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知识分子
作者：刘钝
《南蛮人渡来图》的“南蛮”首领与传教士们
导 读✚●
○近代西方文化进入日本与中国的时间和方式相差不多，早期的境遇也大同小异，中国的皇帝和知识分子称西方人为“远夷”的时候，日本人则称其为“南蛮”。分叉路出现在19世纪中叶，美国海军准将佩里（Matthew Perry,1794-1858）率领炮舰冲进江户湾（即东京湾），货真价实的“黑船”击溃了旧传统与旧制度，日本的门户完全打开，中日两国的近代化进程就此呈现非常不一样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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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蛮”本是中国古代中原地区对南方少数民族歧视性的称谓，在日本战国时代晚期的16世纪，则专指葡萄牙或西班牙人，相当于明代中国人所称的“佛郎机人”。当时日本人的地理概念相当模糊，只知道这些人多从南亚、东南亚或南海泛舟而来，故称之为“南蛮”（Nanban）。他们乘坐的大帆船，则被称为“南蛮船”。16、17世纪日本的绘画中，有许多关于“南蛮船”的描绘，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狩野内膳（1570-1616）绘制的“南蛮屏风”画了。在介绍这幅涉及东西方交流的名作之前，让我们先从日本人最早见到的“南蛮”说起。01
种子岛“铁炮”
1543年，也就是哥白尼的《天球运行论》与维萨留斯的《人体构造》同时出现的那一年，一艘从暹罗（泰国）经澳门驶往舟山群岛一带的武装走私船遭遇台风，漂流到日本九州以南大隅群岛中的种子岛（现属鹿儿岛县管辖）上。船长是一个自称五峰先生的“大明儒生”，真名是王直或汪直，安徽歙县人，生年不详。他如果生在一个开明外向的社会，很可能成为一位跨国商贸集团的老总，或者扬威海外的民族英雄，可惜际逢明朝禁海的时代，只能当个海盗集团的老大，最终于1559年被官府捕杀。话说当年船上有近百名船员，都是被明朝官民称为倭寇的法外之徒，船上还有几个葡萄牙人，他们的相貌穿着与东方人完全不同，语言也不通，被当地人目为奇观。其中两个为首的葡萄牙人手里总是拿着件二三尺长的铁管，沉甸甸的，装填上火药，以火绳引燃，一阵浓烟一声巨响之后，管中的铅弹即可飞出打击远方目标。
种子岛的领主惠时是日本战国时代岛津氏的家臣，其子时尧（1528-1579）当年只有15岁，闻讯后立即率领数十叶小舟找到这艘海盗船。他对船上两位“蛮种”手中的家什十分感兴趣，不但出重金购买了“铁炮”，而且学会了如何瞄准、发射与制备火药，又着岛上数名铁匠仿制，都没有成功。翌年又有“蛮种贾胡”来岛，遂请著名工匠八板金兵卫拜师学艺，“渐经时月，知其巷而藏之，于是岁余而新制数十之铁炮，然后制造。”当时日本正处于群雄割据的战国时代，各地领主、大名闻风而动，不久“种子岛铳”（Tanegashima gun）就传遍日本各地，种子岛也名声大振。
若干年后（1606年），时尧之子久时请临济宗僧人南浦文之（1555-1620）著《铁炮记》以志其事，文称：
贾胡之长有二人，一曰牟良叔舎，一曰喜利志多侘孟太，手携一物，长二三尺。其为体也，中通外直，而以重为质；其中虽常通，其底要密塞。其傍有一穴，通火之路也。形象无物之可比伦也。其为用也，入妙药于其中，添以小团铅，先置一小白于岸畔，亲手一物，修其身、眇其目，而自其一穴放火，则莫不立中矣。其发也，如掣电之光；其鸣也，如惊雷之轰，闻者莫不掩其耳矣。置一小白者，如射者之栖鹄于俟中之比也。此物一发，而银山可摧、铁壁可穿也。奸宄之为仇、于人之国者，触之，则立丧其魄。
