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是个美丽繁荣的东南亚岛国，也是许多中国人旅行、工作、生活的目的地，新加坡四分之三人口是近代来自中国东南沿海“下南洋”的移民后代。去年柯南剧场版也把舞台搬去了新加坡，这不禁引起了大家的好奇，新加坡有很多日本人吗？其实，与中国同处东亚的日本，也是一个人口大国，近代也曾有许多日本人移居新加坡。与中国的移民史不同，日本人移民新加坡的背后，牵连着一段女性的血泪史。
电影海报
南洋姐
据了解，第一位定居新加坡的日本人相信是来自爱知县美滨町的山本音吉。他在1832年以船员的身份随一艘日本米船航行的时候遇上风暴，并因而在太平洋漂流；回国失败后，他便开始为英国政府担任翻译员。他在获得英国公民身份之后于1862年到新加坡定居，并于五年后在当地去世和下葬。
早年间下南洋的中国人以男性居多，但当时移居新加坡的日本人却恰恰相反，主要是“娘子军”。早期在新加坡居住的日裔居民大部分从事带有颜色的工作，这些日本女性后来被统称为“唐行小姐”，或者“南洋姐”。第一批“南洋姐”在1870年或1871年就已经抵达新加坡；1889年当地“南洋姐”的人数是134人。
唐行小姐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就是从事那种工作的女性。她们主要出身于长崎县岛原半岛和熊本县天草群岛，日本当时也把唐行小姐称为娘子军。最初唐行小姐主要被输出到中国大陆，中国香港，菲律宾，婆罗洲，泰国，印度尼西亚等西方殖民者控制地区，目的是解决西方殖民军队和相关劳动者的需求。随着西方殖民区地盘扩大，西伯利亚，中国东北，夏威夷，加利福尼亚，津巴布韦也出现了唐行小姐。70年代的日本电影《望乡》，讲述的就是这些唐行小姐的血泪史。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走上了扩张之路，扩张需要资金，那么资金从哪来呢？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南洋姐”，大量日本女性在以新加坡为代表的东南亚“辛勤劳作”，用血肉之躯为日本换来了扩张之路的“第一桶金”。日本驻新加坡领事表示，截至1895年，在新加坡居住的日本人约有450至600人，从事“正当行业”的少于20人。
有学者指出，当时日本正在借助唐行小姐对东南亚进行经济扩张，而唐行小姐则是这个行动的捍卫。具体而言，东京当局认为这是在该地区为日本建立经济基础的方法之一；在东南亚的日本女性通过“有色服务”获得收入，这些收入可以用来积累资本，分散日本在当地的经济利权。对其他日本人来说，这些“南洋姐”还是债主和顾客：她们既会向有意创业的日裔居民借出收入，也会光顾日本人经营的裁缝店、杂货店，以及向日裔医生求医。20世纪早期，她们主要会在马来街（今密驼路）工作。不过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令欧洲进口货无法输入东南亚，日本商品便开始进军东南亚市场，成为欧洲进口货的替代品；这还促使当地日本人转而从事零售和贸易，改变了日本人社群的主要从事的经济活动。
新加坡在1921年进行“扫黄”，大量“南洋姐”被迫另谋生路，有许多干脆离开了新加坡。在她们离开的同时，新加坡日本人社群的结构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日本人光顾的商店（例如裁缝店和理发店，这些商店的东主大都是日本人） 相继结业，而商店的东主也陆续离开新加坡，取而代之的则是日资企业的受薪雇员。在日资企业工作的当地日本人人数从1914年的14人增加到1921年的1478人；这项巨大的转变还持续了十年——新加坡的日本人社群当中，贩卖商品的商人所占的比例从1919年的38.5%下降到1927年的9.7%，而公司／银行员工所占的比例从1919年的28.0%上升到1927年的62.9%。
当地日本人的人数在1929年达到顶峰，却因为其后席卷全球的大萧条而有所下降。不过之后日圆贬值令日本商品在东南亚市场更有竞争力，而日本人社群的人数也因此而回升。虽然其他日资企业都陷入业绩倒退的处境，不过当地日本渔民的人数却有增无减。从1920年的200人增加到1936年的1752人，达到顶峰。1930年代日本渔民在当地日本人社群之中所占的比例介乎四到三分之一。
二战期间新加坡被日本占领3年多，新加坡被改名“昭南市”，期间日军在新加坡屠杀华侨，制造了“新加坡大屠杀”。二战结束后，所有在新加坡的日本人（不论是平民还是军人）都在1947年遣返日本。虽然新加坡政府曾经在1948年至1949年期间向少数日本人签发入境许可，不过在1953年之前，获准在新加坡定居的日本人就只有外交官和他们的家属。其他日本人虽然可以获发入境许可，不过他们只能够逗留两个月。在1950年后半期，新加坡放宽了日本公民进出境的限制，日资企业也再次在新加坡设立办事处。
二战之后，新加坡成为“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起飞得益于日本的产业转移。1970年代初，日本企业开始把生产线从日本转移到东南亚，因此当地日本人社群的规模便再次出现明显的增长。自1980年代中期开始，绝大多数移居新加坡的日本人都会和家人一起移民，在这种家庭当中，丈夫是雇员，妻子则是家庭主妇。也有一小部分日本男子会告别家人，只身移居新加坡。单身女子在当地的日本人社群会受到双重排挤：在办公室，日本商人对女性地位有拘谨的看法，在社交生活中，这些商人的妻子也会排斥单身女子。单身的日本女子通常都会尝试避免接触已婚的日本女子，即使她们住在同一个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