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时空」陆海发 邵爱容 价值观维度下新加坡民族共同体构建研究

作者简介

陆海发

云南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民族政治及边疆治理。

邵爱容

云南交通职业学院助教，硕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摘要：新加坡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的东方国家，其民族共同体的构建在建国以后就面临着多元民族文化冲突、国家认同虚化、道德危机、宗教冲突等多重挑战，如何构建一个支撑起民族国家制度的民族共同体，成为新加坡民族国家建设的严峻任务。经过多年的探索，新加坡以政治权威自上而下推动共同价值观的凝练与塑造，把一个长期受殖民统治、拥有复杂族群结构的国民凝聚成为一个具有强烈认同感的民族共同体，它独特的理念和实践，或可以为世界多民族国家民族共同体构建提供借鉴。

关键词：价值观 民族共同体 新加坡

正如著名政治学家米格代尔所言：“对国家而言，仅仅依靠向人民提供服务和分配公共产品，不管是直接通过复杂的官僚系统还是通过间接的庇佑关系网，都不足以成为维持统一的坚实基础，国家维持统一的能力最终要建立在它们与人民的内心联系上……若能在社会上创造一种价值，国家就会被自然化，国家消失或解体的想法则会变得不可想象。”的确，创造一种凝聚共识的价值或者价值观念往往对于一个国家政治共同体的构建和巩固具有深远的影响。

新加坡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和以华人为主的多民族的东方国家，其民族国家的建构始于1965年的独立建国，其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基础交织着移民社会、殖民社会和多元民族社会的特点。新加坡在构建了民族国家这个政治实体后，缺乏一个具有凝聚力的民族共同体来支撑其发展。因此，它建国伊始就面临着如何构建和塑造一个稳定而高度凝聚的民族共同体的历史重任。在不断的探索中，新加坡通过自上而下的价值观建设，使各民族凝聚成为了一个稳固的民族共同体，其独特的理念和实践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

一、价值观问题的凸显与民族共同体构建危机

“如何将多个民族群体整合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并不断加强其民族共同体的内部凝聚力是当今世界上的多民族国家所面对的共同挑战。”新加坡的各民族群体是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而聚合在新加坡民族国家这一政治屋顶下的人群共同体。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同时还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新加坡迫切需要通过构建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来增强人民对国家的认同，维护国家的稳定。然而，地处东西方交通交汇点的新加坡，经历过殖民时期、日治时期、马来亚联邦时期、自治时期和独立时期，其国民本身一直缺乏较长时期的对某个统治政权的认可。而多元民族文化冲突、国家认同虚化、道德标准混乱、多元宗教信仰的疏离等蕴含的价值观问题的凸显对新加坡民族共同体的内部凝聚更是构成了严峻挑战。

（一）多元民族文化的冲突

新加坡因人口少、国家小、人种多，被称为“世界人种博物馆”。据近年来的统计，在新加坡500多万居民中，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是主要的民族群体。其中华人所占比例为75.2%，马来人所占比例为13.6%，印度人所占比例为8.8%，其它欧洲人、日本人、犹太人、菲律宾人、泰国人等少数族群所占比例约为2.4%。这种民族群体结构的多样性导致了民族文化的多元性，这种“多元”不仅表现为文化类型或风格等具体形式的多样性，更表现为文化的实质性内容即价值主体、坐标和取向等的异质性与异向性。

每个民族群体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活风俗，其语言结构也较为复杂。除了汉语、英语、泰米尔语和马来语这四种主要的语言外，还有各民族群体的方言土语等等。这些差异极易使多民族国家中有不同民族文化实体的人们发生冲突。正如亨廷顿所言:“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

新加坡的民族群体多而杂，民族群体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对新加坡构建和凝聚民族共同体造成了挑战。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新加坡的种族、宗教、语言、帮派和文化的构成不仅繁多，而且差异较大。它们分属于不同的宗教系统、不同的语种和不同的文化类型，由此造成的价值观点、政见和利益的分歧也较大，有不易协调的特征”。

实际上，对新加坡来说，多元民族文化主体之间的冲突和碰撞使其成为了一个“极易破裂的社会”。“由新加坡的多元民族文化实体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远比其民族的宗教、文化和语言的差异引发的问题突出，一般表现为经济和政治问题，严重时表现为影响国家的兴衰成败和生死存亡的问题。”如新加坡1964年的马华种族大冲突、1969年的“五·一三”种族暴动事件等，都是由于多元民族文化实体之间的差异而激化的，这些冲突和暴乱严重威胁着新加坡的稳定，给人民心中造成了严重的阴影。