所谓“铁炮”，就是火绳枪，15世纪中叶首先为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使用，16世纪西欧诸国已普遍装备。使用时先从枪口倒入火药，再用长条细棍将弹丸从枪口塞入枪膛，发射前打开位于枪膛一侧的火盖（保险装置）并连接火绳，瞄准之后扣下扳机即可引爆火药。火绳枪手身上挂满弹药和一根火绳，战斗期间火绳需保持燃烧状态。
火器与军事革命
在谈到技术与发明对社会的影响时，马克思说“火药把骑士的城堡炸得粉碎”，验之于热兵器在欧洲的流行颇有道理。伴随着火绳枪的发展，人类间的战争从冷兵器时代真正进到热兵器时代。荷兰的毛里茨亲王（Maurits van Nassau，1567-1625）在尼德兰战争期间对军事改革做出过重大贡献，他把火绳枪手从装弹到射击的过程分解成42个单一的连续动作，还为每个动作规定了发令词，训练士兵按照这种机械化的程式战斗。图5是毛里茨率领的荷兰联省军队的战斗队列：方阵中间的长矛兵专门对付敌方骑士的冲锋，两翼分布着排成若干列的火绳枪手，轮番上前射击以保持火力不断。最终荷兰人战胜了强大的西班牙-奥地利系神圣罗马帝国而赢得独立。
相比于中国，日本的封建募兵制度更像中世纪的欧洲。在镰仓时代（1192-1333），战争由佩刀的武士进行，他们是职业军人，逐级向上效忠，直至大名和关白；跟随武士从事运输后勤和土木工程作业的人则被称为足轻，他们是普通农民，不能佩刀，战时手持木棍铁锄充当摇旗呐喊的角色，平时种田并向地主和武士纳粮。室町、战国时代（1333-1573），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武士披甲戴盔，有的还骑上战马，足轻也配备了弓箭直接参加战斗。到了惨烈动荡的安土桃山时代（1573-1603），一些实力雄厚的大名纷纷购买或制造火绳枪，传统的武士个人战法逐渐为冷热兵器结合的团体作战取代。各家军阀都组建了火绳枪队，“铁炮足轻”也应运而生，他们往往成为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日本俗语说“足轻杀死关白”，犹如象棋中的过河小卒顶大车，由于技术（或规则）的变化往昔的权势与地位全然失效。
1575年的长筱会战中，织田信长（1534—1582）的军队借助装备火绳枪的“铁炮队”，一举击溃对手武田家的强悍骑兵，以弱藩的身份称雄日本，为日后全境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及至丰臣秀吉（1537—1598）登台，更是不惜重金购置“铁炮”，还曾借助与天主教有密切关系的大名，从澳门大量进口硝石和铅等与火绳枪有关的军需品。在两次入侵朝鲜的战争（1592-1593,1597-1598）中，丰臣都以信奉天主教的大名小西行长（1558-1600）为先锋，不仅允许他以十字旗为军旗，还容忍了其动员令中将朝鲜征服为“天主之国”的说辞。在攻占平壤的战役中，日本人的“铁炮队”显示了巨大威力。图7和图8出自另一位浮世绘大师歌川国芳（1798－1861）之手，表现日军“铁炮足轻”轮番射击和在雨中战斗的场面：前图中可见明显的引火绳，农民出身的士兵也穿上了轻便的甲衣并佩刀；后图主要表现足轻身披蓑衣防止火药受潮，特别注意火盖上还加上了防雨盒套。
传教士与丰臣秀吉
