秉隆是清王朝末期派驻海外的领事官员，在本质上是中国近代旧势力的代表和捍卫者。孙中山曾在左使新期间赴当地鼓动侨民支持中国民主革命，被左严密监控。尽管如此，左在争取侨民权益、传播中华文化、解决侨民困苦、促进侨界和谐等方面付出大量努力，依然为今人景仰。作为领事官员，左忠于国家和民族，可谓尽忠职守，不辱使命。海外华人教育家陈育崧曾将左在新加坡推行诸多新政比喻为“韩之于潮，苏之于琼，朱之于漳”。意即左秉隆之于新加坡，正如同韩愈之于广东的潮州、苏东坡之于海南，朱熹之于福建的漳州，都有文明开化之功，应该说此言不虚。
今天，新加坡学术界将新加坡汉学研究步入正轨的起始年定为１８８１年，原因除了《叻报》在１８８１年问世，更重要的是左秉隆于当年莅新后，对中华文化，即汉学的大力倡导。
左之名字鲜见于史书。这是因为晚清时期，民间对外交官皆施冷眼，有的百姓甚至还把外交与卖国相提并论。此外，晚清时的革命党将左视为反面人物，更不可能对其人其事有过多记载。左当然能体会到当时世人的冷眼兼笑骂，给自己起别号曰“炎州冷宦”，大有自嘲之意。自嘲之余，左却仍能保持祥和淡定之心。左著《勤勉堂诗钞》中有诗《重领新洲》，记录的是他１９０７年第二次使新，船只即将抵达时的心情，其人生感悟和个人品格一览无余：
十七年前乞退休，岂知今日又回头。人呼旧吏为新吏，我视新洲成旧洲。四海有缘真此地，万般如梦是兹游。漫云老马途应识，任重能无颠蹶忧？
诗于百年前所作。今人读罢，只觉一位凭栏远眺，慎独自省的“父母官”仿佛就在眼前——是那么可爱、可亲、可敬！
人物辞典
左秉隆（１８５０～１９２４），字子兴，广州人。精通英、法文，擅诗书音律，著有《勤勉堂诗钞》。曾两度奉清政府令出使新加坡。第一次自１８８１年至１８９１年任领事，后由黄遵宪接任，左调任香港；第二次自１９０７年至１９１０年，任总领事（并辖附近海域）。后辞官寓留新加坡。左１９１６年返回广东故土，１９２４年卒于家乡，享年7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