（二）国家认同的虚化

新加坡有着复杂的历史基础，根据史料记载，15世纪初，它成为马六甲帝国的一部分；16世纪，葡萄牙人在这里建立霸权；17世纪又被荷兰控制；19世纪初，英国殖民者莱佛士登陆时，新加坡处于马来天猛公的统治之下，属于马来柔佛王国管辖。到1819年，莱佛士( Stamford Ｒaffles )爵士开埠，1965年新加坡从马来西亚分离出来，自此新加坡共和国成立，真正开启了新加坡民族国家的历史。新加坡在短暂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曾效忠过英王，服从过天皇，遵从过最高元首，但没有长时期的对某一个统治权的认同，这就让生活在新加坡的人们缺乏国家共同体意识。

更为重要的是，新加坡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这个移民国家并没有像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移民国家一样，有着相对较为强势的欧洲价值观的牵引。新加坡在建国初就缺乏一种让国民之间凝聚起来的自然喜好和历史积淀。正如在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时李光耀所说：“我们眼前困难重重，生存机会非常渺茫。”他认为，“新加坡不是个自然形成的国家，而是人为的……我们把它继承过来，却没有腹地，就像心脏少了躯体一样。”

新加坡民族国家的构建不是通过把各民族群体自发凝聚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从而在强烈的民族自觉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政治共同体，而是在先构建了民族国家这一政治实体后，才开启了构建新加坡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过程。新加坡民族国家建立时并没有统一的语言、宗教信仰，且文化传统差异较大，导致了多元民族间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疏离。

由于新加坡这个移民国家缺乏一种主导性价值观的牵引，导致移民们难以形成对这个国家的认同，这些外来的移民很多都是因为经济利益的驱动而生活在这个民族国家体系之中。他们把新加坡当作一个暂居地，渴望在此谋生、赚钱，然后回到家乡发展。他们不关心也不参与政治生活，这就导致新加坡缺乏统一的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造成国家认同感的虚化。

（三）价值观念的复杂

新加坡作为世界上多元文化国家的典范，其民族、宗教信仰、服饰、语言、习俗、礼仪、节庆以及价值观念纷繁复杂。而每一种文化和价值观都有其独特的历史积淀、独特的魅力和存在的合理性，但也同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种多元文化给新加坡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树立了多种价值标准。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面临的价值选择和价值比较十分复杂，没有一个具有文化权威的共同价值观作为价值评判的标准，这必然会导致各民族在价值观上产生冲突和矛盾，在道德选择和道德评价上遇到瓶颈，引发社会生活和社会秩序的混乱，对塑造民族共同体产生消解性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

由于新加坡受到英国殖民统治的影响，加之全球化的进程加快，随着西方科技而带来的西方价值观念和西方文化的渗透使新加坡陷入了传统价值观、婚姻价值观、青少年价值观畸形的危机。据资料显示，新加坡的离婚率由1978年的4.4%上升到1985年的11%，1985年未婚少女堕胎数占合法堕胎总数的5%。1984年因吸服和注射海洛因而被捕的人有2584人，1988年上升到5220人，增幅达到102%。

不仅如此，新加坡还出现了物欲横流、卖淫嫖娼、人际关系冷漠、贪图享受等价值倾向。这些现象和价值倾向使得新加坡不同民族之间缺乏信任感和安全感，各民族间会因价值评判标准不同而产生矛盾与冲突，甚至阻隔了彼此之间的日常交往与交流。同时，严重的道德危机使得新加坡移民国外的人数空前高涨。新加坡在70年代时，每年申请移民外国的家庭只有1000户；到80年代早期，亦不超过2000户，而到1989年则高达7000户。这使得新加坡要构建一个有凝聚力的民族共同体面临严峻挑战。

正如李光耀所说：“如果我们变成讲英语的社会，盲目地模仿美国人和英国人，而本身又缺乏基本价值观念和文化背景，坦白说，我实在不相信这是值得我们塑造的社会和国家，更何况去保护它”。而吴庆瑞则说：“不能把西方的东西拿来翻版，要有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念……西方发生的奇奇怪怪的事情很多，如果我们依样画葫芦，我们也是会学坏的”。一个国家缺乏具有整合性和共享性的价值观或文化纽带，这个国家在构建过程中就不能形成强大的凝聚力。