葡萄牙是第一个海上帝国，1494年通过教皇斡旋达成的德西利亚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获得东方“保教权”。沙勿略（Francis Xavier, 1506-1552）是耶稣会的创始人之一，1540年奉葡王若望三世（João III，1502-1557）派遣，以教皇使者名义前往亚洲，先后在印度的果阿（Goa）、新加坡、马六甲等地传教。1549年8月15日圣母升天节那天，沙勿略在一位日本朋友的导引下，携同另外两位耶稣会士抵达日本九州南部的鹿儿岛，成为第一位踏上日本国土的天主教传教士。图9为葡萄牙画家里贝罗（Avelar Rebelo，c.1600-1657）的作品，描绘1541年4月9日沙勿略启程东航前在里斯本向若望三世辞别的情景。
沙勿略在日本的继承人是范礼安（Alexander Valignano,1539－1606），作为罗马教宗任命的印度和远东地区的巡视员，他曾于1579-1583年、1590-1592年和1598-1603年三次访问日本，提倡采取“适应”（adaptation）策略传教，不与当地神道文化直接冲突，致力于培养日本神父。范礼安身材高大，外出时身边总是跟着一个非洲裔随从，引起当地人的极大好奇。在他的影响下，数位大名还有一些藩主、城主相继皈依了天主教，1582年前后日本已有近200所天主教堂，基督徒人数达到15万。在几十年的时间内，耶稣会控制的长崎从一个冷寂的小渔村发展成国际化的商贸港口。少数奉教大名为了自身利益或保护教区，还招募随船而来的西洋雇佣兵，并充任“铁炮队”的教官。
要说明的是，沙勿略、范礼安（以及后来前往中国的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人），虽然不是葡萄牙人，因为教皇“保教权”的规定，都属于“葡系”人马，也就是在葡国学习或研修、向葡王宣誓效忠、乘葡国海船出洋，以耶稣会士为主。然而不久，随着西班牙势力的崛起，德西利亚斯条约逐渐失去约束力，西班牙的船队也来到日本，方济会、道明会、奥斯丁会等修会的传教士接踵而至。他们多来自菲律宾和南海岛屿，同样被日本人视为“南蛮”。
织田信长对天主教的态度相当宽容，允许传教士在他的都所安土城（今日滋贺县近江八幡市）内设立教堂。1582年织田在本能寺之变中葬身火海，丰臣秀吉战胜诸多反叛者继承大位，成为日本摄政的关白。丰臣出身卑微，生父曾是某位藩主手下的足轻，本人身材短小其貌不扬，17岁那年成为织田信长的家仆，等级为“草履取”，意思大概是专为主人提鞋的低级佣人。由于服务周到，很快赢得主人欢心，不久擢升为步兵头目。在1570年的金崎之战中，丰臣秀吉挺身而出担任殿后，依靠几十支“铁炮”，成功掩护了织田大军逃离险境。
1587年7月24日，丰臣秀吉在筑前箱崎（今福冈市）下达“伴天连追放令”。“伴天连”是葡萄牙语神父（Padre）的日语（バテレン）汉字转音，“追放”就是驱逐的意思。他认定天主信仰为邪教，勒令所有西方传教士在20天内离开日本；然而考虑到“南蛮”贸易的实际利益，法令第四、五款严格区分了通商和传教，称“黑船”为通商而来另当别论，今后亦可进行长年之贸易等等。传教士们则以等候季风为由希望宽限到来年再离境，这一要求竟然被默许了，也未对基督徒实行大规模的迫害。各个修会仍在暗中传教布道，尤以方济各会士的活动最具挑战性。
又过了9年，即丰臣秀吉去世前不久的1596年底，一艘从马尼拉出发、原来要驶向墨西哥的西班牙大型商船，因遇风暴漂流到土佐藩的浦户（今属高知县），船上满载的高价货物被截留，丰臣秀吉冀图以此补充再次出征朝鲜的费用。另一个说法是：西班牙船长在与丰臣的部下交谈时，指着地图向后者炫耀西班牙帝国拥有的领土，当被问及如何得到这些土地时，船长说先派遣传教士使其民众成为天主教徒，然后里应外合征服该国。
1597年初，丰臣秀吉发布了更为严苛的禁教令，以防西班牙传教士与天主教徒的抗议与异动。京都执行长官奉命抓捕了26名天主教徒，后又带到教徒云集的长崎，于1597年2月5日处以残酷的极刑。26人中有4位西班牙籍传教士、1位墨西哥（当时称“新西班牙”）籍修士、1位葡萄牙籍修士，还有包括3名未成年人在内的20位日本信徒。目击者称他们都坚守信仰从容赴死，后来被罗马教廷封为“日本二十六圣人”。