（四）多元信仰间的疏离

新加坡作为一个宗教信仰多元化特征显著的多民族国家，被称为“世界宗教大观园”。除了有佛教、伊斯兰教、道教、基督教和印度教等主要宗教，还有兴都教、耆那教、锡克教、犹太教、拜火教、天理教、巴亥教以及“儒、佛、道”三教合一和“儒、道、释、耶、回”五教合一的宗教，各类宗教信徒约占全国人口的86%。在地理空间十分有限的国家里，有如此多的宗教信仰，加之宗教信仰与民族身份的某种叠合，极为容易因为宗教信仰的差异而导致宗教冲突，进而扩大为民族间的歧视和矛盾。

新加坡因其多元宗教信仰的存在而发生过多次民族间的暴乱和冲突。在美国“9·11”事件后，由穆斯林中的激进分子组成的团体“伊斯兰祈祷团”在新加坡策划了多起恐怖袭击事件，对新加坡的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对此，新加坡内部安全局采取了“大逮捕行动”。“遭逮捕的祈祷团成员都是穆斯林，这就导致了部分新加坡同胞对穆斯林社群产生误解” 。这样，人们就会用异样的眼光看待穆斯林，认为他们是恐怖分子，穆斯林本身会觉得自己遭到了歧视，民族关系变得非常紧张。

当时吴作栋总理说：“大部分国人是非穆斯林，但如果毫无根据的猜疑影响他们对待伊斯兰教社群的态度，将让穆斯林心怀怨恨，令当中一些人转而对抗这个社会。这会让一部分穆斯林排斥异族、异教的群体，断绝与其他种族间的来往。如果穆斯林允许极端主义蔓延开来，更会加深其他种族的不安。”

除此之外，新加坡在1965年独立后还发生过暴动。1969年5月13日在马尼拉发生的“五一三”种族冲突事件持续了7天，结果造成了4人死亡和80人受伤。暴乱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新加坡多元宗教信仰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导致了各民族之间相互疏离，缺乏相互间的交流与交往，缺乏信任感和安全感。不同民族间宗教信仰的差异和冲突会加大民族间的歧视和矛盾，各民族间会变得越来越没有安全感和越来越倾向于狭隘民族主义，这种对多元宗教缺乏价值包容的观念，不可避免地对构建和凝聚民族共同体产生侵蚀作用，甚至具有一定的裂解效应。

二、价值观的建设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标志，也是一个民族存在和发展的根基，“没有自己的文化，民族的意义也就不存在了”。而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尤其是民族主义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它在本质上更是取决于价值观的状况。为了应对多元文化给新加坡带来的挑战，只有建构一个具有强大适应能力和整合能力的共同价值观，构建一个各民族凝聚的民族共同体，才能巩固新加坡民族国家的制度体系，进而促进国家的稳定、发展和繁荣。

新加坡在以价值观建设促进民族共同体构建方面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它曾试图运用传统的东方价值观，尤其是儒家文化的优秀思想来引导其它文化，倡导弘扬儒家伦理文化来凝聚民心，达成各民族间的文化共识。同时，还大规模开展了“文化再生运动。”尽管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对凝聚文化共识产生了积极作用，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新加坡民族共同体构建问题，各民族间的冲突和矛盾还是频繁发生。直到1988年10月，新加坡副总理吴作栋在演讲中倡议开展国民价值观问题的讨论后，新加坡才开启了以国家意识为实际内容的“新加坡价值观”的历史征程。

通过不断的修改与完善，1991年在国会上通过了各民族和各宗教信仰的人们都能接受的《新加坡价值观白皮书》。新加坡也因此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以国家白皮书的形式提出本国人民价值观的国家。《白皮书》中的核心价值观包括五个方面，即：国家至上，社会为先 ；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社会关怀，尊重个人；协商共识，避免冲突；种族和谐，宗教宽容。

新加坡通过把基于国家意志的价值观内化为价值理念并凝聚成各民族的价值共识，不断运用政策、制度和规章等载体来外化价值观，把其共同价值观贯彻到民族共同体构建的政策实践当中。不仅应对了由于多元文化带来的诸多挑战，还对新加坡民族共同体构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以价值观建设来凝聚价值共识，纾解多元文化主体间的冲突