图11是意大利画家弗朗切斯科·马菲(Francesco Maffei,1605-1660)的作品，要说明的是：26人中不都是方济各会传教士与信徒，其中有3人属于耶稣会。
狩野内膳的南蛮人渡来图
在浮世绘兴起以前，主宰和画的是土佐与狩野两大流派。狩野派的鼻祖狩野正信（1434-1530）供职于足利幕府，作品融合中国水墨画风格，他领导的画派兴盛于15世纪的室町时代，其子孙门徒相继成为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1543-1616）等权势家族的御用画师。这一画派多以血缘或婚姻关系为纽带传承发展，经过正式认定的优秀门徒也可改姓“狩野”。狩野内膳（1570-1616）就是这样一位画师，他的代表作包括大型屏风画《丰国祭礼图》（1604）、《南蛮人渡来图》（c.1600）等。前者是为丰臣秀吉去世7周年祭礼绘制的，后者则是描绘葡萄牙商船抵达长崎港以及所谓“南蛮”贸易的情况。1593年前后狩野内膳曾往长崎参观访问，对当地的环境有亲身的体验。
现已确认共有5件带有狩野内膳落款与印章的“南蛮屏风”，分别由日本的神户市立博物馆、旧川西家、文化厅（现寄藏于九州国立博物館）、葡萄牙里斯本的国立古代艺术馆以及一个美国私人收藏，其中最精致的当属神户市立博物馆收藏的那一对，左右两屏每屏六折，在覆盖着纸、金箔、丝绸、铜镀金的板面上以漆与蛋彩颜料混合制作，尺寸分别为178×366.4厘米和172.8×380.8厘米，板厚2厘米，下角可见“狩野内膳笔”款记和白文方壶印“内膳”。
南蛮船—卡拉克
画中的“南蛮船”都有三根桅杆，船身很高，船尾呈弧形翘起，右屏船首还可见一根巨大的斜桅。这是大航海时代西方最常见的卡拉克（Carrack）帆船。下图是葡萄牙收藏的“南蛮屏风”中的“南蛮船”，可以清楚看到斜桅上挂着三角帆，主桅和前桅上则是长方形的横帆。
1492年8月哥伦布首航美洲的旗舰《圣玛利亚》号就是一艘卡拉克帆船，其尺寸或吨位学界还有争议，估计排水量在100吨上下，连同哥伦布和船主在内共有乘员39人。图18是佛拉芒画家凡·埃特维尔（Andries van Eertvelt,1590-1652）根据想象绘制，画的是《圣玛利亚》号在加勒比海岛前泊锚的情况。实际上，该船于当年圣诞夜触礁沉没，哥伦布及上面的船员转移到同行的另外两艘船上才完成了航行任务。
天主教与异域风情
仔细观摩狩野内膳的屏风画，还可以获得许多涉及全球贸易和东西交流的有趣信息。“南蛮船”的桅杆上与桅杆之间的缆绳上，都有水手或比水手级别低的索环工，个个身手不凡，如同杂技演员一般。有些人肤色黝黑或呈深棕色，表明他们可能来自非洲、印度或马来半岛。在风力驱动的帆船航海时代，桅杆上的水手要根据船长或大副的指令升降和调整巨大的风帆，这是一项既艰苦又危险的工作。上面帕蒂尼尔作品中，也可以看到站在满风疾驶的帆顶操作的水手形象。
图20是左屏风左边两折的下部：可以看见一个骑着大象的“南蛮”，被几位深肤色的随从簇拥着。在他前面，几个仆人抬着一台轿椅，上面坐着一位白衣老者，有人认为是丰臣秀吉。其实这一猜测的可能性不大，丰臣出行的仪仗不会如此简朴，也从未用过“蛮种”仆役；如果是日本人而非“南蛮”，可能也就是个奉教的藩主。这一群人正经过一个看似富贵人家的前庭，门前可见男主人与他的儿子，妻子则在内室里面向外张望。
图22 《南蛮人渡来图》右屏（右半部下方）的“南蛮”首领与传教士们图23是此屏右上角的建筑，应该是一座天主教堂，屋脊上可见一个怪异的十字架，形状与著名的奉教大名小西行长家的族徽（图24）颇为相似。教堂内供奉着圣母的画像，教士正为信徒祷告，两名武士分别跪在堂内外，可能在等待受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