李光耀曾说：“在新加坡，我们将是一个多元种族国家。这个国家不是一个马来人的国家，不是一个华人的国家，不是一个印度人的国家，我们必须尽力建立一个基于平等原则的、模范的、多元种族的社会。”为了应对多元文化冲突，新加坡曾试图运用传统的东方价值观，尤其是儒家文化的优秀思想来引导其它文化，倡导弘扬儒家伦理文化来凝聚民心，达成各民族间的文化共识。尽管儒家文化对占绝大多数华人的新加坡凝聚文化共识有一定的作用，但其与其他民族间的文化冲突还时常发生。

为此，新加坡在《新加坡价值观白皮书》中倡导“种族和谐”，并提出了“协商共识，避免冲突”的原则，将其贯穿到了各项政策的落实中。新加坡确立了民族政策，强调各族群平等发展，公平竞争，并且尊重差异。为了贯彻落实好民族政策，政府还通过了《多元种族社会议案》，设立“总统咨询委员会”来专门处理伊斯兰教事务。国会中还设有“少数民族权利总统理事会”并实行集选区制度。1997年还规定了每年的7月21日为“种族和谐日”，2002年建立了“种族互信圈”。这些法令和政策极大地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增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价值共识。

另外，在凝聚价值共识的过程中，新加坡把学校作为价值观构建和培育的主渠道，并把道德教育列为学校正式的教学科目。为了加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政府还筹建了混合学校，把新加坡所有的学校进行了调整，按区域划分，让不同民族的学生到同一所学校进行学习，结合本民族语言和英语进行教学，来凝聚学生之间的价值共识。

政府还通过学校的品德教育课和采取多民族杂居政策，鼓励人们交异族朋友，内化新加坡价值观，凝聚文化共识。各民族通过公民咨询委员会、民众联络所等全民性新社团来开展系列活动，促进各民族在生活习俗上相互尊重，鼓励多民族间的交流与通婚，提倡建设和谐的多元种族社会。通过价值观建设和一系列相应的贯彻其体现国家意志的价值观的举措，有效地避免了由于多元民族文化而带来激烈的文化主体间的冲突。

（二）以价值观建设来增进国民的国家意识，增强其国家认同感

国家意识是国民与国家之间的一种精神结合、情感结合，即国民认为自己是国家的一部分。新加坡在20世纪60至70年代，发展进入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新时期。同时，受西方价值观念的影响，新加坡人们的价值观念、道德准则都受到了严峻的威胁和挑战，陷入了无根、无文化归属的境地。国民的国家意识淡薄。为此，新加坡政府发起了一场“文化再生运动”，强调以儒家伦理为核心，倡导亚洲价值观。但这不能够完全整合各民族、各宗教人们对新加坡的国家认同。

有学者就指出：“国家认同感是人们对自己的国家成员身份的认可和接受，说到底就是解决一个‘我是谁’的归属问题。”为了进一步增加新加坡国民的国家意识和国家认同感，在《新加坡价值观白皮书》中首先就提出了“国家至上，社会为先”的价值共识，强调在处理利益问题时，个人利益应该服从于国家和社会的利益。不仅如此，新加坡通过价值观的培育，还大力倡导“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新加坡”的理念，并从多个层面来培植公民的国家意识，增强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感。

政府专门成立了负责制定国家意识形态的“国家意识委员会”，并在国民中开展形式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被称为“运动之国”的新加坡曾发动过66项全国性的运动，现在每年开展的各种教育活动就有20多种。如“国民意识周运动”“国语周运动”“生产力运动”“防止犯罪运动”“忠诚国民意识周”等一系列加强国民意识的运动。

另外，新加坡不仅注重发挥杂志、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的作用，同时注重手机、互联网等新型传播工具的作用，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积极拓展宣传阵地和形式。为了进行新加坡价值观的宣传，政府要求开通7个免付费电视频道，每年播出大约3000个小时的公共服务节目。1996年，新加坡政府实行了国家意识教育计划，以培养国民的国家意识和为国献身精神，要求从小学就开始培养国民的爱国意识，让国民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增强对新加坡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三）以价值观建设来建构价值标准，化解国民的道德危机

“道德作为实践精神是一种价值,是道德主体的需要同满足这种需要的对象之间的价值关系。”道德里蕴含着一定的价值观，价值观又体现着一定的道德要求。因此，价值观的塑造必须辅之以一定的道德教育，以提高国民们的道德素质，为价值观宣传教育工作提供强大的社会舆论支持。为此，新加坡试图以价值观建设来建构一套各民族都能接受的价值标准，从而化解国民的道德危机。

1966-1992年间，新加坡政府高度重视道德教育，教育部拟定了道德教育和社会训诫计划，成立了道德教育研究小组并颁布了《公民与道德教育大纲》，要求每个学校必须进行道德教育并辅助开展“大扫除运动”“保持新加坡清洁卫生运动”“反对乱扔乱抛垃圾运动”“全国礼貌月运动”“家庭周运动”等活动，以倡导新加坡国民从小开始培育讲文明、孝敬父母、热爱家庭、热爱祖国等观念。在新加坡，有数百所小学及152所中学、10所大专院校、2所本科院校，共同组成其完整的教育系统。政府把实施价值观教育作为主渠道，优化课程设置，推行了“由近及远”的同心圆式的教育模式来进行价值观的普及。

同时，政府也采取了许多法律和政策措施，来促进人民对新加坡价值观的遵从。例如：通过立法制定了《父母赡养法》，要求子女必须照顾、赡养老人；通过规章制度规定了抽烟、赌博、偷窃、破坏公物、乱扔垃圾等行为规范的具体要求和惩罚措施。在价值观实践中下，得益于好的政策与措施，加之领导人和国民们的积极践行，使新加坡在独立的50多年间，不仅一跃成为了先进的工业国，还通过塑造价值观创造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双重奇迹，被誉为“东亚现代文明的典范”。各民族之间形成了互助友爱、尊老爱幼、团结一致的良好道德风尚，整个社会兴起了文明之风，有效化解了国民的道德危机。

（四）以价值观建设来促进宗教宽容，拓展信教群众的共同空间

宗教和谐是新加坡民族共同体构建的基础。只有协调好各宗教之间的关系，形成宗教宽容的局面，社会才会安定团结。《新加坡价值观白皮书》中提出了“宗教宽容”，提倡各宗教之间要和谐相处，互相尊重与宽容。同时，新加坡的宪法、诽谤法令、煽动法令和内部安全法令都对宗教和谐做出了明文规定。

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带头推进“宗教宽容”政策。人民行动党创立了宗教委员会，以促进各宗教之间的交流与和谐。宪法规定了“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原则，政府还颁布了《维持宗教和谐白皮书》，为管理宗教提供了准绳。这些举措使宗教多元复杂的新加坡成为了宗教之间和谐共处、互相尊重的国家典范。

新加坡相继成立了宗教和谐总统理事会、新加坡宗教联谊会、全国教会理事会、族群互信圈等组织，这些组织会开展一些各宗教信仰之间的论坛和联谊活动，让各宗教信仰的人们相互了解。通过这些平台提供的交流机会，各宗教的信徒们能够互相包容并和谐相处。在新加坡，出现了清真寺挨着华人寺庙而建，基督教和兴都教建在一起，甚至有华人宗教与兴都教共用一个教堂的现象。足见新加坡价值观建设中配套的宗教政策、法令和社会组织等平台大大促进了宗教之间的宽容，不仅加强了信教群众之间的沟通与互动，还拓展了各信教群体的共同空间，促进了宗教和谐。

三、价值观维度下新加坡民族共同体构建的基本经验

通过培育、建立和以实际政策践行共同价值观，新加坡促进了一个具有凝聚力的民族共同体的塑造、构建。新加坡有许多权威机构的调查结果验证了这一点，如国立研究院在进行调查时，有超过70%的人对新加坡非常有信心，有84%的人因作为新加坡人而骄傲；电视机构和美国盖洛普公司联合进行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对新加坡的未来充满信心的占90%，认为通过塑造价值观后国家更加团结的占66%；南洋大学的问卷调查数据说明，新加坡的移民有90%认为自己是“新加坡人”，有74%的人愿意为新加坡而战并付出生命。

正如阿尔蒙德所说：“政治文化是一个种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政治信仰和感情，它由本种族的历史和当代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进程所促成。”随着时代的变迁，新加坡的共同价值观融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并成为一种具有凝聚力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文化，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与交融，进而凝聚成为新加坡民族共同体，使新加坡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这一实践探索或基本经验对于多民族国家民族共同体构建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值得进行必要的提炼和概括。

（一）要充分认识到价值观建设在民族共同体构建中的意义

有学者指出:“民族国家是加强国家凝聚力、动员和集中社会资源、提高政治和经济效率、整合统一语言基础上的国民文化的最佳手段”。新加坡从建国初就开始强调“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新加坡”的价值理念，在《新加坡价值观白皮书》中也强调“国家至上，社会为先”。新加坡国父李光耀认为，不同种族的华人、马来人、印度人、阿拉伯人、菲律宾人、泰国人、欧亚混种人、犹太人都共同形成一个民族，都是新加坡人。

随着民族国家在全球范围的扩张，在民族国家世界体系所形成的压力和影响下，后起的多民族国家不得不都面临着将国内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长期形成的历史文化群体整合为统一的民族 (nation) ，不断强增国家凝聚力，从而构建起支撑其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民族共同体的艰难任务。而新加坡通过塑造共同价值观，不仅避免了多元民族间的剧烈冲突，增强了各民族的国家认同感，化解了国民的道德危机，还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与交流，形成了各民族团结发展和宗教和谐的良好局面，为新加坡民族共同体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在这个民族国家主导世界政治秩序的时代，多元文化和多民族群体结构形成的挑战已经成为多民族国家民族共同体构建和巩固的共同议题，即使是很早构建起民族国家体系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样也面临着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挑战，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就洞察到美国民族共同体建设面临的危机，并提出要大力捍卫和发扬盎格鲁—新教文化这一根本特性，避免国家出现分化、衰落的危险。而这一思路在新加坡以价值观建设凝聚各民族价值共识的实践中也的确体现了文化尤其是其中所蕴涵的价值观念对民族共同体构建和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

（二）要注重把价值观建设落实到民族共同体构建的政策实践中

如果一个国家只有价值观理念，而没有把价值观转化为现实，那么这个价值观就只是口号，这不仅会阻碍国家的发展进程，甚至会给国家带来毁灭性的灾难。新加坡的价值观是通过生活凝练的“精神种子”，不仅能回归到生活中，而且通过政府、领导人、家庭、学校、新闻媒体、社区等主体的多方合作，从领域、对象来进行“落细落小落实”，才使得新加坡的国民逐步凝聚为一个具有朝气的民族共同体。

“国家建设的核心正是建立和维持一套共同信仰”。这种共同的信仰实质上就是一套共享的价值观念。这种共同的价值观念对于后发的多民族国家尤其是在西方民族国家压力下逐步建立起民族国家形态的多民族国家而言，不仅需要在国家建设过程中逐步探索、提炼，也需要通过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动，从而转化为民众的自觉价值认同。在具体确立价值观认同的实践中，多民族国家不仅需要通过学校、公共媒体等政治社会化媒介的传播、灌输，更需要将这些价值观贯彻落实到具体公共政策实践中，比如住房政策、教育政策、宗教政策等。

正如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所说:“价值观与道德伦理上的变革会推动人们去改变他们的社会安排和体制。”新加坡在以价值观建设促进民族共同体构建的过程中，将价值观精神贯穿到公民教育、媒体管理、社区管理等领域，让新加坡价值观的理念渗透到国民的日常生活中，使国民潜移默化地达成各民族一致的价值共识，进而增进了新加坡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这无疑对多民族国家民族共同体构建、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四、结 语

新加坡以价值观建设来增进各民族的价值共识，并以实际措施深入推动共同价值观的凝练及政策实践，不仅唤起了国民的民族自觉，而且构建并逐步巩固了新加坡民族共同体。尽管多民族国家构建支撑民族国家制度的民族共同体的方式并不存在统一的模式，而且世界各个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规模、民族结构、历史传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但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民族共同体构建及巩固的实际挑战，特别是对于国家规模较大、民族结构多元性、民族文化分殊性特征明显的国家来说，如何构建和建设一个稳定而凝聚的民族共同体始终是民族国家建设中的一项重要使命。而新加坡以价值观建设作为促进民族共同体构建的一种重要机制的实践探索和经验或许可以为我们打开一扇窗户，希望有远见的政治家及政治学者能够透过它看得更远、更辽阔。

【注】文章原载于《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第3期。

责编：李毅婷